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的兵力规模一直是个谜。明代学者宋濂等人在编撰《元史》时，也曾被这个问题深深困扰。[1]原因在于，兵籍被认为是军机重务，汉臣没有机会接触。即便是在枢密院任职的大臣，专门负责兵籍的官员，也只有少数一二人才知道，“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正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谜，它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兴趣。美国历史学家蒂莫·梅曾专门作过考证，但仍然无法得出确切的数字。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人的扩张步伐太快，兵力因征战而频繁增减，同时，人口数量情况——估算兵力的基础——也因为战乱而没作统计。
而且，由于史料过于庞杂，且编著者背景各不相同，对同一史实的记载有时也会有出入。比如，《元史》之《术赤台列传》记载说，“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而据《蒙古秘史》记载：“将所有蒙古人民整编之后，成吉思汗降下圣旨，任命一同参与建立国家的人们，来做按照以千为单位所组成的千户的那颜们……他们成为成吉思汗所指明的蒙古人的九十五个千户的那颜们。”
[1]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今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
尽管《蒙古秘史》更为权威，后人以它的记载为准，但是，这种数据记录上的差异性，无疑会影响后人的判断。不过，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蒙古帝国各个时期的兵力情况，却大致能了解几个关键时期的兵力情况。
如以《蒙古秘史》的记载为准，则在公元1206年，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时候，麾下有95个千户，即兵力大概是9.5万。根据蒂莫·梅的考证，到了13世纪50年代，即蒙哥大汗攻打南宋之时，麾下有90个万户。同期的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各有22个和43个万户。察哈台汗国的兵力不详。
按照蒂莫·梅的说法，并非所有兵力都能投入战斗，万户的实际兵力只能算六成，也就是说，在13世纪50年代，蒙古帝国——不包括察哈台汗国——的实际兵力大概是93万。如果算上察哈台汗国，则肯定超过百万。也就是说，蒙古帝国的兵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至少10倍。[1]
蒙古帝国兵力迅速增长的原因，与其征兵政策有很大关系。蒙古大军在征服一个地区后，往往会做三件事情，其一是屠杀平民，其二是转移工匠，其三是整编被征服的军队。对于前两件事情，后文将会有具体解释。
先解释第三件事情。与兵力之谜一样，在13世纪初，蒙古到底有多少人口，也是困扰学者的一个问题。之所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蒙古并无立国经验，又因统治者忙于征战，故并不经常作人口统计。综合学者们的估计，在公元1206年左右，蒙古人口在70万至250万之间。这个差距极大的数字，无碍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仅仅靠本族人的力量，成吉思汗是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的。
于是，成吉思汗实行了整编敌军的政策。毫无疑问，这是其整编蒙古各部族军队政策的引申。按照《元史》的记载：
[1]Timothy May，The Mongol Art of War，Westholme Publishing，May 31，2007.
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其继得宋兵，号新附军。又有辽东之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1]
不过，辽东、云南、福建等地收编的军队都是“乡兵”，即地方军队，不跟随蒙古统治者“出戍他方”。
“整编敌军”政策的好处在于，它能迅速扩大自己的兵力，能够集合敌军中的人才，能够将敌军的优势化为自己的优势。至于如何集中敌军人才、如何化敌人优势为自己优势，后文将有进一步阐述。总之，这是蒙古帝国兵力呈指数级增长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整编政策也有消极的一面。出于对蒙古人侵犯本国或本民族的敌意，出于对蒙古人屠杀本国或本族人的愤怒，被整编对象的军事态度往往十分消极。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这个政策的消极面是蒙古大军入侵日本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整编敌军的同时，蒙古统治者在其领土范围内，还根据实际的需要，实行着标准不等的征兵政策。
比如，由蒙古草原各部族组成的探马赤军，其征兵制度是，每家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不管多少都征发为兵。比如，在窝阔台当政的第八年，即公元1236年，征发宣德、太原、陕西等五路百姓当兵，每20名成年男子征1名士兵。在忽必烈当政的第十一年，即公元1270年，中原地区每10名成年男子出1名士兵。
在伊尔汗国所在的中东地区，蒙古统治者出台的征兵政策，也是每10名成年男子征兵1名。根据亚美尼亚——伊尔汗国附庸国——编年史记录者格里戈的记载，
