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经济脱去政治性的僵化外衣时，股份制的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的股份制与我们现在所见的国际通行的股份制相去甚远。意识形态的禁区之下没有人敢去碰国有制的转变问题，在最初的起步点，多是以员工入股或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互相入股来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资源结构，调整企业的决策机制。这一时期的股份制试点，既有承包制的变种性质，又有企业发债的功能，兼具政府的权力控股和行政配置，不仅呈现出某种暗含特有风险的“双轨特征”，也必然会脱胎为半行政、半企业，半承包、半福利，半债券、半集资的“四不像”。其本质，还是一种企业关系由政治性转化成经济性的过渡尝试，当然也包括政府主管部门与各个企业间关系，由行政化向经济化过渡的试验成分。企业家在其中的腾挪空间也会多方受限，搞得好或搞得不好殊难预料。当中国改革的伟大领导者邓小平将中国第一张股票送给来访的美国贵客时，股份制或股票的巨大魔力在当时还全无踪影，但率先改革为企业家和企业所带来的抢先“第一效应”却往往无比有效。他们借这“第一效应”所获得的改革通行证与资源支配权，对旧体制的突破意义，也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面对如此的改革，面对着冰火两重天的选择，企业家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能不能借此摆脱承包制难以解决的选聘企业家机制的困境，能不能突破承包制不能消除的投资机制软约束和资源配置封闭运营的一系列矛盾等麻烦，都只能由实践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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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乐发行股票： 企业家与率先改革的关系
飞乐股份公司与秦其斌
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成立，主要经营音响设备和电声乐器，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飞乐以“中国第一股”之称闻名于世。1986年9月，在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飞乐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这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为此，上海的“老八股”（最早的八家企业在上海的柜台开始交易）之中，飞乐公司成为象征性的标志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