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定居的农耕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因为经常处于迁徙之中，或由东至西、或由西至东、或由北至南地放牧，其活动空间比农耕民族要宽广得多，故而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多种类的文明。
而且，游牧民族以狩猎为生活内容之一，且经常为争夺水草而互相冲突，对侵略和战争习以为常。好的武器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如同好的农具对于农耕民族的意义，都是维持生计、提升战斗力或生产力的需要。因此，他们往往会在与多种文明的互动中，优先关注并引进对方先进的武器技术。
13世纪的蒙古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丹尼斯·斯诺尔的考证，生活在13世纪初的蒙古人，其武器装备与1世纪时并无太多不同。[1]然而，在走出蒙古大草原、对外发起侵略之后，他们从敌人和被征服者身上吸收了其他军事技术。
比如，在征服北方汉地和高丽之后，蒙古人利用后者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支水军在打败南宋——亚洲海洋大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Denis Sinor，“The Inner Asian Warrior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01，1981.
他们吸收了西亚的重装甲技术，比如链甲、头盔、胸甲和马铠等。正如语言学家所发现的，在蒙古语中，“胸甲”一词的发音（begder），与波斯语中“链甲”一词的发音（bagtar）近似。在征服北高加索一带的阿兰人之后，他们迫使擅长制造胸甲的阿兰人源源不断地提供这种防御装备。
据美国历史学家马丁内兹考证，蒙古大军西征的时候是轻骑兵，但在波斯人的影响下，他们改装成了中型或重型装甲骑兵。这种改变在伊尔汗国尤其明显。他们之所以会作出这些改变，是为了适应地形的需要，是为了对付主要的敌人——马穆鲁克人，同时也是应对国情变化的需要。[1]
蒙古军队在装备上的变化，随后又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于公元1252年出访匈牙利的德意志帝国的特使们，就对加利奇公国大公达尼洛的兵团印象深刻，因为整个团——从人到马——都装备了“鞑靼装甲”。而且，这些“闪闪发光的武器”，是依照蒙古军队的样式打造的。
加利奇公国是斯拉夫人在东欧建立的一个公国，其势力范围涵盖今波兰与乌克兰的部分领土。公元1240年，蒙古大军曾夷平这个国家，达尼洛大公被迫逃入匈牙利避难。有意思的是，1256年，达尼洛正是率领着这支装备“鞑靼装甲”的兵团将蒙古军队驱逐出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加利奇建立起了军事优势。事实上，在四年之后，达尼洛不得不承认蒙古人的统治。[2]
蒙古统治者对军事技术的重视，体现在他们对工匠的态度上。蒙古大军每征服一个地区，都会将制弓手、制箭手、制作箭袋与弓袋的工匠、制造刀剑的铁匠，以
[1]A.P.Martinez，“Some Notes on the Il-Xanid Army”，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6（1986—1988），pp.129—242.
[2]Daniel Romanovich，Encyclopadia Britannica，2007，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及制造其他武器装备的工匠安置在特定的城镇中，直接受到蒙古朝廷的监督。而且，所有工匠都按劳付酬，至少原则上如此。
比如，蒙古帝国消灭金国之后，即在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等地集中安置工匠，命其制造攻打南宋的兵器。在诸多工匠之中，窝阔台大汗最欣赏的就是金国浑源（属山西）人孙威。
依《元史》记载，孙威擅长制作铠甲，曾特意制作蹄筋翎根铠进献窝阔台。为试验这套铠甲的防御功能，窝阔台亲自引弓射它，结果不能射穿，于是，“（太宗）大悦，赐名也可兀兰，佩以金符（相当于千户长），授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诸路工匠都总管……复以锦衣赐威。”[1]
巴格达也是一个例子。公元1258年，在攻陷阿巴斯帝国首都巴格达之后，蒙古人杀了他们的哈里发（即国王）穆斯塔辛，屠杀了数十万无辜的平民，惟独对工匠刀下留情。巴格达市区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蒙古人用来安置伊拉克生产链甲、头盔和其他武器装备的工匠。[2]
但是，工匠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为了使他们尽可能地接近战区，以提高战时的装备效率，蒙古人通常会将工匠们从一个地区送到另一个地区。
根据俄罗斯的编年史，公元1255年时，很多制鞍匠、制弓匠、制作箭袋的工匠，以及各种金属匠，都迅速逃离罗斯国，以免被蒙古官员抓起来。他们的逃跑是经人刻意安排的，因为如果他们落入蒙古人的手中，他们将被迫按照征服者的条件制作武器，而且很可能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毫无疑问，蒙古统治者已经认识到，除了夺取敌人的武器之外，占有并改造敌
[1]《元史》卷二百三，《方技（工艺附）列传》。
[2]Muhammad Rashid al-Feel，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raq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OttomanConquests，Vol.1，Nejef，1965.
人的军事技术，是提升自己战斗力的最佳渠道。这种战略在客观上又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尤其是军事技术的交流。
比如，两种十分重要的进攻性武器，配重抛石机（counterweight trebuchet，即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造的石炮）和火药，就是在蒙古帝国时代，一个从西方传播到中国，一个从中国传播到西方。
不过，不少历史学家和军事史专家认为，西方的配重抛石机也可能起源于中国。
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抛石机已经作为武器出现。比如，在令周桓王姬林（前719—前697年在位）名誉扫地的“繻葛之战”中，郑庄公的军队就使用了这种武器。《左传》有记载：
[五年（公元前707年），]王（指周桓王）夺郑伯（指郑庄公）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郑伯以）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双方）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北），（郑伯）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在范蠡《兵法》中，“旝”指的就是飞石。《墨子》记载道：“方石去地尺，关石于其下，县丝于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未变而石易，收也。”
西方最早记载抛石机的典籍，是拜占庭帝国皇帝莫里斯（539—602年）撰写的《策略》。这本书记载了一种能发射石块的弩炮，这种武器基于一个转柜之上。[1]7世纪时，阿拉伯人也使用了抛石机。与中国古代的抛石机相同，它们都是以人力牵引为动力。据说，为阿拉伯人的抛石机提供牵引动力的人，少则需要50人多则需要250人。
[1]Dennis，George，“Byzantine Heavy Artillery：The Helepolis”，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39），1998.
配重抛石机出现于11至12世纪。以巨石或极沉的金属作为秤锤，以巨石或金属的重量作为发射石炮的动力，它能将100公斤重的石头抛出275米远。这种抛石机还改良了瞄准技术。
根据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尼克达斯的记载，公元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卡就将配重抛石机用于攻打匈牙利的城堡。而据美国历史学家切维登考证，拜占庭在公元1097年围攻尼西亚时已使用这种武器。[1]
切维登认为，配重抛石机的出现，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结果。在13世纪初对圣地耶路撒冷的争夺战中，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广泛地使用了这种武器。
这种武器很快就引起了西征的蒙古人的浓厚兴趣。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大军在攻打布哈拉时，曾遭到对手配重抛石机和燃烧弹的密集反攻。毫无疑问，蒙古大军在攻陷布哈拉或其他配备这种武器的战略城市之后，会缴获不少这种既能攻城又能防御的重型武器。
最令历史学家和军事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蒙古人何时建立起了自己的配重抛石机兵种。
事实上，在公元1219年西征之前，蒙古人已经见识过石炮的威力。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大军入侵西夏时，首次遭到防御工事、城墙、石炮和火药武器的挑战。不过，这种石炮还是原始的牵引抛石机。
不久之后，成吉思汗建立起了自己的石炮军。这支新兵种的首席设计师是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