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不久即被拜相，保守的元老旧臣们看得清楚，神宗皇帝这是为王安石搭起台子、插上双翼，任其翱翔。人常常在事后回想起来时，才会悔恨当初怎么那么冲动，头脑那么发热，而彼时彼地，在一股巨大的热浪裹挟下，丝毫不会有察觉，只觉得一切都是必然，一切都非此不可。王安石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绪笼罩下，开始了他的变法革新。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眼见虚空的国库弄些银子，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替皇帝敛钱。后世许多历史学者不加深思地给王安石冠之以强国富民、推动社会进步的冠冕，拿王安石做了孙中山。王安石没有那样的境界，他只是一个封建帝王的臣子，他所想的只是给圣上好好表现一番，通过自己的三拳两脚，让皇帝盆满钵满不愁挥霍，让大宋的日子阔绰起来，进而不再惧怕异族的骚扰欺凌。这就是王安石的全部用意。
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总目标，王安石开始颁布实施他的新法。
首先是政府垄断商业贸易，大量仓储物资，以民间难以竞争的优势来控制商品价格，利润自然都落入朝廷官办的腰包，民间商人纷纷破产缴械。若想继续经营也不是不可以，“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到政府这里来贷款，政府从中当然又收取百分之二十的高额利息。这一条措施的名称叫做“市易法”。
接着是“均输法”，类似于现在的减少物资流通环节的中间加价，基本实现直销。王安石的办法，针对的主要是朝廷所需的物资，不管你是运来还是就地采购，均以最近距离运输费用和最低采购价计算，此一举，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朝廷的成本支出。
王安石变法的重点放在土地的使用及税收政策上。土地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几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特色，王安石施行“方田均税”法，即清查丈量土地，合理确定税额。配套的是“青苗法”，由各级政府负责给农民放贷，“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政府按照市场平均粮价标准作为种子贷款发放给百姓，收二成利息，春天放贷秋后连本带息收回。
“保马法”最能体现王安石的保君侵民目的，也最具创造性。他把军队所需要养的战马，承包摊派给老百姓去喂养，养马的回报是，政府适当减免农户的赋税。仅此一条，就大大地为皇帝节约了军费开支。
从市易、均输、方田均税、青苗到保马之法，简单直观地可以看出，凡赢利赚钱的行业，王安石统归国有、官营垄断，凡需政府掏钱支出的事项，则巧妙地转嫁与民（不仅仅指贫民百姓），此消彼长，国库得以充实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因此，王安石大刀阔斧变法，最初阶段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国力增强、军饷充足，神宗皇帝一下子腰杆挺了起来，接连打了几个打胜仗，收复了河、岷（今甘肃临夏、岷县）等五个州。
局部的或者说暂时的成功，无疑助长了王安石的自负，如果说此前他对反对派势力还多少有一些忌惮的话，这时，反对派一个个在他眼里消失了，不屑一顾不值一提了。
其实，王安石主持的这场变法，自一开始便遭到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宋神宗之所以最后下了决心，也是反复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权衡再三，加之王安石的不断游说，才拍板决定实施的。天子求富心切，最终倒向支持王安石，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王安石是具体的主持执行者，大胆果敢的勇气值得赞许，但完全无视社会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综合体，无视可能出现的诸多不利因素，这就是王安石自身存在的严重不足了。不仅如此，在暂时的胜利面前，王安石个性上的缺陷同时被不知不觉地无限地放大了。——因此我们说，没有必要探讨王安石变法之合不合时宜，历史社会条件具备不具备，成败全在于“人”，均系“人为”，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来的规律所在，人对了，事就对了，人不对，什么事也甭想干成；讲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寻求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和措施没有错，但这个“经”看由什么样的和尚来念。——因为中国是一个两千年来习惯“人治”的群落，中国人不重视“法则”而偏爱“威望”。王安石显然不是最佳人选，上来就不顾一切地横冲直闯，徒有胆量而不讲策略，不讲方式方法。一个人的个性及其处事风格就决定了一场变革的成败，社会问题的解决最忌讳的就是这种孤胆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