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巴人的身份揭秘
那天，97岁的白玛活佛坐在小小的佛室里，不少人前来问询一些未知的事情；
见到我，他就说他一直在等我的到来。他把这个夏尔巴集中的村子称作”伊吐鲁“，翻译成汉语就是”梨花盛开的村庄“，立新则是汉名。
“我们是从羌都（昌都）那里来的。我的祖辈谈到自己时常常提到”minia“，说我们是从”minia“来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地方还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是西藏人对党项羌人或西夏人的一个称谓，而且还是对贵族的称呼。我问他对夏尔巴的各种来源听说过哪些？他说：“以前是有别的说法，说夏尔巴是从迦纳（指东边的中国内地）来的，也有人说是从迦嘎（西边的印度）来的，他们还曾经建立过”迦纳贡“（朝代），是个很大很大的国家。羌都那边有个叫格里格里寺的，我在那里学习过，当时有个活佛次登谢布春，他知道的很多。解放前，那边不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印经寺院，是中国的‘shiji’。”“shiji？”我打开地图，指给他看--沿着他当年去昌都的路线，往东，落在德格。白玛活佛的眼睛随之一亮：“是的，就是这儿，汉族人叫德格，那里有好多的寺院，我到那里很多次。”我问：“您知道党项人或西夏人吗？他们与之有什么联系？”白玛活佛回答：“刚才听他（翻译巴桑罗布）说过了，那是个遥远的国家和人，是被蒙古人追杀而灭亡的，我们的祖先也有这种说法。羌都就是我们建立的地方，羌都就是”战斗过的地方“。祖辈们说过，很远的北方内地存有我们许多的习俗，有我们建立过的国家，但具体在哪里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你说的西夏王国吧。”我指着寺院壁画上秃发的党项人头像，问他是否知道这些不同于藏传佛教的形象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图像，我们一直供奉着。”
白玛活佛当年在羌都学完佛法后又回到这里，他学习到了不少先进的理念，自己也做生意挣了些钱，然后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建了一个寺院--伊迦吐鲁寺。这个寺院不太大，但这里有世界上4个最大的转经筒，比拉萨大昭寺的转经筒还要大，里面绘有党项人的秃发形象。白玛活佛虽然97岁了，但身体很好，尤其是听力让人惊奇，翻译巴桑罗布说的话他根本不用听第二遍。最后，他提出为我摸顶，说是代表夏尔巴感谢我，感谢我走了这么远来到这里，说我的心和我的脚步走得一样远。2005年4月，白玛活佛圆寂了，4个月后我才得到消息。对我而言，正是来自他的帮助，揭开夏尔巴的身世之谜，否则夏尔巴的身世可能就会变成死结。我深深地怀念他。
这里与世隔绝，是真正的世外桃源。一株株玫瑰树，几米高的样子；各种美丽的花树，几米的，十几米的，矗立在山坡上，加上山下美丽清澈的曼米其雅河，这是夏尔巴的家园，可能就是党项人的最后归宿之所。
1980年8月至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乃文和张国英在西藏考察了整整一年，弄清了夏尔巴的起源：夏尔巴就是木雅人，是党项羌的一支。蒙古人灭掉西夏后，党项羌中的一支向南迁徙到西康木雅地区；在忽必烈南征大理时，他们又逃离木雅迁往后藏，其中一部分人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囊巴拉山口到达今尼泊尔境内的索卢昆布（又名夏尔昆布）。他们在索卢昆布繁衍，形成了今天的夏尔巴。夏尔巴在这里最终躲避了刀光剑影，也淡忘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
我从西藏归来后向朋友说起夏尔巴，他们都向我追问夏尔巴的语言是不是当初党项人的语言，和最初在大夏河以及析水与支水流域生活时的语言有多少相同或差异？然而，夏尔巴语在我这个外行听来，有许多发音是和西藏语是相似的。在藏区，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文化的差异。文化传统是一个特定的人群经过长期互动而形成的社会规范，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族人的整体价值观念。盛洪先生在《读书》1996年7期发表《为什么要容忍异教徒》一文指出：“如果我们不想用暴力解决‘文明的冲突’，我们就应该放弃一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想法，我们应该探索和建立文明之间交往的公平原则。这一原则，首先要建立在对其他文明或宗教的宽容精神之上。”
至此，如果说如今的夏尔巴就是党项人最后的一支力量，那么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让我描画他们当初的情形--党项人在逃离银川后，基本沿着后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逆方向，从西北到了西南，在今阿坝、甘孜一带做过短时间的停留，在与之同一个祖先的羌族人生活区域内受到礼遇。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逃亡队伍的消耗是当地羌人无法长期承担的，加上蒙古人随后的追击，逃亡队伍内部被迫分化，再次逃亡，他们的足迹遍布滇西北、川西和川西北地区。
