生活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他们便在一些世俗的陋习中寻求精神慰藉和寄托，养姨太太，逛窑子，赌博等等，成为他们打发时日的灵丹妙药。也许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觉醒，只是深宅大院掩蔽了他们灵魂深处觉醒的意识，就像井底之蛙只能看见一线天光，除去这狭小的生活圈子和目标而外，他们无法想象，也似乎从未想过，人生应该有另一种活法。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却足以令张爱玲悲悯之中透出一股同情、宽恕和谅解。张爱玲在解构着传统的男性形象，但并不意味着她的鲜明颠覆是彻彻底底的背叛和对立。幼年时毒打她的父亲，还有始乱终弃的丈夫胡兰成，都并没有令她产生过激的行为和举动，没有引发她的事实上的报复。
她是成熟而冷静的，甚至是矜持而老练的。在感情上，她深思熟虑，久久徘徊；在亲情上，她承认，这些男人跟她血脉相通，活在她的体内，会因她的死而再死一次，所以她爱他们。
张爱玲的胞弟追忆姐姐的文字中，吐露出一丝真相：姐姐所描摹的这些男性形象，实在是太真切不过，以至于熟悉张爱玲生活圈子的人，可以毫不费力的道出她笔下的男主人公写的是他们生活中的哪一个人。生活是慵懒而冗杂的，仿似宅邸之中见不到一些活的气息，阴暗潮湿而逼仄冷酷，就像她所描写的男人的脸孔一样冷峻自私，毫无血色。
也许她身边的男性形象大都如此吧。总之，现实生活给予了张爱玲丰沃的创作素材。所以千姿百态的男人形象便如漫画一般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个扭曲变形的灵魂，一副副畸态毕露的躯体。
男人在张爱玲笔下，是腐朽落寞的代名词，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他们已随着过往的那个朝代一起死去，只能用自己对家庭的掌控重做当权者的美梦。他们虐待妻儿，玩弄女性，甚至不惜充当小白脸的角色，而这一切，都是他们眼中的“对的世界”，是他们期望永远随身带着的，是他们费尽心力试图营造的一具虚伪的空壳。
变态的阴暗心理并没有随着时代谢幕，反而与日俱增，吸食大烟而成瘾的一代代遗老遗少们，唯一残存在心中的那一点爱，也被自身的堕落腐败消耗净尽了。由于妻子不爱自己而在她留下的儿子身上泄愤的聂介臣，让儿子裹挟着被自己打得有些聋的耳朵，极尽嘲弄之能事。他贬抑儿子的学业，讽刺他的爱情，最终造就的是一个内心中父亲早已死了的儿子形象。
无独有偶，即使是长兄为父的哥哥们，不也一如聂介臣一般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吗？《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四爷，先是骗走了妹妹白流苏的钱财，又在她无利用价值之后，商量着将其赶出家门。兄长的担当在这里无立锥之居，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的诱惑。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是残缺的，与完美二字不着边际的。那患有骨痨的病体，那英俊健康外表遮掩下的自私的、毫无事业心的，且对家庭幸福视而不见的身躯，无一不是玩弄女性的油滑老手。他们勾引兄长或朋友的妻子，调情逗趣，却不负一点责任。
正义凛然的姿态是由于怕甩不掉而故作高尚的伎俩，一旦家财败尽，便欲骗财骗色，虽不一定得逞，毁掉的却是女人们对男人最后的信任，剥夺的是她们对男人最后的爱和依赖。由于女人深爱着他们，他们便拥有足以湮灭女人对爱的信仰的能力。
躯体的残疾固然丑陋而拖累，精神的残疾又何尝不是如此。欺骗的本质是给人以希望，然后再亲手将其拿回去。男人们家庭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浓墨重彩地渲染着旧时代落寞的影像。这是不透风的四面围墙的阴森古宅，隔绝了与外面世界清鲜气息的互动和融通。
