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犹如一把时代之火，点燃了1992年新一轮改革的燎原火势，整个民族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活力再度激发。根据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7800亿元，增长444%，1993年又增51%，达到11829亿元。各地招商引资奇热，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超过6000个，占地达15万平方公里。但是，也正是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82%，建材供求矛盾尤为突出，上涨50%以上。1993年，零售物价在小城市上涨13%，大城市高达25%。1994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房地产整体出现过热的苗头，股票市场投机过热，银行放贷大规模膨胀，通货膨胀率一路攀升居高不下。因此，围绕对中国经济形势是否过热的判断，社会各界产生巨大争论。世行的专家到处呼吁中国经济过热，但是认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股市异常活跃，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提升的不同意见也同时存在。于是，围绕实现经济政策，改革派与宏观秩序派再起争端。
改革派认为：应该把海南开放，甚至可以让台湾参与共治；应该利用经济高速发展推动国企改革，加速出售竞争行业的优质国企；应该加速金融改革，加快放开股市；另外，要借助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宽松环境条件，全面解决所有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与此对应，宏观秩序派认为：经济过热是首要大敌，海南房地产投机已不能容忍；开发区占地已危及粮食安全；通货膨胀将造成社会动荡；全社会的集资热潮必定引发骗钱成风，等等。因此，全面紧缩经济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必然选择。这时，我国经济理论界普遍倾向于秩序派，加上国际上的学者和世界银行的专家纷纷助战，宏观紧缩思想渐成主流。1993年到1994年年初，尝试过治理整顿和紧缩经济手段的中国政府，按照自己天然的思维惯性，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紧缩经济的宏观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