他们从南北两线进入西藏，在“羌都”（昌都）会合。这是昌都有大量“minia”的原因，也是夏尔巴对这里推崇的原因。白玛活佛的讲述以及他对“十万经书之院”德格的讲述也证实了这个推断。不久，蒙古人招抚藏族八思巴政权和德格土司，从西从东两面夹击“羌都”，党项人开始在青藏高原上大迁徙。通过江孜白居寺壁画、一路上众多的土碉、萨迦寺壁画以及立新村夏尔巴等线索，夏尔巴和党项人之间的关联图已经建立起来了。
沙姆巴拉，希特勒的最后计划
回来的路上翻越雪山时又遇上了大雪，不得不在一片寒冷中走孤寂的夜路。
凌晨4点，到达定日县城。
这天晚上抵达萨嘎县，我已经近40个小时没有睡眠了。连续的跋涉，加上饮食给养补充不足，觉得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尤其是吃不上蔬菜导致牙齿疏松，一嚼东西就流血。高原上的天晚得很迟，已经晚上9点了，看着远处的灯光，我想着能好好吃上一顿饭有多好。到了县城边防站，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下车时匆忙，我把记者证和边防证都丢下了。这就意味着在马泉河边防站严格的审查制度前，我不能进城。
我只好待在边防站，看着巨大的夜幕落下，我把所带的衣服都穿上了，还是觉得冷。边防站的人还是坚持没有证件就不让我进城。夜幕中，一个人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远处的一条小河流，看着不远处的县城，我满心懊丧。好不容易等到运油的雍强从城里出来。他匆忙地卸完货，又急匆匆地买了几个馒头、一包榨菜和一包腌蒜。到车上我才看清那包榨菜是20世纪出产的。雍强解释说，这里虽然是县城，可比不上内地的一个小集镇，有的东西放几年了也没人买是很正常的。我们边赶路边吃那些我当时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馒头和最好吃的腌蒜。
半夜一点多，我们赶到国道209线（从西藏拉孜到新疆叶城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上一个叫“22道兵站”的地方，这里海拔是4900多米，天上正下着大雪。从萨嘎出来时雍强就说可以到这里美美吃上一顿。一路上，我最大限度地想像这顿饭的可口程度。到那个饭馆，才发现只是个很大很空的房间。老板是四川人，每年夏天来这里开几个月的门，天一冷就关门回乡，所以对这个租用的房间也懒得去收拾。不一会儿，端出来一碗水煮面，里面加了点醋，要价8元。吃完饭，雍强要在车里休息，我只能坐在那个空空的房间里，老板兀自睡去了，那炉本来就不很旺盛的煤火很快熄灭了。就这样，我在寒冷中坐着，我的疲倦达到了极点，但寒冷与缺氧使我不能休息。我就着一根快要燃完的蜡烛记起日记。
蜡烛烧尽，我无法再写，就一个人走出屋子。天气奇冷，远处的喜马拉雅山在一片清冷中默默站着。
我联想到了遥远的德国和西夏神秘的关联：1933年德国人发现西夏王陵并把它写进书里；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殊尔》，陈寅恪见其上有西夏文字，遂作《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陷入困境的希特勒曾下令派人秘密前往西藏寻找一个名为“沙姆巴拉”的地方。
1942年，正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陷入重围、在非洲遭遇溃败之时，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拜见希特勒，递上了一份长达2000页的报告。希姆莱在报告中（其流失的一部分1990年被首次公开）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建议，立即派遣一个由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和学者组成的特工小组前往西藏寻找一个叫“沙姆巴拉洞穴”的神秘地方。希姆莱坚信，如果把世界轴心转到相反的方向就可以使时光倒流，可以让纳粹德国回到不可一世的1939年，可以改正所犯的错误以获取胜利。此前，德国的侦察人员于1938年第一次西藏探险时绘制了地图，标明了沙姆巴拉的方位。
1943年1月，纳粹5人探险小组从柏林出发，前往西藏。来自奥地利的职业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和希姆莱的心腹彼得·奥夫施奈特任领队，他们于年底到达了西藏。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谜。
有历史学家认为，哈勒在西藏最终找到了世界轴心，但他不清楚如何让它反向。根据有关沙姆巴拉的传说，地球轴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根本无法靠近。沙姆巴拉被认为是控制全世界的中心，谁接触过它不仅能成为时间的主人，还将拥有神奇的力量，甚至还有传说称沙姆巴拉的能量可令人长生不死。希姆莱计划在找到世界轴心后，向西藏空投几千名空降兵以组建一支不可战胜的“不死军团”。