父亲们的形象，在张爱玲笔下也沾满了虚伪自私的血污。由于女儿不能得偿所愿地找到富商和达官显贵做女婿而一病不起，郁郁而终的姚先生；在女儿重病时舍不得给她花钱治病，却在她死后借钱修葺墓碑以达到普告天下的虚荣的郑先生，无不是这类趋炎附势或外强中干的虚伪形象的代表。
这些男人们花女人的钱，为了一点钱不惜父子相怨，手足相残。读者们不知是否有一丝堂皇的惊诧，男人们原本是这样的么？要知道，所向披靡、筚路蓝缕的英雄人物和创业大军，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几个时代凯歌高奏的主旋律。
但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们，都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似曾相识，也许某个读者自己，确有这样的父亲，或这样的丈夫、情人，儿子。他们究竟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的生之幽灵，如幻影一般匍匐在沧浪的人生之路上，陪伴着女人们，令她们谈论一辈子，恨一辈子，爱恨痴缠中似嗔似怨地走完一辈子。
不欲点明谁是罪恶黑手，只一丝怜悯和宽恕便替代和洗去了往日一切的仇怨和纷争。父亲的寂寞，一如父亲当年的虐待一样，令张爱玲历久难忘，欲罢不能。她认为父亲是寂寞的，而寂寞的父亲，或许对自己还有一些眷恋和爱。这些男人们被时代遗弃了，毫无焕发生机的力量和勇气，只能通过对家人的虐待延续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威。他们是没落的贵族，遗少爷一般的鸦片的牺牲品，消耗着自己的时日，苟延着父权制的腐朽观念，却无心也无力挣脱。
腐败衰落中走出来的身影总是显得无比猥琐和踉跄。可是在中西合璧的大染缸里，同样滋生出畸形虚伪的寄生虫。女人是他们的温床、玩物和金矿，除了玩弄、巴结女性而外，婚姻对于张爱玲笔下的诸多男人而言，或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暂时的妥协和逃避，或是为了令女人成为被他们颐指气使的赚钱工具。
女人们是他们脚底下的泥巴，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为他们披上了一副无耻下流的丑陋嘴脸。钱财和享福，成为他们唯一的尺度和追求，什么尊严，什么肉体，他们都可以随意放弃，随意贡献。
一座城的倾覆，可以造就一段无爱的婚姻，却掩不住这婚姻背后的苍白与虚幻；红玫瑰与白玫瑰争辉斗艳，不过是男人股掌之中的“对的世界”的傀儡和花瓶。男人们在张爱玲笔下，或者玩女人、吃软饭；或者即便有钱却仍旧吃喝嫖赌，全无家庭观念；或者表面上虚伪矫情地维持自己好男人的形象，背地里却更加龌龊，更加寡廉鲜耻。
面对这样的男性，女人们又该如何呢？妖艳的红玫瑰，在佟振保的引诱、戏弄和抛弃之下，变成了别人的白玫瑰，别人的贤妻良母；圣洁的白玫瑰，也在丈夫的忽视、冷漠和摧残之下红杏出墙，成为别人的红玫瑰。“对的世界”轰然坍塌，虽然佟振保在一切都经历之后的一个清晨，感到自己又获得了新生，变成了一个好人。可是，只要生活一直延续下去，这个好人梦也许终将仅止于一个梦而已。
面对末世的梦魇，难道这些男人们就不曾有过一些挣扎的冲动和抗争的渴望么？不然。可是，他们依旧逃脱不掉宿命的纠缠而成为时代的祭奠品。他们既不活在过去，也不甘心停留于当下，可是他们向往着的未来，却不知在何方，如此遥不可及，以致如镜花水月般缥缈易逝，杳杳难寻。
这里有被妻子毁掉的罗杰，有被父亲摧垮的聂传庆，也有被挣脱旧式婚姻枷锁的渴望所离弃的夏宗豫。这些人在张爱玲的笔下赫然活起来了。微笑的愫细同样微笑着像毁掉手中的牵牛花一样毁掉了丈夫罗杰；绣在屏风上而没有一丝活气和逃脱资本的鸟儿，正如聂传庆那游移而觅不到归宿的灵魂；电影院里的电影，也分明暗喻着现实的虚幻和苍凉。爱情只不过像昙花一现，终将逃脱不掉曲终人散的宿命。
