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每议兴兵，皆不得已，古所谓王师如时雨，盖其义也。今亭障无事，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
——宋太宗赵炅
西征——基督教世界75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以“中国最伟大的时代”点评宋朝，因为它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等方面领先全世界，印刷的书籍、绘画、文官考试制度等即是实证。但他同时又认为，宋朝存在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因为“就在如此兴盛的同时，内亚细亚的外族侵略者，渐渐从军事与行政上控制住中国的政府和人民”。[1]
费正清的观点被记录在《中国新史》一书中。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最权威的汉学家，他的观点代表着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
显而易见的是，费正清的表述是站在宋朝的立场，故而才会有“外族侵略者”的提法，而他所提到的“中国”二字，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似乎专指宋朝政权下的中国，又似乎是泛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后半部分观点容易引起误解。
实际上，“内亚细亚外族侵略者（其中多数后来已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渐渐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现象，并非始自宋朝，如果以不太苛刻的标准来衡量，至少从唐代中期已经开始。而且，在中唐之后，这种趋势因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而加剧，到了公元907年出现第一个高潮：正是在这一年，朱温灭唐称帝，开启了五代十国局面，而契丹人则在北方建立了辽国。
[1]《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1卷第4章，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
经常被人轻视的一个史实是，相对于辽国而言，宋朝只是一个后来者，它建国的时间要晚五十多年。而唐朝留下的不幸遗产，比如疆土四分五裂、战略要地丢失、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强大等等，在给宋朝以建国机会的同时，又使其处于威胁之中。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因为沙陀人石敬瑭将作为中原防御屏障的幽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人，宋朝自建国的第一天起，无时无刻不处于北面辽国的威胁之下。
待党项族逐渐强大并建立西夏之后，宋朝还得应付来自西北面的威胁。而西夏之所以能强大，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控制住了河套地区。这块地区处于东西方贸易要道上，因而极具经济价值；而它的战略价值则在于，它有着宋朝做梦也想拥有的资源：大牧场。唐朝本来拥有这块战略要地，但是，因为战略上的失败，这块地区先后被吐蕃和党项人占领，数百年与汉人政权无缘。
待女真人于12世纪兴起，建立金国并迅速灭辽之后，宋朝北面面临的威胁更为严重。金国并非如一般人想像中那么野蛮、愚昧和落后，实际上，其统治者的学习能力和治国水平相当高超。因此，作为后起之秀的金国，立国仅十年之后就消灭了辽国，隔两年又终结了北宋，掳走北宋徽宗、钦宗二帝，以至于宋廷偏安一隅迁都于临安（今杭州），不得不与金国划淮河而治。
当然，除却这些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宋朝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政策的失败，使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经济与技术实力无法转换成相应的综合国力，这是导致费正清所谓“奇怪的反常的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尽管金国与西夏汉化程度逐渐加深，与南宋在文化上共性不断增多，但是，三国彼此之间的猜疑和成见却并没有减少，以至于虽然蒙古人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它们彼此之间却仍在互相消耗。最终，在13世纪的六七十年时间里，它们被蒙古帝国各个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