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扭曲了正常的激励机制。根据德国联邦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如果将餐饮业就业者每个月的最低收入与社会救济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子女，前者比后者多收入276马克；如果有一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41马克；如果有两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573马克。高社会保障水平甚至造成了社会救济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现象，抑制了工作热情和创业精神，直接导致了社会激励机制的紊乱。例如，按1996年7月1日的情况，三个子女的家庭月领取2346马克的生活救济金，作为5口之家他们还可以领取940马克的住房补贴，共计3286马克的净收入，大大超过一般人的工资收入。
第三，社会保障机构日益庞大、管理成本增加。
随着保障项目的增加，各国政府建立起了日益庞大的管理机构，雇用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这不仅导致了管理费用的增加，而且产生了官僚主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据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1995年仅社会保障税的无谓损失就达约680亿美元。
这些最终造成了社会保障程度较高国家普遍遇到了困难。主要问题，一是财政负担过重，政府债台高筑；二是经济效率低下，包括国民经济停滞（高福利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宏观经济效率，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和社会保障管理成本上升（社会保障机构的日益膨胀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效率下降，从而对社会保障资源的利用效率产生消极影响）。
二、美国政府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经历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惨痛历史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也是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70多年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已建立起了从出生到死亡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福利制度在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美国尤其如此。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风险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过快造成。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社会保障是美国花销最大的政府计划，2002年社会保障养老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而在2030年它所吸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望达到6.5%以上。尽管美国的职业年金相当发达，但由于目前社会保障项目越来越多，社会保障支付标准越来越高，享受社会保障权益的人越来越多，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加。联邦政府每年支出的4美元中大约有1美元是用在提供社会保障养老金上。
二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险体系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出生人数高达7900万。目前他们是美国收入最高、也是对社会保险体系贡献最大的群体。再过几年他们将开始大量退休，届时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将迅速减少而支出将大幅增加。根据目前的估计，2018年美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将大于收入，2042年这一基金将彻底用光。另据不同预测，今后75年里美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大约在3.7万亿至10万亿美元之间。
三是医疗保险支出的迅速增长给美国政府造成压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若不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至2035年，全美卫生保健方面的花销可能达到GDP的30%，杰里米·D·罗斯在《一项实行负担得起普通医疗保健的进步计划》中提出：“医疗保健费用自1981年以来以通货膨胀率的两倍上升，已成为联邦政府、大多数州政府、许多企业和数百万美国家庭增长得最快的主要开支。”
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就相继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探索。如1991年，克林顿以实施全民保险作为诺言而当选总统，随后就开始设计和起草医疗制度改革议案。这一改革议案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实施有管理的竞争。改革方案的基本目标是在确保美国医疗质量且具有可选择性特点的同时，实施国民全体保险和抑制医疗费的上涨。结合美国国内面临的各方面的情况，走上了改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漫漫长路。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临社会保障的严峻形势特别是社会保障资金难以为继的趋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无所作为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运筹阶段。2001年12月，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总统委员会报告》，这一报告认为，建立个人账户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在这种选择方案下，用于为社会保障收益提供资金的10个百分点的工薪税将被分割开来。雇主支付的部分，即相当于应税工薪5%的部分，将分配到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专门为所有退休者提供固定的有保证的收益，数额大约为贫困线水平的2/3（约每月400美元）。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计划，基本思路是让一部分社保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流通从而实现增值，同时降低个人同比例的社保福利所得。
到2009年，美国医疗年花费高达2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17%，而且逐年在增加，超过了教育和国防的支出。2008年奥巴马上台，医保改革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次大规模干预行动，增加政府在医疗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目前尚无医保、占美国人口总数15%～20%的约4
600万人提供公共医保，从而达到全民覆盖的目的。其医保法案确定了“目标管理”原则，在医保覆盖率及资金投入上设立了目标值，计划在10年内耗资8710亿美元，把94%的美国人纳入医保覆盖范围。
三、日本政府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日本的社会保障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此后，由于经济增长减速、人口高龄化等原因，使得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经济增长减速削弱了社会保障的基础。持续的经济低迷，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放慢，增长规模缩小甚至出现了财政危机，导致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足；此外经济增长减速又使得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率上升，因而加重社会保障的负担。
其次，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保障的负担。根据联合国的规定，老年人口系数达到7%的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日本于1970年首次突破7%的比率、达到7.1%。此后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越来越快。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难以维持较高的水平，社会性保障基金人不敷出的现象日益严重。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需要。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和政策只是局限于救贫和扶贫，这种单纯的救贫和扶贫式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多样化的需求。人们迫切要求社会保障制度超越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能够尊重个性，尊重个人的自我选择权和自我决定权。同时，现行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使得福利项目和福利