遗老遗少们是活是死固然无意义了，西洋式的情场浪子们也无所谓生死契阔，可是这些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男人们，一个个也都被现实击碎了梦境，甚至逼上了悬崖。
张爱玲可以说写尽了男性的虚伪、自私、猥琐和无奈，同时也对他们报以深刻的同情和宽容的悲悯。
四重奏——张爱玲生命中的四个重要男性
深宅大院，烟锁重楼，贵为李鸿章长女的李菊藕，自从守着一双儿女寡居以来，就一直把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年幼的儿子张廷重的身上。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本名张志沂，只因旧日里人们常以字代名，故而一直被人们以张廷重相称。母亲李菊藕怪癖好强，看不得亲眷之中，哪家兄弟又“阔了”，于是一心想让儿子张廷重在光宗耀祖的本事上大大进益，所以，儿子背书背不下来，就要挨打受骂。
严厉的家教，使张廷重虽然对经典文献，甚至奏折都能倒背如流，却守着这一脑子无用的陈腐章节，只在铁路局和银行任过两次公职，便退居家中，靠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度日，再不问世事，更别提在时代的浪潮中激流勇进了。
父亲的退却，加之其承袭下来的那一些纨绔子弟的标志性生活习惯，吸鸦片、嫖妓、养姨太太，都在张爱玲幼小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父亲熟读八股，却阻挡不了清朝科举制度的被废弃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依稀斑驳的黑白相片，笼罩在一片旧时的氤氲氛围中，穿戴着清朝遗落下来的看似厚重的马褂的母亲李菊藕，带着年幼时面庞透出几许英俊的张廷重，旁边还站着如玩偶娃娃般的妹妹张茂渊。
男性化的名字赋予了妹妹同未来嫂子黄素琼一样的勇气和反叛意识，这个没落家族的背叛者们，仿佛注定只能由女儿们担当。而张廷重，即充当不了旧习俗的卫道士，也无法迈入新时代的门槛。他如同困兽犹斗一样，虽被囚禁在自我封闭的牢笼里惶惶惑惑过着混沌的日子，却也还坚守着自己顽固的领地不肯罢手。
一朝成年，便失去了年幼时的聪慧模样。中年张廷重，一脸不屑的神情仿佛在嘲笑、鄙夷着时代的变迁铸就的一切风云变幻的图景。他犹如一具“孩尸”般变得僵直了、麻木了，甚至愈发堕落、无耻而无所畏惧了。
他因生活堕落而影响到引荐他的亲戚张志潭的声誉，在后者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后，连那份闲职也保全不得，只能离职带全家从天津搬到上海。在这之前，姨太太曾在吵闹中用痰盂砸破了他的头。他在人生最困顿、最失意，也是最缺少财力的时候，写了一封忏悔信，肯求远在东洋的妻子黄素琼回国。
从张爱玲父亲的生平，人们不难看出张笔下的那些清朝遗老遗少的形象的影子。弟弟张子静曾回忆说，姐姐用文字报复父亲。其实，如果真谈到报复，张爱玲应不仅仅是为了报复父亲而塑造这些人物。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她看到了那惘惘地威胁背后隐藏着的人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和无法战胜的末世的梦魇。她只是在描摹着真实中的幻境，虚浮中的繁华景象而已。
戴着眼镜的胡兰成，国字脸，坚毅的目光中透出深深的俊朗和才智，谁又能将他与“汉奸”二字联系在一起？可是这张脸孔下面裹藏着的灵魂，的确是那样的不明就里，既无爱国之心，又无救国之志，只一味沉溺在春色满园的幻景之中，先是张爱玲，然后是小周、范秀美，无不给人一种始乱终弃的感觉。
