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沈从文从图书馆赶回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对看门的老人笑笑，老人也对他笑笑。俩人客气地笑过之后，老人进屋去了，沈从文匆匆地走过那屋檐下拴着的骆驼身边，又走过那张灯光斜照着不知被什么人撕去了一半儿的海报，回到屋里，望着床的另一头——往日满叔远睡的那一头，心里感到堵得慌，他真想哭几声。
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差太远，特别是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在当地人看来，他们似乎都有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所作出的一些决定，有时会非常地荒诞。
在满叔远看来根本就是生活在梦境里的沈从文，实际上已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自己要做些什么。从眼前的生活需要来考虑，他认为还是有些可以去做又可以使他得以苟活的事情，譬如摆个地摊或者去车站帮人拎东西等去赚钱的事。可他就是不想去做这些事，而且想起要做这些事就十分害怕。
天啊！我怎么能这么活下去呢？
满叔远的离开使沈从文在这个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失去了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这虽使他常常感到焦虑，却也逼着他更加认真地思考工作的问题并作出决定。
白日里在图书馆中，他仿佛寻觅到了生命中的一桌盛宴，书本成了他的美味佳肴，精神上的滋养，常常会大大地减轻甚至使他暂时地忘却窘迫之况。他神游书中，与许许多多的人物对话交流，体味他们的艰辛与欢乐，感到自己是这么的充实这么的强大。可是，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那七八平方米的黑屋子时，一切都变了样。饥饿像魔鬼似的缠着他，生存的焦灼使他感到思想的空虚和生命的脆弱。
我怎么就这么无用，比不上这里两百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他们，至少都能凭了自己的工作生存下去！可是我，不能去读书，这里也不可能有人让我来替他做文书之类的工作。我该做些什么？我喜欢做什么呢？
有一天早上醒来，在精神最饱满，头脑最清醒的时候，他终于为自己将要做什么来谋生下了个决定。
“写作！这辈子我就写作！”他大声地喊出来，甚至流出了兴奋的泪水。
从沈从文当时的情况看，这似乎荒诞得离谱，但如果细细地想一想，还是有可能的：一是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二是他一直对生活充满感情并颇有悟性，三是他喜欢写作。
人们选择职业，大多是为了生活，但若能把兴趣放进去考虑，甚至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往往更能获得人生事业的成功。因为任何可以称之为“事业”的东西，要走到成功里去，就必定要有相当的坚持，而兴趣无疑是坚持的最好动力。
我们谁都不可能十分准确地知道沈从文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写作为他的工作和事业，但有一点却可以想得到：从古到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其实不就只有这么两条路——要么做官，要么著书立说。
只可惜，沈从文学历太低，当时似乎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称谓，可读了不少旧书新书的他，却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知识分子，至少可以说，他有着知识分子的情怀，要做一个知识分子。
然而，还有一个是沈从文写作路上的阻碍：他没有生活来源。人的渴望一旦遇到不可逾越的阻碍，困惑就来了，而在眼下，对沈从文来说，他面临一种最根本的困惑就是：肚子一直在咕咕地叫着，并且越来越难受。他听着这奇怪的声音，张目四望，屋子里根本没什么能够吃下去的东西，以至于连老鼠早都不愿待在这儿了。
“应该是没办法了。”他自言自语，“既然如此，就躺下睡罢。睡着了，咕咕声就听不见了，说不定还能吃上山珍海味呢。”
沈从文这么想着，于是躺下。
一个人，不可能对什么都积极，一般结果往往都是这样：你对某方面积极一些，这方面的成功就会多一些。
在吃的问题上，沈从文太过消极，他很快进入梦乡，却并没有吃上什么山珍海味，反而是走上茫茫无际的荒原。寒风飕飕地刮着，他冻得瑟瑟抖抖，那不争气的咕咕声却还在耳旁烦着，竟然比寒风的呼叫声还大。
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很少没有经过困境的，当我们走出困境时常常会问：唉，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沈从文这回确实是山穷水尽了，他醒来时已经大天亮，却根本不想起床，这是他到北京来后第一次这么浪费时间。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任何食物了，他已经没有精力去与书中的人物进行对话交流了。无可奈何中，沈从文决定去找一找大舅黄镜铭。