，设施的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积极性，造成了经营者的惰性和消极被动，牺牲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效率和质量。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巾所存在的问题突出，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央社会福利审议会、社会福利结构改革分会向厚生省社会援助局于1998年提出《有关社会福利基础结构变革》的报告，拉开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的序幕。
第一，追求社会保障新概念。社会福利基础结构的改革强调追求新的社会福利理念。指出今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要着眼于帮助个人自立和“尊重个人需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要真正保证人人享有尊严，人人都能够享受正常的社会生活。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提供社会福利的组织和团体与享受社会福利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应确立为“对等关系”。而且社会福利组织和团体要以需求者为本位，树立“福利文化”的新概念。同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要满足国民的多样化需求，要让更多的组织和团体进入社会福利的服务领域，使得人们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第二，实现社会福利保障的产业化。以前，日本的社会福利设施经营所采取的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国家福利型经营方式。“看护保险制度”推行以后，国家财政的大部分养老福利补贴将由发放给福利设施的法入团体，转为发放给投保的个人，这就势必会形成由个人用保险金买福利的格局，从而老人社会福利逐渐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护理保险的实行和志愿者活动的有偿化、法人化也都是旨在灵活地利用市场机制在福利领域中的调节作用，实现社会保障的产业化。
第三，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的服务效率。日本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的服务效率。首先，鼓励国民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也鼓励民间团体参与竞争。其次，利用市场机制，使得经营者和利用者能够实现双向自由选择，费用负担与利用项目挂钩。同时，扩大经营者自由经营的权限，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减少利用者的浪费现象。最后，设置“社会福利情报管理中心”，为国民提供福利保障的政策信息和利用信息，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评估。同时，引进“福利经纪人”制度，提供社会福利事业的相关咨询，依法对福利服务者和利用者进行协调，从而提高社会福利的服务效率。
四、巴西政府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尽管巴西以其60%以上的高社保覆盖率以及层次鲜明的社保制度而着称，逐年扩大的社保赤字导致的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所引发的财政风险，也在悄然影响着巴西社保制度以及经济的发展。
巴西的高社保覆盖率主要是由其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决定的。巴西联邦共和国2010年人口1.
91亿，其中城市人口占76%，人均寿命66岁，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世界前列。巴西的社会保障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即巴西人所谓的经济保障三脚架：个人积累、公司或企业补助性的保障、政府方面的社会保障。而对其扩大社保赤字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国家公务员的退休保障与失业保险。
巴西国家公务员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巴西法律规定，每个公务员每月应交纳其工资的8%、9%或12%作为社会福利税，之后即可按年龄、工龄（30年）或按开始支付社会福利税的年限而退休。公务员享受的优惠待遇有：每工作5年可休假3个月，如不休则可折算6个月工龄；计算工龄不是从进入公务员队伍算起（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特别是有些职员37岁就可以退休了）；公务员享受退休金没有限制，并在办理退休时可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上涨20%，且不再交纳8%～12%的福利税。另外，巴西法律对退休人员再次就业没有限制，他们或原职返聘，拿双份工资，或另谋职业，退休后在新的部门工作满7年，又可以享受另一份退休金。
1986年12月，巴西政府颁布的<失业保险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享受失业保险的条件：属非自愿失业，失业前6个月一直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失业前2年至少有几个月在工作，失业后一周可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底金为112美元）；（2）失业救济的计算与标准：失业前工资水平为现行最低工资3倍以下的，可领取相当于原工资80%的失业金；失业前工资水平为现行最低工资标准3～5倍者，可领取相当于原工资63%的失业保险金，支付时间为4～18个月；（3）资金来源：由社会统一计划——公务员财产形成计划基金支出，其管理则以公务员财产形成计划基金为主体，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并由工人、雇主和政府三方组成的审议会对基金进行管理。
以上两种社会保障形态，导致了政府社会保障开支的逐年累积式扩大，由巴西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引入了公务员参保缴费机制，发源于政府公共部门的保险计划便是巴西政府社会保障收支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障赤字的增长，继而引发了财政赤字的扩大。2008年巴西GDP达到2.9万亿雷亚尔（1美元约合2.3雷亚尔），而其社会保障支出的GDP比例约为11.
7%，而赤字额占GDP的比例却高达5.3%，如此巨大的亏损额使得财政难以负担，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压力，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巴西人口老龄化加速。1992年，巴西60岁以上人口为7.9%，而在2007年已占国民人口总数的10.6%。而9岁以下儿童，在1992年的比例曾为22.1%，而2007年则下降为15.9%。如此趋势，势必给社保体系造成沉重的支出压力继而产生一系列的拒缴逃缴保费的现象。
为了解决上述因素所产生的社会保障风险，巴西政府进行以下两个方面改革。1.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巴西政府改进了公务员与私营企业保障进度。由于国家大量补贴退休金的再分配机制，显然存在其不合理之处，因此，巴西政府面对此种情况逐步下放了权利给各社会福利机构，把社会救济的政策重点放在保护低收入阶层特别是老人、儿童和残疾人上，维护家庭的核心地位，并注意调动联邦各州、市政府的积极性。为改革私营养老金计划，增强私营养老金基金管理人的自律监督意识，提高养老金的灵活性，巴西政府放宽了开放式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银行的业务范围，并允许其进行其他养老金计划的经营行为。2.缩小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保覆盖率。为扩大社保覆盖率，巴西政府主要是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保体系的改革，真正做到将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大量自谋职业者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纳入社保体系。并对公务员的退休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意在精简政府机构人员，解决由于公务人员过多所导致的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
中国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评估及其化解
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不同于一般经济风险，它具有显性化特征，处理不好会直接造成社会动荡，只有认识到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才能采取措施规避社会保障风险，把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解决在萌芽状态。
一、中国社会保障性财政风险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