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企业咨询经历使我清楚地知道，中国企业界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根基，永远根植于企业的发展，而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发端于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时代，政府权力的作为模式，30年来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状态。
80年代的放权让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企业在短缺经济时期希望放开手脚，企业家对政府的基本态度是：躲行政干预，反政府权威，骂高官腐败。这时的中国企业家，充满摆脱政府行政控制的革命热情，笃信“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理念。由于流通领域倒卖批文的受益者，主要是干部子女和官商机构，企业家阶层与社会民众利益一致，都是反对官商腐败的主导力量。
90年代的经济转轨，是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的转化期。企业在转型经济时期希望把握机会，企业家对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靠政府扶植，抢国家资源，分国有产权。这时的中国企业家，受到各种一夜暴富的刺激，笃信“关系机会，政策机会，股市机会，改制机会”的财富价值。那时，地方政府基本完成了从办企业赢利到办社会收税的角色转换，国退民进的大潮在推进官商一体的发展模式，政企关系处于过渡性的胶着状态。
21世纪的前五年，是政府角色从“发展为上”向“责任为上”的转变期。企业在国际接轨时期希望政府支持，企业家对政府的基本态度是：看政府脸色，怕政策逆行，推国家强硬。这时的中国企业家，已经面对许多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如社会仇富心态、社会责任压力、国际经济秩序、跨国公司打压，等等，他们开始承认政府的重要作用，并越来越多地关注政府的一举一动，希望政府对企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具有更为强硬的支持力度。
2006年以来，企业议论政策优劣和参与政策制定的冲动日益强烈，由此推动我重回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围绕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发议论。2008年4月，我在媒体上发表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现行政策“南辕北辙”，对全球崛起中的中国经济正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的长篇文章，根据我26年来为企业界服务的实践，以及与企业家们多年的交往对话中了解的大量实情，明确提出“目前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存在南辕北辙的方向性错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尽快崛起，我国应该调整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系统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