沈从文与民国的首任总理熊希龄，有着千丝万缕的沾亲带故关系。沈从文的嫡亲姨父熊捷三是熊希龄的亲七弟；沈从文的大姐夫田真逸是熊希龄的亲外甥；而熊希龄四弟熊焘龄的夫人、湘西镇守使田应诏胞妹田应弼差点嫁给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沈从文的亲弟弟沈岳荃娶的则是田应诏的女儿，而沈从文自己也差点成了熊捷三的女婿。
一直以来，沈从文同熊希龄一家就十分融洽。1920年，沈从文在芷江做收税员时，就是住在芷江的熊公馆里，他“还在那个院子中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清寂和芳馥，并且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书籍中还有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且引诱了我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后来才听黄大舅说，这些印谱都是游击参将熊老一辈的遗物”。
当时，随着晚清的衰亡，一棵有着二百年历史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其他的树争相成长，要做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大王，整个社会一下子就陷入动乱和军事角逐之中，处在一种重建中央集团国家的时候。
就在一年前（1923年6月），曹锟把黎元洪逼下总统宝座取而代之，自己做了一年零四个月总统后，被冯玉祥给囚禁起来。而在此之前，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起，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短短的十二年中，一个国家的总统位置，像赌场中的庄家一样，走马灯似的更换，由此起彼伏势力强大起来的军阀政客们轮流坐庄。
如今，最早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已经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委任后起之秀蒋介石做校长来创办黄埔军校，而1912年袁大总统时代的民国总理熊希龄，早已泯灭了继续“革命”的雄心，正在香山办慈幼院，一心只想让1917年9月顺直省区大水灾幸存的千余没人认领的二百多儿童中也能有个居所并受到教育。他把慈幼院基本建设的诸多事情，托付给既是老乡又沾亲带故的沈从文的大舅黄镜铭来办理。
对乡下人来说，北京大得实在有点过分，香山就在北京西北郊，可竟然就有四十里路程，与凤凰镇竿城到满叔远的乡下高枧一般距离。沈从文从小就喜欢走路，往日到高枧去看满叔远，也总是一抬腿就上路，只不过每一次抬腿前肚里多少还是有些货的。这回有点不一样，肠子真是全贴在背上了，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这双腿也就跟着变得软弱起来。
好在北京是大都市，有许多文明的玩意儿，要去香山，交通车、驴子有得是。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先进的玩意儿总得花钱才可以享受到。一个穷困的乡下人无论在什么文明地方，口袋里空着也是无法享受到城里文明的。沈从文不得不继续保留乡下的野蛮，挣扎着，靠着双脚去一步步量地。
大都市就是大都市，闲人有钱人都太多，腊月才刚开头，北京人就开始过春节。腊八这天，家里寺里都熬起腊八粥，说是要给祖先给神的，所以特别讲究，用了各种的米、豆，还有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等等干果，远远地便让人闻到了香味，饱了的人闻着不过抽抽鼻子夸一声好，已经饿得肠子都贴背了的沈从文，闻着真正是难受。
也就从腊八这天起，街两旁的店铺里开始加紧地上年货，把原本鲜活的一条条生命，什么鸡、鸭、鱼、猪、牛、羊，全都宰了，熏了，腌了，总之是使尽各样的残忍手段，把这些尸身统统都弄得黄澄澄油闪闪，让人看了就想吃，特别是沈从文这样的饿汉，真恨不得去吞了那只硕大的猪腿。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沈从文只有双手勒紧裤腰带，埋下头匆匆赶路。刚走不远偏又迎面撞上个吆喝卖小吃的人，沈从文在那人的骂声中飞快地投去一瞥，竟看到一篓的美食，有蜜饯掺和成的花生、胶枣、棒子、栗子等各式干果。
“有钱天天年，无钱年年空”，他突然想到父亲出事后母亲给他说过的这句话，再不去理会那卖干果人的骂声，仍埋了头匆匆赶路。
年轻的生命总是能创造奇迹，何况还有活下去的强烈愿望支撑。沈从文终于用双脚量完了从酉西会馆到香山慈幼院的路程，而且是来来回回丈量了两次。
香山确实很美，可惜大舅到长沙办货去了，还要两三天才能回来。
