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秀秀姑妈还想活下去。她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还要去探望她一直挂念的几个人。正是她的意志创造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奇迹——她的病情大有好转，已经可以下床走路，眼睛手术也很成功，尽管她只能戴一副黑色墨镜才敢面对阳光。
扎西和达珍从那曲一路磕长头到了拉萨后，每天都去军区总医院陪伴我姑妈。令人不解的是，当我从林芝出差回来，他俩一见我走进病房就慌张离开，连说句话的机会也不给我。最让我感到愤怒的是在第二天，他俩乘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把我姑妈接走了。
我朝平儿大喊大叫，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儿责任心？怎么连个病人都看不住？我就不明白，我们的共和国军队，为什么也会养一些大脑缺氧的蠢货？
平儿从没见过我发脾气，她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红着脸向我解释，我们护士长还拦过他们，可他们说只是去布达拉宫和八廓街转一转，一会儿就回来。
哼，一会儿就回来，人在哪儿呢？
他们是这样说的。再说，你姑妈也没有办出院手续，我们以为……
你们以为。可他们把我姑妈的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难道你们谁也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我们……
没注意到就是失职，没注意到就是……就是无法无天……
对不起，对不起，是失职，是无法无天，行了吧？这样，我想他们可能不会走得太远，我陪你去找找看。
太阳照在布达拉宫金顶的法轮上，反射出的光芒透进我的瞳孔，于是整条街道布满了我姑妈的形象—— 一个个手持转经筒的老年妇女从我眼前走过。她们仿佛也逢上了多事之秋，揣着各自的心事，低头看着路面，沉稳地走路，认真地摇着转经筒，摇着摇着，便摇响了悬在布达拉宫金顶上的细碎的铃声——更多的转经筒旋转着加入进来，从远处，从近处，为那细碎的铃声推波助澜，奏出一部只有像我姑妈那样善良的人才能听懂的交响诗。
可惜人群中并没有我的姑妈，平儿和驾驶员小钟建议我们去八廓街找找看。平儿说，她感觉我姑妈他们应该在八廓街买东西。我心里想，在我心急如焚的情况下，“感觉”是个多么可笑的字眼。为什么我姑妈离开医院时，没有谁“感觉”到她会被“劫持”走呢？如果还有人对此能有所“感觉”，那这个人应该是我。也只能是我。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能做的，只有抱着一线希望往八廓街去。
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藏语之意谓“中间的转经路”，转完一圈为一千八百步，足够转经者们诵念一千八百遍“六字真言”。进入街道的习俗一般是按顺时针方向，但为了找我姑妈，我们一行三人决定从逆时针方向进去，以期能跟我姑妈他们迎面碰上。
迎面而来的是人流——转经的，购物的，搬运货物的，旅游观光的人流。在一座矗立街旁的煨桑塔跟前，几个藏族老人一手摇转经筒，一手数佛珠，朝我们三个正在人流中东张西望的军人点头微笑。我突然意识到什么，不由得停下匆忙的脚步。
是感觉。我有了一种真正可以称得上感觉的感觉。那感觉是明亮的，是由“六字真言”发出的明亮的感觉。我不由自主地顺着煨桑塔冒出的青烟，朝街边的一个旧货摊迈去。
这时候，阳光满抱摊位上的一个瓷盘，令瓷盘闪耀着旋转。我吃惊地看着，看它如何在唯有我能听见的欢呼喝彩声中旋转出一段早已逝去的岁月。
短短的一段岁月。
就因为那段岁月，使我的表妹萨萨记恨了我很久很久。也许直到现在她还在记恨我，也许她会永永远远地记恨我。但她对我的记恨是有道理的，这源自一张彩笔画。画面上有太阳、有云彩、有大海、有小船、有渔竿、有鲨鱼，还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大海航行靠舵手”。