读者读着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我身在忘川》，会不自觉地滴下泪来。无数个日夜的缠绵悱恻，换来的只是一场繁华凋落，情缘易老。读者的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刹那，含着自己的体悟，还有他们对情感的一丝回味和眷顾。可是即便《我身在忘川》，也令人不得不怀疑胡兰成攒成此篇的初衷。
张爱玲义气而冷静地处置她与胡兰成之间的情事，选择在胡兰成四处避难的困境之中，屡次接济他；而在他已基本逃离险境，有了较为安稳的工作之后，跟他提出分手，随信还附寄了30万元的稿费。一个相识之时，只有24岁的青葱女郎，守着一个大她14岁的已有妻室的中年男子，还需面对他的一度滥情，面对同小周和秀美争夺丈夫的不公境遇。
有了其他女人，胡兰成便对张爱玲的痴情更加感到理所当然，甚至刻薄地指摘她在生活细节问题上的处理不当。张爱玲在这一幕戏剧中，扮演的是一个隐忍、慈悲、义气而又凄楚的痴女角色。只不过这戚戚然的宿怨没有被她挂在脸上，却轻巧地写入文字之中，可见她对男人的本性是知晓的，但为爱为情而悲悯宽容，是她那老练深沉的个性使然。
胡兰成纯熟唯美的文字掩不住骨子里透出来的虚伪、矫情和薄幸。两个人静守在公寓间里，望着夕阳余晖洒满一室，宛若地板上绽开无数秋日里山坡上星星点点的雏菊。那个时候，张爱玲的心地也许是单纯无瑕的，是沉溺在爱海之中徜徉、翩跹着的。她会用细长而温柔的手臂，搭在胡兰成的肩头，然后静静地依偎在他身旁，以为这就是像日光一样永恒的爱恋。
奈何男人的心中，永远要将情之殇遗留给生命轨迹中已然落幕的女人们。年纪刚刚十七岁的周训德，比张爱玲更加年轻，貌美，想必也会令胡兰成如同初逢张爱玲之时一样，如胶似漆，魂牵梦绕吧？于是爱玲的影子，便被淡化成一缕炊烟，随霞光散尽了，迷失在天边地平线之下，与他的视域再无一些交集。若胡兰成果真爱小周的年轻美貌，那么大他两岁的范秀美，又何以再次同他成婚呢？这个男人，在乱世之中，只能使自己的情路愈加纷乱下去。他是虚伪、羸弱的，同任何男人一样，在风云变幻之下寻找慰藉，弥补内心的极度失意、恐惧和惶惑。
张爱玲远离了这个男人，对他不理不睬，没有继续痴缠在情路之上摇摇欲坠。她不会像旧时的女人一样哭闹、上吊，或者用其他一些方法自寻短见，也没有像她母亲那样毅然决然，离家出走，用勇气和豪气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愈发明朗的女强人形象。
爱玲是隐忍地甚至是坚强地面对着胡兰成给她设下的迷乱棋局。曾经许诺她一世安稳的那个年长的男人，轻描淡写地跟她描述小周，把难题抛给她处置：现实已是如此这般，你或者选择漠然接受，或者你自己看着办吧。
胡兰成怎会不知爱玲对他的感情？正是借着这份情谊，他便使出男人们惯用的伎俩：既成事实，看你能有几分奈何。与秀美的关系亦是如此。爱玲去看他，他与秀美恩爱频现，试图向爱玲说明，这个大我两岁的女人，是如何会关照我的生活，从贤妻的标准来看，我只有依赖着秀美，才能在这风云乱世之中寻到一个安静的归宿。而爱玲，是心高气傲的，是一个生活能力欠缺的惊世才女，又怎能同旧时代的小脚女人去比较贤良淑德？
狡黠的男人用其他女人的青春和贤惠，来比较张爱玲的坚强独立的个性，输赢只消一瞥，便见分晓。男人终究是伪诈的，对待情爱，又何尝不会如此！他们会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寻找不同的优点，然后一览无余地据为己有。一个写尽男人人生百态的女作家，一旦自己陷入同样的境地，除了用冷静的姿态面对一切而外，还能如何？
男人是被她咀嚼了千万遍而烂熟于心的，正因为懂得这些男人的虚伪自私和对情感的捉弄、摆布，她才以近乎旁观者般的冷静、忍耐，萧索地走完了这一段情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