人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你眼看已经快受不了时，偏偏还会再遇到些雪上加霜的事情。奇怪的是，往往到了这种时候，身居万物之灵的人反倒会完全地冷静下来，很快又有了新的应对办法。
沈从文回到酉西会馆时已经半夜过了，这一回他竟然没有沉沉睡去，只是似睡似醒地熬着，饥饿已经绞杀了他的睡意，而新办法要实施也让他强迫自己不能进入梦乡。天一亮，他赶去拦截了正要去学校的黄村生，很快就把自己的处境跟他一五一十地说了。
“我这里还有四块银元，你拿两块去。”
“不用，有一块就行了。”
沈从文接过银元，第三天又去了一次香山，可还是没遇上大舅，只听说他在长沙的事办妥以后，顺道回湘西去了，怕是要十天半月才能回来。
人生有时候就会这么倒霉，不幸的事情这时会像骤雨一样，接连不断地敲打在你身上。
一个银元又能活得了几天呢？再怎么节约，要活到大舅从湘西回来，恐怕也有些难。好在沈从文不去想这些，有了一个银元，他竟然又优哉游哉地去了图书馆。
靠近年边的日子过得似乎格外地快，有钱人家的小孩忙乱起来，大人也紧张起来，都在预备过年时人神要吃的、使的、喝的好东西；过了腊月二十三，大家就更忙了，新年眨眼就到，除夕就在眼前，必须把春联贴好，屋里屋外大清扫一次，还要把鸭、鸡、鱼、肉，还有蔬菜年糕什么的都一一预备充足，至少得够吃用一个星期，因为到时许多店铺要关门五天。
讲究是钱烧出来的，过年的这些讲究，对于太过穷困的人来说不但不受约束，看着还有些着急，有些烦心：“怎么就兴过什么年呢！”
因为春节就在眼前，图书馆也关了门，这是让沈从文最不满也最烦心的地方。“如果能让我做主，我一定下令取消春节！”沈从文望着茫茫的寒天，甚至还激动地挥了挥拳头。
对于世上的事情，能做主的人，要么有权，要么有钱，至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的不满，谁也不会当回事。幸好，沈从文手上有一本借来的似乎永远也看不完的《圣经》，他呐喊过后很快在《圣经》里觅到了乐趣，又把时光有滋有味地打发下去。
不尽如人意的是：那一块银元换成的一百个铜子，终于是一个两个地用光了。怎么活下去的无奈，又迫在眉睫。
好在，命运之神非常眷顾，当沈从文被它掐得快咽气时，突然就松开了手，还把一朵好运的祥云放在沈从文脚下，送他飞到天上去。
沈从文饥肠辘辘地靠在床头，眼看怎么也很难熬过1924年这个春节时，竟听到看门老人在唤他，声音中还透着高兴，沈从文一下子就听出有好事情。他一个鲤鱼打挺下床把门打开，老人塞给他的一张三十元银票和一封信。
“是军长的信！”
沈从文看着信封上那熟悉的狂草时高兴得叫了起来。
在沈从文与陈渠珍告别时，军长曾允诺，待他考入大学，一定会给他一些资助。结果沈从文没有考上大学，也不好意思向军长诉苦，加上路途遥远，收到军长给的那十八元后就再没有联系。这一回，陈渠珍在信中告诉沈从文，他不幸陷入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只寄上三十大洋，今后怕是再也帮不上忙，让沈从文好自为之。
“我会的，只是请军长多多保重。”沈从文在心里说。
几分钟之后，沈从文在会馆食堂里买了五个烧饼。当他觉着饱了后，才发现食堂里还有卤猪头肉。如果有半斤猪头肉，再加上两个烧饼，看门的老人家一定吃得非常过瘾。平时他没少照顾我，这回该让他过一次瘾。
沈从文这么想着，要了半斤猪头肉和两个烧饼，匆匆地走到那看门的老人跟前，微笑着把肉和烧饼也一同递给他。
“我不要！过日子一点都不知道节俭。”
老人生气地用手推开，气呼呼地大声吼。沈从文也急了，嘟哝着说：“我又不吃肉，只是给您买这么点。”
老人的心一动，脸色平和下来，一把夺过肉，指着沈从文的鼻子说：“就这一回，下次若再这样，我死活也不会吃了。你这会儿还没个稳妥的生活来源，得点钱一定要万分地节俭。”
沈从文连连点头，与老人告别，走出会馆。衣袋里还藏有两个银元，他是特意留下要去请表弟黄村生美美地撮一顿的。
“他读书蛮清苦，却还常照顾我。我是应该万分地节俭，但受人恩惠也必定是要报答的，何况我还是他大表哥，早就该请他一顿了。”
这么想着，沈从文才突然感到今天的太阳特别暖和，他孩子般欢天喜地起来，踏了满地的阳光，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黄村生正好从教室里出来，见了沈从文，有些吃惊地问：“表哥，你来啦！”
“我来啦，你还没吃午饭吧？”
“没有，我们一起去吃吧，就到我们的学生食堂，今天是春节，有许多好吃的。”
“好的，不过你得答应我，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沈从文爽快地说。
来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在表弟面前露出豪放的样子。
见到黄村生困惑的目光，沈从文笑了，拉他一把说：“走吧，饭桌上我再慢慢跟你说。”
在餐桌边坐下来后，黄村生思索着问沈从文说：“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
“我还是只清楚第一步，先做一个独立人；第二步打算，还没能想清楚。”
“你现在很自由，已经是个独立人了，应该想想清楚第二步。”
沈从文摇摇头：“我说的独立可能跟你想的有些不太一样，我要的独立，主要是指这儿。”