那是我入伍前一天画给萨萨的。这本身不是什么错，而是一桩快乐的事。致命的错误是萨萨把它带到了藏北草原，并把它送给了扎西。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草原响起辽阔的金灿灿的笑——萨萨和扎西揣着那张画，骑着马，去瞧那十几个从北京来搞“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
红卫兵一律穿着绿军装，戴着绿军帽，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这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予“革命”以诗意的标志性装束。他们已经收拾好帐篷里的东西，正准备离开这里，一看见扎西和萨萨骑马过来，立刻迎了上去。
扎西问，你们是来这儿访问的吗？
不是访问，是串联。
什么串联？
就是……就是像当年的红军那样，来这儿播撒革命的火种，懂了吧？
萨萨和扎西疑惑地摇头，问，是从北京带来的火种？能给看看吗？
几个红卫兵哈哈笑着，其中一个从挎包里拿出两本《毛主席语录》，说，你们可真聪明，给，一人一本，这就是火种，播撒给你们了。
一个女红卫兵突然从卡车的驾驶室里跳下来，问扎西和萨萨，小朋友，你们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吗？
扎西回答，当然知道，是首都。
女红卫兵显然不是很满意，说，是首都没错，还有呢？好好想想。
扎西在专心地想着，萨萨的手触到了怀里的一张画，豁然明白了女红卫兵的意思，于是兴奋地高声叫道，知道了，北京是“舵手”住的地方。
立刻，红卫兵们交口称赞萨萨，如此偏远高海拔地方的小女孩，居然也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舵手”。他们还猜起萨萨到底属于哪个民族——汉族？不是很像。藏族？也不大像。团结族（汉藏结合的子女）？很有可能，难怪这么聪明，长得也漂亮……
萨萨幸福着，笑而不语，只从怀里拿出那张画，想给红卫兵们展示。
突然间，那张画像是得到了某种暗示，迅速从萨萨的手里滑落，在一股看不见的气流中朝远处飘浮而去。
那张画，由我画给萨萨的那张画，本应由大自然去收藏，若干年后使它变为只有在阳光的射线下才能看清的尘埃。如此一来，藏北草原就会少一场灾祸——我们要感谢大自然的理由之一，便是我们蓄谋已久或是无意铸成的许多罪孽，往往意外地被大自然轻而易举地给消除掉了。可是，扎西却偏偏在这个时候策马跑去，把那张画捡了回来。
这张画需要仔细研究。必须。
从北京带来火种的那些人面色严峻，他们很快在那张画里发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太阳的光芒为什么是黑色的？轮船为什么会跟鲨鱼一般大小？“舵手”为什么要躲藏在船舱里不敢露面？船上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不是威严的大炮而是原始的渔竿？还有，海水里的那些血是“舵手”的，还是鲨鱼的？还有，画上题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在影射什么？……恶毒呀……
每个人似乎都在那幅画里找出了攻击“舵手”的匕首，并且真实感觉到这匕首已经刺伤了自己的“一颗红心”。
刹那间，“革命的火种”烧成飓风般的火焰，扫荡了整个藏北草原——男男女女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但他们不是来声援红卫兵的，而是来想办法为扎西和萨萨解危救难的。
为了使牧民们尽快觉悟，女红卫兵站到车厢上，一手握着半导体话筒，一手举着那张画，用播音员的嗓音讲解他们从画中所理解到的一个个“恶毒攻击”的罪证。随后，几个红卫兵试图以喊口号的形式来改变一下现场的冷清气氛（那个时代的口号和诗歌都有属于“无产阶级艺术”的铿锵旋律）。
无人响应。
