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约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全湿透了，赶车的突然停住了车。
我朝窗外张望，想弄清为什么停车。使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佩格蒂突然从一道树篱中奔了出来，爬到车上。她用双手抱住我，使劲把我搂向自己胸口，直压得我鼻子都疼得厉害，不过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的鼻子疼极了。佩格蒂一句话也没有说。她松开一只胳臂，一直伸进衣服口袋，从里面掏出几纸袋点心，塞进我的口袋，又掏出一个钱包，放到我手里，但是她没说一句话。最后又伸出双臂紧紧搂了我一下，便下了车，跑开了。我相信，一直相信，她的长外衣上一定一颗纽扣也不剩了。我从四处滚开的纽扣中拾起一颗，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了很久。
赶车的一直望着我，仿佛是询问我她是否还回来。我摇摇头说，她不会回来了。“那就走吧，嗨！”赶车的对懒马吆喝了一声，马就听命走了起来。
我现在有空闲来看那只钱包了。那是个硬皮钱包，有一个摁扣，里面装有三个光亮的先令，佩格蒂显然用白粉把它们擦过了，为的是让我见了更喜欢。但是那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是用一张纸包在一起的两枚半克朗硬币，纸上有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给大卫，并附爱心。”我又被这感动得受不住了，要求赶车的帮我拿回我的小手帕。可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还是别用它，我想我真的最好还是别用，于是我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停下来不哭了。
我再也不哭了。不过，由于我先前太伤心了，还有余悲，有时禁不住还要剧烈抽泣一通。我们慢吞吞地走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后，我问赶车的，他是否送我走完全程。
“全程到哪儿？”赶车的问道。
“到那儿啊！”我说。
“那儿是哪儿呀？”赶车的问。
“伦敦附近呀。”我说。
“嗨，这匹马，”赶车的抖了抖缰绳，指着那匹马说，“没走上一半路，它就会变得比一摊猪肉还不会动了。”
“那么你只到亚茅斯？”我问道。
“差不多，”赶车的说，“到了亚茅斯，我把你送到公共马车上，公共马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
对这位赶车的来说，他说的话可算是够多了（他的名字叫巴基斯）——如同我在前面一章里所说，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一点也不喜欢多说话——为了对他表示客气，我给了他一块点心。他接过去一口就吞下去了，完全像一头象，他那张大脸也跟象脸一样，吃饼时毫无表情。
“这是她做的？”巴基斯先生问道，他总是无精打采地踩在车踏板上，向前弯着腰，两只胳膊分别放在两只膝盖上。
“你说的是佩格蒂吗，先生？”
“呃！”巴基斯先生说，“是她。”
“是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我们的饭也是她烧的。”
“真的？”巴基斯先生说。
他努起嘴，仿佛要吹口哨的样子，可是他没有吹。他坐在那儿，一直凝视着马耳朵，好像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像这样坐了不少时间，后来才说道：
“没有情人吧，我想？”
“你是说杏仁的吗，巴基斯先生？”因为我以为他想吃点别的，于是点名要杏仁糖，杏仁饼什么的。
“是情人，”巴基斯先生说，“情人！还没有人跟她相好吧？”
“跟佩格蒂。”
“嗯！”他说，“跟她。”
“哦，没有。她从来不曾有过情人。”
“是吗？”巴基斯先生说。
他又努起嘴来，做出要吹口哨的样子，可是又没有吹，还是坐在那儿凝视着马耳朵。
“这么说，”巴基斯先生想了老半天后才说，“所有的苹果饼，所有的饭菜，全是她做的？”
我回答说，事实是这样。
“呃，我有事要对你说，”巴基斯先生说，“你兴许要给她写信吧？”
“我当然要给她写信。”我回答说。
“嗯！”他慢慢地把眼睛转向我，说，“呃！要是你给她写信，大概你不会忘了说，巴基斯愿意。行吗？”
“巴基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了一句，“就这么一句吗？”
“是——的，”他琢磨着说，“是——的。巴基斯愿意。”
“不过，你明天又要去布兰德斯通了，巴基斯先生，”我想到当时我已经离那儿很远，就略微迟疑了一下，说，“你可以亲口跟她讲呀，那不更好吗。”
可是，他摇了摇头，反对我的这一建议，同时非常郑重其事地说：“巴基斯愿意。就是这句话”，以此来重申他先前的要求。这样一来，我也就立即答应代他转达这一口信了。就在那天下午，当我在亚茅斯的旅店里等车时，我要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佩格蒂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我亲爱的佩格蒂，我已平安抵此。巴基斯愿意。问我妈好。你的宝贝启。又，巴基斯先生说，他特别要你知道——巴基斯愿意。”
我们是下午三点从亚茅斯出发的，预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左右到达伦敦。那时正是仲夏季节，傍晚时气候宜人，非常适意。我们从一个村庄经过时，我的脑子里就猜想那些屋子里的情景，里面的人们在做些什么。这时，有几个孩子跟着我们的车子跑，还攀在车后，吊了一小段路，我真想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家里是不是快乐。因此，我的脑子里，除了不断想到我正在去那个地方外——这事想起来让人害怕——我有很多事要想。我记得，有时候我老是想到家里和佩格蒂；而且还胡思乱想、茫无头绪地竭力想回忆起，我在咬谋得斯通先生以前，心情如何，是个怎么样的孩子。可是我想来想去，怎么也不能使自己满意，因为咬他的事，好像是发生在十分遥远的古代似的。
夜里已不像傍晚时那么舒适，因为天气变冷了。为了防止我从马车上跌下去，我被安排在两位先生中间（在那位脸面粗糙的先生和另一位先生之间）。他们都睡着了，把我完全夹住，挤得我几乎被他们闷死。
后来，太阳终于出来了。这时同车的人好像睡得舒服些了。整夜工夫，他们没命地喘气、打鼾，几乎像活不下去的样子，可怕得让人无法想象。太阳升得越高，他们也睡得越没有那么沉了，于是，一个个渐渐地都醒了。可是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推说自己根本没有睡着，谁要是说他睡了，他就非常生气，加以否认。我记得，这事使我感到十分诧异。直到今天，我仍对此同样觉得大惑不解，因为根据我不断的观察，发现在人类的所有弱点中，最大的弱点是普遍不肯承认在公共马车里睡过觉（我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当我远远地望见伦敦时，觉得这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我也相信，我所喜爱的那些所有角色，都会接二连三不断地在那儿演出他们的种种冒险奇遇。我脑子里不知怎么还迷迷糊糊地断定，伦敦比起世界上任何城市来，有更多的奇迹，更多的罪恶。凡此种种，我就不必在这儿多加叙说了。我们渐渐地驶近伦敦，按时抵达我们预定的目的地白教堂区的这家旅店。我记不清它叫蓝牛还是蓝猪了，不过我记得它叫蓝什么的，公共马车的后背就绘有它的图像。
管车人下车时，目光正好落在我的身上，于是便对着账房门口大声问道：
“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小孩的吗？他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名字叫谋得斯通。有人来接没有？”
没有人回答。
“请你再用科波菲尔的名字问问看，先生。”我无可奈何地站在车上朝下面望着说。
“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小孩的吗？他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名字叫谋得斯通，不过他自己说叫科波菲尔。有人来接没有？”管车人大声问道，“喂！有人来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