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因美是一家生产婴幼儿奶粉的企业，由于建立了6000个以上的销售网点，并形成对母婴消费的引导能力，公司开始嫁接多元产品和转型婴幼服务产业。从1996年进军全国市场，2000年初步建立全国营销网络，2001年正式进入中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2004年“贝因美婴童生活馆”全球实验店在杭州开张，2004年收购杭州美丽健乳业后正式跨入液态奶领域，到2005年兼并“中国奶牛之乡”黑龙江安达本地乳品企业，成立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正式将奶粉制造基地设立在北纬45度以上、国际公认的最佳养牛带，2006年成为中国市场断奶期食品市场占有率第一，2007年公司获最佳雇主企业和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称号，贝因美走过了一条稳健而快速发展的道路。
盾安集团是一家制造空调零部件的企业，近年来全面进入职业化管理的转型期，靠一流的职业经理人培育起了十几支核心产业，并推动每支产业独立上市。为了扶植各支产业的发展，企业高管共同发起设立了一支投资基金，对优势企业增资增值。2008年，在我们参加的集团工作会上，盾安集团老板提出要深入研究多元产业群的发展战略，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向1000亿元收入和1000亿元市值的目标挺进。其气魄，比起仅仅几年前我们入浙访问时的企业，竟有几个数量级的飞跃。
绍兴服装产业园是北京大兴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为大兴编制“十一五”规划时，研究过绍兴服装企业群向北京转移的引力和动力。这是一次产地向销地的产业转移。由于北京大红门一带服装批发市场快速发展，出口转内销的绍兴厂家纷纷移入北京，北京的面料市场也开始活跃。由此，吸引了浙商企业的群体入园。与这一销地转移相对应，也有许多企业将外销生产基地转入江西、湖南、安徽，当地政府给出的土地、厂房、税收、银行信贷和劳务管理等方面的优惠非常惊人，酷似20年前地方政府对外商的招商引资，很是耐人寻味。
富阳轮胎是一家制造低档轮胎的企业，处于衰退之初时开始寻找技术创新点，抓住了耐磨强度增加数倍的产品升级机会，引入风险投资再度打开创新过程，吸引其他投资者合作，反映出浙商的创新冲动和探索精神。
温州冠盛是一家制造传动轴的企业，产品100%出口美国。在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涨价的压力下，聚合了十几家出口美国的同类企业，用战略联盟的方式集中80%以上的出口产能，共同收购协同销售，探索中国民营企业的横向联合之路。
三辰公司是一家温州起家的企业，完成原始积累之后，首先投资文化产业，将“蓝猫三千问”的卡通做得家喻户晓，而后转入全国和全球的机会投资，在杭州投资高端房地产，在外投资扎门乌德开发区，在北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园，规模越投越大。从2007年开始，我将浙大的课程聚焦到资本运作与私募基金，看到大批浙商在企业分化的今天，纷纷探索重新定位之路。有的专门研究怎样吸引产业基金投资；有的想退出江湖转化成为单纯的投资人；有人则开始探索转行成为基金管理人，为身边的一批投资人理财投资，寻找投资增值的机会。三辰公司是后者的先行者，目前，公司正在吸引大量闲散资本进入北京，逐渐向文化产业的基金管理人提升。
娃哈哈的品牌渠道扩张，在饮料行业中鹤立鸡群，无人可敌。特别是在饮料食品流通行业分散盲目的结构下，宗庆后建立了一个忠实于娃哈哈品牌的销售网络，在每一次新品上市的推销战中，公司的品牌扩张力与渠道支撑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娃哈哈推上了饮料行业销售第一的醒目地位。
浙商未来
五年来，浙商的战略转型丰富多彩，上述八个案例是其中的典型。但是，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面前，多数浙商还在痛苦的转型努力之中。然而，反思2003年至今的政府政策，会发现许多导向性的偏差，使浙商没能提前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从80年代开始，浙商一直是一个远离政治、远离政府的群体，靠自己的市场能力打拼。但是，从2004年到2008年，宏观调控政策对浙商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在浙商圈中最有共同语言的话题，是对政府政策的评价。
2008年9月，我与品牌中国的秘书长去见娃哈哈的宗庆后，我们的共同话题竟然不是市场，不是管理，不是品牌，也不是人才，而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农民的医疗与养老补贴，哪个更有意义？刺激内需的政策，是以补贴买彩电，还是补贴特殊消费层？房价过高应该以紧缩手段打压存量地产商，还是应该用放量手段扶植增量地产商？制造业内迁政策以地方优惠为主，还是国家补贴专业化内迁园区为主？汇率加速升值与紧缩控制通胀，哪个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更大？等等。整个谈话涉猎面之广让我们自己也十分吃惊。浙商老板们正在被时代熏陶成宏观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浙商未来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关联日趋紧密。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以政府主导、权力主导为特征，各级政府的政策多是自我出发、自说自话，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影响政策的机会可说是少之又少。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下，靠了众多浙商集团性的努力，终于有了一次政府与企业两者高度相合的可喜例外。
我认为，改革以来经历三个时代，政府经济政策也有三种形态。