多数人刚才还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认为十多个大孩子不能欺负两个小孩子，并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可是，他们现在有些犹豫了，因为红卫兵喊的口号简直有点儿像符咒，不，这不是口号，是神灵从遥远的北京向这里的所有人发出的严厉警告。
不幸的扎西和萨萨仍然陷在“革命火种”的包围圈中，他俩不得不紧紧拥抱在一起，浑身哆嗦，似乎想把蜷缩在身心的最后一点儿勇气抖动出来——他俩拒不回答任何问题，而红卫兵们追问得最紧的问题就是那张画是何人所画。
这时候，整个草原为几匹马闪开道路——我的姑妈赶来了，德清次珍巫师和她的女儿拉姆赶来了，诺培大叔和他收养的那三个孤儿也赶来了……他们翻身下马，一起上前为扎西和萨萨说情，孩子还小，不懂事，根本不知道一张小画上面也有“文化大革命”的事儿，请多原谅，多多原谅啦……
那么这样——红卫兵提出一个要求，只要说出是谁画的，他们不仅立马给扎西和萨萨让路，还给他俩赠送毛主席像章。
在严肃又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多数人都会丧失自卫能力。他们认为红卫兵提的要求不算太过分，这也是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的一个机会。于是，所有目光都聚在了萨萨一个人的身上，连扎西也看着萨萨——扎西悄声对萨萨说，你跟他们讲，那是我画的，讲了吧，我不怕。
不，我也不怕。
萨萨桀骜不驯的潜质被唤醒了，她坚定地拿袖口抹一把脸上的泪，突然尖叫着“还我的画”便一头扑向女红卫兵——她要拼死夺回那张画，那是她的刚当上小解放军叔叔的小康哥为她画的，画里珍藏了她对小康哥的敬爱之情、思念之情，以及许多说不清的复杂之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她此刻只有一个单纯而明确的信念，夺回那张画便是保护了她心爱的小康哥……
还我的画，还给我，还给我呀——
场面顿时混乱起来。一边，正披着阳光吃草的马惊恐地竖起耳朵，一些老年人揪着衣襟长吁短叹，更多的人则想上去把萨萨跟红卫兵隔开……
住手——
一个浑厚但略为沙哑的声音震碎了紧张的空气——随之，那张画也被撕碎了——碎片在人们的头顶萦绕盘旋一阵，然后向无尽的天空飘飞而去……这可能是佛祖的旨意——如果你们不能接受这张画，那就让辽阔的苍穹收藏吧。也许那里的神灵并不欣赏这张画，只是为了使这个“政治事件”到此为止，以避免一场人为的灾祸。
人们惊愕地看着诺培，看着这个一生只对牦牛才会发脾气的商队领头人，生怕他会向那些本来就怒火中烧的红卫兵火上浇油。却见诺培把扎西和萨萨揽在怀里，脸上挂着呻吟般的笑意向红卫兵解释，这两个孩子是我的，那张画是我的，我的文化不高的，画不好的，没画好的，还要重新再画的……
这一连串的解释中，不乏善良之美的韵味，但它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的。红卫兵从诺培的声音里捕捉到了“做贼心虚”的颤音，并从诺培身着的华丽藏服上来作出判断，此人不像是“贫下中牧”，肯定是属于欺压贫困牧民的那种黑心肠的人。
黑心肠？诺培几乎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了，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呢？他从来不会奴颜婢膝屈从于别人，几十年的驮运生涯将他的性格锤炼得无比刚毅。在一次次艰难险恶的驮运途中，他往往能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做出惊人之举。现在，当他自己的名誉受到莫大损害的时刻，他做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过激举动——“霍”地从腰间抽出一把精致的小藏刀。
“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们像唱一支时代的新歌那样反复喊着“最高指示”。