[1]《元史》卷九十八，《兵志》。
当地所有15岁到60岁的男子都被要求服兵役。[1]
除了征兵，蒙古统治者还有“征匠政策”。比如，窝阔台于公元1236年颁发的指令中，除了在宣德、太原等五路征兵外，还要“征匠”，除了纺织工匠以及在哈剌和林建造宫殿的工匠外，都要被征用。
按照元朝政府颁布的征兵条例，凡因病死于戍守地的人，100天之后，由其家第二名成年男子当兵；战死的人，免其家兵役一年；极其贫穷的、老无子者，从兵籍上除去他们的名字；家中人口死光了，另用别人补上；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要为原先的主人贴军。
正是在这种征兵制度之下，蒙古帝国得以维持其兵力。
然而，兵力并不等同于战斗力。战斗力，或者说军事效率，还与指挥结构、兵种构成、情报系统、武器装备、作战训练、战略战术、后勤保障有极大关系。后五项留待后文交代，在这里先交代前两项。
蒙古军队的指挥结构，以“十进制”为基础。“万户”之下设“千户”，“千户”之下设“百户”，“百户”之下设“十户”。“万户长”只需对大汗负责，“千户长”只需对“万户长”负责，“百户长”只需对“千户长”负责，“十户长”只需对“百户长”负责。换句话说，每一位指挥官只需指挥10个人，由此极大提高了指挥效率。
这种指挥结构并非蒙古人首创。《尚书·牧誓》有云：“千夫长，百夫长。”可见，早在西周时期就存在这种“军衔”。契丹人和女真人等也采用了这种指挥结构。
成吉思汗正是通过这种制度，将比较大的部族分而化之，打破各部族之间的界限。在这种指挥结构之下，士兵无法对原先部族首领效忠，只能对其所在的“户”效忠，最终表现为只对大汗效忠。
[1]Grigor of Akanc，“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P.Blakeand R.N.Fry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1949.
作为对这种制度的补充，依《元史》载，万户长佩戴金虎符，千户长佩戴金符，“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通过确立世袭制以确保万户、千户们对大汗的忠诚。[1]
同时，为了确保下属对上级的忠诚，成吉思汗还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十户、百户或千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2]
按照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的说法，这种制度在提高指挥效率的同时，还体现了一种“真正平等的精神”，因为无论各级长官的钱财和官爵如何，每个人的劳动都和他人一般多，彼此没有差别。
再交代一下蒙古帝国的兵种。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朝代一样，并非所有蒙古帝国的士兵都会上前线。
按照《元史》的分类标准，蒙古兵可依职能不同而分为兵、宿卫、镇戍、牧马军、屯田军、站赤军、弓手、急递铺兵、鹰房捕猎等九种。实际上，只有兵、宿卫、镇戍算士兵，其余六种不算士兵。
宿卫是“天子之禁兵也”，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其职能包括警戒宫廷重地、外交仪仗、守护皇家府库、押运地方向中央缴纳的物资等，随时听候皇帝诏令，在皇帝出巡之时，作为扈从军护卫。成吉思汗麾下的四大功臣，被称为“四杰”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即掌管宿卫军。
镇戍军的职能是镇守四方。按《元史》的说法，“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成吉思汗定下的制度是：边远的军事、交通要地由宗王们镇守；
[1]《元史》卷九十八，《兵志》。
[2]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
河洛、山东等地处国家的内地中心，由蒙古军、探马赤军各重要军事机构驻守；淮河、江南以南地区，由汉军和新附军戍守。
美国历史学家布伊尔认为，镇戍军对蒙古帝国的扩张十分重要，“镇戍军是一支特别的军队，它由精选的千户组成，他们负责镇守被征服的地区，如有机会，他们会继续征战。[1]“《元史》作者宋濂等人则如此评论说，“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驻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
在诸兵种中，最具蒙古帝国特色的，当属牧马军。这是因为他们兴起于北方草原，以骑马射箭为习俗，并且“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在古代与农耕文明进行对峙的战场之上，马所提供的反应速度，让蒙古人有着决定性的战术优势，比如，他们可以对汉族村落采取“掠了就跑”的战术，他们可以快速地返回草原，躲避不那么迅捷的汉族军队的进攻。蒙古牧马军也设有“千户”、“百户”之职。
至于屯田军，汉、魏以来都有设置，是“养兵息民之要道也”。蒙古大军在征伐之时，每每遇到防守坚固的城池，就一定会实行屯田来与之相持。在征服并接管郡县之后，蒙古统治者会在郡县中设置弓手，其职责是防范盗贼、负责巡逻、抓捕罪犯，当官府有物资过境时，承担接引护送的工作。鹰房捕猎也是具有蒙古特色的兵种，在蒙古语中，他们被称为“昔宝赤”，是为皇帝和宗王豢养鹰隼的人。
至于站赤军和急递铺兵，将在下一章中作具体介绍。
[1]Paul D.Buell，“Kalmyk Tanggaci People：Thoughts on the Mechanics and impact of Mongol Expansion”，Mogolian Studies 6，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