80年代，政府政策上下脱节，改革之初缺乏经验，中央的改革之策多出于一批知识精英的智囊团，先后推出承包制、放权让利、双轨制、股份制等改革措施，而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热衷于本地区的吸引投资，广东吸引港资，福建青睐台资，着重的是本地经济的增长。
90年代，一边全力推进分税制、银行体制及投资体制等基础性改革，另一边忙着搞国企脱困和城市企业的下岗分流，并针对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推行第一次宏观紧缩；地方政府则在愈演愈烈的地域竞争过程中，忙着陆续出台五花八门 “经济土政策”，大搞国退民进，为搞活经济创造条件。企业在旧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重重阻碍不断破障的过程中，以及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分裂和分离中自求多福、艰难成长。恰恰是国企在竞争性领域无可挽回的衰落，使大量浙商民企趁空而起，作为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浙商们在80年代就已经在温州等地崭露头角，超前性体验实施了90年代的某些政策。
到了21世纪初，中央又在推行紧缩政策，包括收紧货币、收紧土地，针对地方经济打压房地产等有一定负面影响的各种调控，政策与企业之间的分离甚至背离依旧严重，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则倍感压力；但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一起，从中央到地方全力以赴“抗危机、保增长”，浙商群体在政策改变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碰到的复杂的矛盾，通过政策调整有所缓解，这个时期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次中国政策在与国际接轨，第一次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一致，第一次政府政策与企业家需求全面结合，达到较高度的统一。百年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只做配角、只是被动跟适应的状况第一次有了重大改变。
围绕着企业一线需求去推动政府政策的调整，浙商们的做法总结起来有五大要点：
一是在倾斜制造业，要求政府把取消的各种税费减免政策恢复过来方面，浙商们起到了一定作用；二是拉动沿海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大量内地政府欢迎浙商加入，推动了当地就业；三是全面推进产业升级，在技术、品牌上下工夫，在升级过程中政府给予企业很多扶持，浙商们已开始学会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种政策全面考量和研究，并设法获得实际政策倾斜；四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把出口商品大规模打向国际市场的同时，浙商们也在制造业产品类型及销路扩展方面大做文章，越来越多地在境外设立公司，政府也根据企业的要求给予较大的支持，几乎是只要海外建企，就一定会有补贴；五是浙商在此时期大规模转型，从产品制造向产业基金方向提升，地方政府也据此纷纷响应，开始与企业共同创办产业性基金，加速风投等产业投资。企业办产业基金时，也有很多政府直接拿钱投入的例子。
150年来，中国商界一向弱小，不得不甘居附骥之末，社会舆论中素有“软骨”之讥。但改革开放后，企业和企业家已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主体。经济政策的变化不应脱离企业家的行为与作用，不应仅出自智囊精英们的臆想，也不应仅限于政府性的利益争夺，而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发展需求。企业家群体如何在改变和影响政策方面有所作为？他们的真正底蕴和潜质如何能充分发挥？这是时代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望浙商之表现，能为此开个好头。
●22
隆基泰和：企业家与政府扶持力
隆基泰和与魏氏父子
隆基泰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泰和”）是河北保定地区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从一个很小的建筑商起家，以高质量的建筑能力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发现了进入房地产业的快速通道，从最初给别人垫资建设到自己拿地建设，逐渐发展成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区域性房地产公司。
与中国其他的房地产商一样，隆基泰和也在四处寻求机会，通过政府关系拿到增值空间较大的土地。在做好住宅房地产的同时，公司又开始涉足商业房地产，成功地运作了著名的白沟箱包城。这是白沟地区的知名商业房地产品牌。
与此同时，面对大量的区域性商业机会，公司开始多元投资，进入饮料行业、机械行业以及其他很多行业，使公司取得了非常快的发展。
隆基泰和的老板，是魏氏父子和一批各有特色的职业经理人。大魏总作为老板有两大突出品质，一是悟性奇高，二是待人宽厚。此人战略判断力极准，社会关系极广，领导威信极高，员工亲和力极强。我们给公司做战略刚完成诊断，他已从中悟出要点，并将我们正在研究的方案付诸实施了。小魏总刚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充满热情，很有梦想，是那种非常尊重父辈又很想超越父辈的二代老板。两位魏总之下有一批很好的职业经理人，既有元老级的年轻副总裁，也有来自著名国际咨询公司的经理人，还有非常善于学习的总裁助理。在隆基泰和，我们常常感到身处一个人人在思考、人人爱质疑、人人要学习的特殊氛围，企业中民主气氛浓厚，总是感觉到在被客户挑战和超越。
房地产逆势中的难题
2008年年初我们介入时，隆基泰和项目面临三个深层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