其实，诺培并非崇尚武力的人，他曾经跟野狼打斗过，跟野猪打斗过，甚至跟狗熊打斗过，却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打斗过。尽管如今的他已年迈体弱，并且患了严重的肺病，但他天生的刚烈性格决不容自己的人格无端受到蹂躏。他的心被极度的愤怒所包围，只见他猛地脱掉藏袍，掀起衬衣，紧握小藏刀对着自己的肚皮，用一种近似呻吟的声音说，孩子们，要不要看看我诺培的心肠？来呀，来看呀，看这心肠是黑的还是红的，你们……看呀，看……
我姑妈冲上前去，死死抓住诺培的手。诺培剧烈咳了几下，竟从嘴里吐出了鲜红的血，但他毫不理会，却微笑着，炽热而亲切地微笑着，身子靠着我姑妈，软软地倒下去了。
阿爸，阿爸啦——
诺培收养的那三个儿子扑在诺培身上，悲恸地呼喊着。有人怒视着红卫兵，并攥起拳头朝他们步步逼近。
不许碰他们，不许……
诺培痛苦地撑起身子，拒绝我姑妈和德清次珍为他擦嘴，想挣扎着站起来阻止愤怒的人群。我姑妈噙着泪朝那些已经吓傻了的红卫兵们喊道，我说孩子们，你们还想怎么样？还不快离开这儿，快走呀，走——
草原被深深的悲痛所占据，就有一支歌从远山的创伤中响起——是雪崩，洒满鲜血的雪崩，犹如神灵的呻吟，伴着诺培嘴里喷涌出的一股股鲜血。
诺培头枕着我姑妈的手臂，合上了眼睛。但他仍在微笑，似乎想要做一次甜蜜的憩息。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歌喉在为他歌唱——不是牧歌，是比牧歌更令人感动的歌——德清次珍的女儿拉姆俯下她悲伤而美丽的面庞，跪倒在地上，嘴唇贴近诺培的耳边，说，诺培大叔，我愿意嫁给您的儿子，我愿意，我愿意……阿爸啦，我的好阿爸啦……
拉姆的声音和着牧人们心跳的节奏，在雪山和草原的永恒中穿过，直达佛祖的慧耳。
秀秀姑妈在跟我讲了这件事之后，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跟踪拉姆一家人命运的念头。
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是什么人，远远地，骑在马背上，打了一个悠长而响亮的呼哨，挽住我后悔不迭的情绪——如果我没有送给萨萨表妹那张画，而是送给她其他的什么礼物；如果我当时主动向红卫兵承认那是我画的画，拉姆姑娘也不会同意嫁给那三兄弟……可是，那时候我在哪儿呢？
越过洒落在藏北草原上的斑斑血迹，我的目光，还有许多许多人的目光，迎迓了一片红彤彤—— 一本本《毛主席语录》，由我们444团一营机炮一连的官兵们拿在手中整齐舞动，向成都火车北站里的每一个过往旅客认真表演。
这是当时在“革命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忠字舞”，它的每一个舞姿似乎都成为荡开命运之帆的一种象征（“走资派”和“保皇派”，以及“黑五类”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资格跳这个舞的）。
我们连驻在火车北站附近的军供站，担负的主要工作有三个—— 一是接待过往的入伍新兵和退伍老兵，二是维持整个车站的治安，三是在车站里的站台上跳“忠字舞”。我不大明白，堂堂的野战部队，为什么不搞正规的军事训练？我们一班的李班长告诉我，在目前的形势下，革命群众最需要的就是精神食粮，而革命群众的需要也正是我们革命战士的需要。
现在需要的，是你们的动作要更加统一协调，还要有那么点儿舞蹈的味道，别硬邦邦地瞎舞一气，让谁看了都难受。来，给同志们介绍一下，这位是……
郭指导员从铁路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来了一位女演员，专门辅导那些舞姿过于僵硬的战士。
我们在军供站的篮球场上排练，跳着跳着，那位女演员朝我莞尔微笑，说这个小解放军同志跳得蛮不错，请我帮着她一起辅导排练。其实我也并不怎么会跳，可能是模仿能力比有些“农村兵”强一点儿吧。我觉着这些既不美也不丑的舞蹈动作不算复杂，跟我们“藏八”每天清早做的军体操差不了多少。比较难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容易把几种“忠字舞”的动作混淆起来——比如，跳“敬爱的毛主席”，就跳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而跳“凡是敌人反对的”，却跳成了“世界是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