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份我的生日到来之前，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我在这儿全都略过不提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斯蒂福思比先前更让人钦佩羡慕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最迟在这一学期的末尾，就要离开学校。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加潇洒不羁，因而也就比以前更让人喜欢了。可是除此之外，我已什么都不记得。当时留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它似乎把所有较小的回忆全都给吞没，独自留存下来了。
就连从我回校到我生日隔了有整整两个月这一点，也难以叫我相信。我只能认为事实是这样，因为我知道事实一定是这样，要不我就会认为它们之间没有间隔，我的生日是紧跟着我返校的日期了。
那一天的事，我记得真是太清楚了。我现在还能嗅到迷漫在四周的雾气，还能看到雾气中那朦胧的白霜，还能觉出那蒙霜的湿漉漉的头发散落在脸颊上。我看着教室中昏暗的景象，一支支噼啪作响的蜡烛，照亮着多雾的早晨。同学们一个个往手上呵气，往地上跺脚；他们呼出的热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像烟似的缭绕。
那是在早饭以后，我们已被从运动场召进教室，夏普先生进来叫道：
“大卫·科波菲尔，到小客厅去。”
我心里想，一定是佩格蒂给我捎来一篮东西了，所以听到这叫喊声我高兴极了。当我匆匆忙忙从座位上走出时，周围的一些同学都要求我分东西时别忘了他们。
“别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别急。”
他说话时那种充满感情的口气，要是我想一想，一定会感到吃惊，可是当时我没有去想。我急忙来到小客厅，只见克里克尔先生正坐在那儿吃早饭，面前放着手杖和报纸；克里克尔太太手中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但是没有篮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领到一张沙发跟前，在我旁边坐下后对我说，“我特意把你叫来，是要跟你谈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我当时然朝克里克尔先生看了看，可他只是摇着头，没有朝我看；他本来还想要叹气的，却让一大片涂了奶油的面包给噎住了。
“你还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世事变化无常，”克里克尔太太说，“什么叫人有旦夕祸福。可是这种事，我们都得经历的，大卫。我们当中，有的人年轻时就经历了，有的人到老了才经历到，还有的人一辈子老是经历这种事。”
我一直盯住她看着。
“你在假期结束离家回校时，”克里克尔太太停了一会儿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吗？”接着又停了一会儿，“你妈妈好吗？”
听了这话，不知为什么我全身都颤抖起来，只是依旧盯住她看着，不想回答。
“因为，”她说，“说起来很难过，我得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厉害。”
一片迷雾突然在我和克里克尔太太之间升起，她的身影似乎在雾中摇晃了一会儿。接着我觉得烫人的热泪流淌到我的脸上，她的身影也静止了下来。
“她病得很危险。”她补充说。
现在我全明白了。
“她死了。”
用不着这样告诉我了。我伤心地痛哭起来，觉出我已成了这个大千世界上的一个孤儿了。
克里克尔太太待我非常仁慈。她留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还让我独自一人待着。我一直哭着，哭累了就睡着了，睡醒了又哭。当我再也哭不出来时，我就开始思索起来。当时我感到，我胸口的压力已沉重到极点，我的悲伤是一种使人木然、无法解脱的痛苦。
可是我的思绪非常散乱，并没有专注在重压我心头的巨大不幸上，而是在它的附近徘徊。我想到我们家门窗紧闭、一片静悄悄。我想到那个小婴儿，听克里克尔太太说，他已经病了一些时候，非常瘦弱，他们认为，他也活不了啦。我想到我家附近教堂墓地中我父亲的坟墓，想到我母亲也要躺到我很熟悉的那棵树的下面。在留下我独自一人时，我站到一张椅子上，照了镜子，看看我的眼睛有多红，我的脸有多悲痛。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心里想，我的眼泪现在是不是真的流不出来了？要是果真那样，那我快到家时——因为我要回去参加葬礼——我得想到什么丧亲之痛，才能使我感到最伤心呢。我还清楚地意识到，在其他学生的心目中，我有了一种尊严的气派，由于我的不幸，我成了一个显要人物了。
要是说有哪个孩子曾真正感受过丧亲之痛，那就是我了。但是我却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同学都在教室里上课，只有我独自一人在运动场上散步，我为自己变得这般显要感到很得意。他们去上课时，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从窗子里朝我看，我感到与众不同，便摆出更加悲伤的样子，走得也更慢了。下课以后，他们都出来跟我交谈，我觉得自己挺好，对谁也没有摆架子，对待他们完全跟从前一样。
我要在第二天晚上动身回家，不过坐的不是驿车，而是笨重的叫作“农夫号”的夜行马车，这种车主要是给乡下人做短途旅行搭乘的。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故事，特雷德尔硬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不知道他认为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原本就有一个枕头。不过这可怜的人能出借的只有这件东西，除此之外，就是那张画满骷髅的信纸了。我们分别的时候，他把那张信纸给了我，作为对我悲哀的一种慰藉，帮助我的心灵得到安宁。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萨伦学校。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一离开，就永远不回来了。车走得很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九十点钟，我们才到达亚茅斯。我朝窗外张望，想寻找巴基斯，可是他不在。我只看到一个胖胖的矮老头，他外表欢快，走起路来直喘气，身上穿一套黑衣服，短裤的膝盖处镶有小束褪色的缎带，脚上穿的是黑袜子，头戴一顶宽边礼帽。他喘着气走到车窗跟前，问道：
“是科波菲尔少爷吧？”
“是的，先生。”
“请你跟我来，少爷，”他说着打开了车门，“由我送你回家，好吗？”
我把手放到他的手里，一面心里嘀咕，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们来到一条狭窄街道上的一家店铺跟前，店门上写着“欧默：零售布匹、服装、零星服饰用品，兼营服装加工、丧葬用品等”。这间铺子很小，屋子里很闷，店堂里满是做好的和没有做好的衣服，还有一个橱窗，里面摆满男式礼帽和女帽。我们走进店堂后面的一间小客厅。我看到有三个年轻女人正在干活，她们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些黑色布料，地上满是剪下来的布屑。屋子里有一只烧得很旺的火炉，还有一股暖烘烘的黑纱发出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息。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气息，不过现在我知道了。
那三个年轻女人，看上去非常勤快，干活显得很轻松。她们只是抬起头来朝我看了一眼，接着便又低头干活了。一针，一针，一针，飞快地缝着。同时，从窗外院子那边的一个工场里，传来一种有规律的锤子钉东西的声音：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没有任何变化。
“你一生下来，我就认识你了，”欧默先生说，“也可以说在那以前。在认识你以前，我就认识你父亲了。他身长五英尺九英寸，他埋的那块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
“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声音从院子那边传来。
“他埋的那块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虽说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欧默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这要么是你父亲的遗嘱，要么是你父亲的安排，我记不清了。”
“你知道我的小弟弟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道。
欧默先生摇了摇头。
“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
“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了。”他说。
“啊，可怜的小宝宝！他也死了吗？”
“你无能为力的事，就别操心啦！”欧默先生说，“是的，那娃娃也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