据资料记载，哈勒一直滞留在西藏，至1951年才回到了奥地利。他随身带了一大堆的档案，结果被英国人没收。后来哈勒出版了回忆录，名为《西藏七年》。但是当记者获得希姆莱报告的部分内容时，哈勒已经去世，他到死也没有正式承认自己是被希姆莱派往西藏的。英国方面也一直拒绝解密纳粹西藏探险的档案。关于此事，是俄罗斯文史专家格奥尔吉·佐托夫在《论据与事实》上发表《希特勒的西藏计划》一文率先披露的。
在成吉思汗的箭矢下遁形
萨迦是我在西藏所看到的最清洁的县城，小城里的人很安逸，做什么都慢悠悠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西夏帝师的印迹。
萨迦派是出生于日喀则西南仲曲河谷的贡却杰布创立的。他于1073年修建了萨迦寺，广招僧徒，传习佛法。萨迦，翻译成汉语就是“灰土”的意思，据说是萨迦寺一带的土壤呈灰白色，从而得名。黑白二宗确实是对萨迦的最恰当的称呼。和藏区红色寺院不同，整个萨迦寺被刷成灰白色，很凝重，从远处看上去多少令人生畏。寺内藏有元代中央政权给萨迦地方官员的封诰、印玺、冠戴、服饰以及佛像、法器和瓷器等历史文物。有“第二敦煌”美誉的萨迦寺不仅有珍贵的壁画，同时还有用金汁朱砂抄录的《甘珠尔》、《丹珠尔》和贝叶经。萨迦派是西藏密宗中重要的一派，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四川等地都有该派的寺院。萨迦活佛是萨迦派的最高领袖，在西藏的地位很尊贵。解放前，萨迦活佛到了拉萨可以乘坐十二人的大轿。他去布达拉宫，达赖要起座相迎；而见其他人时，达赖是不起座的。
当年，西夏皇室笃信佛教，朝廷中设有国师。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第三祖扎巴坚赞有一个名叫迥巴瓦国师觉本的弟子当了西夏的上师。《安多政教史》中也说塘瓦“还曾是西夏国王的灌顶上师……西夏的第五代国王太和曾迎请噶玛堆松钦巴，但他没有接受邀请，而是派格喜藏波作为代表前去。”噶玛堆松钦巴是噶玛巴派创始人，于1147年在康区类乌齐的噶玛建成噶玛丹萨寺讲学，1187年又在拉萨北堆龙地方建粗怯寺。西夏第五代国王为仁宗仁孝（1140～1193在位），所说“太和”当为夏仁宗。
有西藏人埋怨是西夏人逃亡到这里而将蒙古人的弯刀和战马引进了雪域高原。其实对蒙古人来说，对青藏高原的占据只是个时间问题，西夏人的逃亡只是将这个时间提前了。
1206年，成吉思汗写信给萨迦派寺主萨班，表示自己一向尊崇喇嘛教，愿意皈依佛法，并希望能派喇嘛到蒙古传教。
那封信虽然措词客气，却引起西藏各方势力的强烈震动。萨迦方面深深知道，任何抵抗都有可能使蒙古铁骑潮水般地涌进高原。为此，他们选出的来自山南和拉萨的两名代表前往柴达木去觐见成吉思汗，传达了西藏愿意臣服蒙古之意。成吉思汗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1229年，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将甘肃、青海和原来西夏王国的领地作为封地划给次子阔端。阔端于1239年派大将多达纳波率军从武威进入西藏。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在藏区一路烧杀抢掠，以消灭西夏人为借口随意杀戮不肯顺从他们的西藏人。
后来，多达纳波认为光凭蒙古人的武力很难追杀尽西夏人后裔，他想到了借刀杀敌的招数，于是写信给阔端说：现在的卫藏地区以噶当派的寺院为最多，达垅噶举派的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噶举派的京俄大师最有法力，萨迦派的萨班大师学问最好。
多达纳波向阔端建议，请萨班到凉州和阔端见面，以通过萨迦派进一步控制西藏，借西藏军队灭杀西夏遗民。阔端同意这个一石二鸟的招数，立即发信给萨班，邀请他到凉州会面。如今，从武威坐火车到格尔木再转汽车往萨迦县，以最快速度也需要4天。而在当时，路途又遥远，信息传递缓慢，直到阔端发信后第7年的1246年，萨班才带着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达凉州。不巧的是，阔端已于前一年回蒙古出席推举可汗的大会，直到1247年，阔端才从蒙古回来。这被耽搁的8年，对于逃亡到西藏的西夏遗民来说是难得的，他们乘机进行调整，保存了实力，为最后撤退做好准备。
1251年，萨班去世，八思巴成为萨迦派领袖。这一年，忽必烈着手出征大理。
然而他为什么没有沿着内地大路走，而是选择了人少路艰的川西高原行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一路是西夏遗民的逃亡路线，之所以选择从这里进军也是一箭双雕：既要一统天下，也要实现成吉思汗灭绝西夏党项人的遗誓。忽必烈清楚，这一路是以藏族为主地区，所以必须处理好和藏族的关系，以切断西夏遗民所有可能的后路。显然，他低估了川西、川南对逃亡者有利的复杂高原地形，同时也高估了自身与藏族配合的默契度。进军之前，他约八思巴在六盘山见面，确定了联合阻止西夏遗民进入西藏的基本策略。八思巴向忽必烈保证在这次行动中西藏将全力支持。
1260年，经过9年征战，西夏遗民的势力被压制到了最小。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派遣达门为特使进藏，设立了27个驿站。中央政府每月都能收到关于西藏事务的情报。然而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有关那些逃亡到喜马拉雅山腹地的西夏党项人，历史遗忘了他们，他们也逐渐遗忘了历史。
Epilog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