沈从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一个人，若是头脑不独立，怎么自由也没意思，所以我只想读书，因为我相信只有读书头脑才会独立。可惜，我这辈子没有到学校去读书的命；不过，我感觉自己读也是一样的。”
沈从文对读书的渴望，让黄村生感动，他思考着，很快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个既不是学生却又能到学校听老师讲课的办法。
1911年后，中国政府长期软弱无能，却从另一方面为中国的教育革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一群享有声誉的学者阶层、热情的爱国者，他们有幸率先创立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校，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蔡元培。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便制定了教育的新策和法规，在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特别申明：“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中国，1912～1916年，民国教育部属下唯一的国立大学就只有北京大学，这所诞生于1898年改良运动的大学，开始称为京师大学，“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物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
这是一所在辛亥革命前评价很低的大学，从1912年后虽然有所改观，但在以后五年中，伴随着国家政治环境的动荡，学潮迭起，校长更换频繁，发展也不是很快。
1916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归国，这位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从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派，以后数度赴法国和德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他学贯中西，有崇高的爱国图强理想，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认为正是这种教育培养出现代爱国精神的小学教师，又正是这些小学教师教育出具有爱国精神的学生，最后才得以赢了普法战争。
蔡元培归国后于1917年1月正式就职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他努力提高教员的质量，聘请教师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只要求他有学术能力；对待学生，蔡元培则激励他们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要求学生应“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除了这些重大的可以记入中国教育史册的改革，蔡元培还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把学校的大门敞开，无论是谁，只要有求学的愿望，都可以来北京大学旁听。
沈从文听到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情，不由得心花怒放，眼前一片光明，完全就跟接到了北大的入学通知书一样。
北京，真不愧是北京！什么样的好事随时都可以出现！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可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可沈从文的脸上，却洋溢着春天的欢笑。
严冬到了，明天不就是春天吗？
看见沈从文如同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的小孩般灿烂地笑着，黄村生又提出了新问题：“北大离酉西太远，去听课怕是很难。”
“我可以每天早一点起来，就当练习长跑。”
“这样会消耗你的精力，浪费时间。”
“北大附近，有便宜的房子出租吗？”
“当然有，便宜的学生公寓到处都是。要不北大那么多学生住哪里，况且还有比正式生多出不止一倍的旁听生，他们都是住在北大附近的公寓里。”
“北京就是北京，上天对我实在是太眷顾了！”沈从文的心欢快地歌唱着，催着黄村生帮忙找房子。
1924年2月6日，春节炸过的鞭炮硝烟还正浓着，按旧俗正处于不宜移居的日子，渴望听老师讲课的沈从文管不了这许多，满怀着春天的希望，兴冲冲地搬进了银闸胡同里的一个小公寓中，开始了一边旁听一边写作的虽贫困却惬意的崭新生活。
雏鹰望着湛蓝的天穹，一心就想展翅高飞，去到那可以自由展翅的蓝天上，可他的翅膀根本就没有长硬，能飞得上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