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性财政风险及其度量
现代金融业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现代服务业，而且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旦出现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都会予以救助，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财政救助。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也在迅速加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相关程度要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何防止金融风险的财政化。对于防范财政风险意义重大。
财政负责政府资金的筹集与运用，银行则负责信贷资金的存人与投放。双方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杠杆。当银行受体制、经营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效益下降，形成不良资产而引发金融风险时，它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转嫁给财政引发财政危机。反之，当财政出现收支矛盾激化而形成风险时，它也必将波及银行系统引发金融危机。
一、金融性财政风险的要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稳定自然关系到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市场经济是高度货币化的经济，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带来了经济金融化。这是因为：（1）货币已成为决定交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流动手段的货币体系一旦出现问题，必然阻碍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延续，从而造成在高度社会分工下的生产与交换的分离，使得商品无法实现其交换价值；（2）作为财产贮藏的重要媒介，一旦货币的价值出现剧烈的波动，影响到财产价值的度量，必然通过以抵押为基础的银行信贷活动出现断裂，使得现代经济无法获得银行资金的支持，使得现代经济成为无源之水；（3）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已经成为千家万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保障，一旦货币体系由于剧烈的变化而丧失交换生活必需品的基本功能，那么在现代纸币条件下，必然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甚至回到过去以物易物的前现代经济，那样将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甚至动乱，引发最为严重的公共风险。
二、金融性财政风险的度量
在金融风险的评估方面，关于金融稳定性的衡量已有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比如美联储的CAMELS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审慎指标体系”。客观地讲，无论是指标的采用还是数据获取上，对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状况进行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并进行国别之间的横向比较，委实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盛行的有关评估指标，未必适合中国的经济金融实际，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度报告）认为，“某些宏观审慎指标是否有意义因国家的不同而异，切不可机械地套用指标”。由此也不难理解，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2003年底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评级为何引起一片哗然。就计量数据而言，官方宣布的不良资产比率等重要指标似乎一直令人怀疑，银行以及证券公司经营状况的透明度更是很差。在这样的数据环境下，单纯的计量模型和数量分析似乎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准确结论，所以关于中国金融风险问题的判断大多来自综合分析和直观感觉。（李海平、廖文龙：《中国金融风险的度量及化解》，《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1期。）
三、金融性财政风险的预警
近10年来，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甚至经济先发国家屡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给本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还传染至其他国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影响力，引起国际金融界的混乱和恐慌，促使学术界和实业界对这些金融危机事件的成因、影响及政策含义的深思，以及对金融危机事件的规律、防范预警以及金融安全等诸方面的研究。
金融风险的预警模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KLR模型，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信号显示四个方面组成，首先建立一套检测预警指标体系，然后确立预警界限值，并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灯号表示风险状态，如绿灯表示安全，黄灯表示基本安全，蓝灯表示风险，红灯表示危机。还有一种是DCSD模型，来自检测KLR模型和其他模型在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样本外表现的一个项目，根据离散阈值检验解释预测变量的有效性。它的预测水平和危机的定义与KLR模型一致，但在预测危机的概率时运用了多变量的Probit回归，并做了一个简单的假设，即危机发生的概率随预测变量的相对变化线性增加。这种方法主要采用了五个变量：真实变量与趋势的偏差、活期存款与GDP的比率、出口增长、储备增长、M2/储备的水平。
四、金融性财政风险的化解
在具体的环境中，行为主体对风险的认识与把握却有可能是迥然不同的。风险只能分散和转移，永远不可能消失。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风险累积、转嫁、扩散的结果，其本质是各类交易关系的破灭。防范金融危机必须从交易主体行为人手，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防止风险的累积、转嫁和扩散。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塑微观经济主体
经济运行中所有主体的收益最终来自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出了问题，资金的“空转”最终将导致金融风险。企业是资金的使用者，储蓄者的利息所得以及银行的利差收入，最终来自于企业的息前利润。如果企业借人贷款而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则将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原有的金融交易关系被破坏，风险和损失将首先由银行承担。不良资产累积多了，超出银行的资本规模时，则风险和损失进一步向储蓄者转移，就有可能引发挤提危机。当前，国有企业是消耗资金的“大户”，因此，国有企业尽快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的根本。如果国有企业的资金运动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则银行的资产状况以及持续经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观。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看，企业对融人资金的不当使用，有可能引发金融泡沫。
（二）建立现代金融体系，规范金融机构行为
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双向的，无论是银行还是证券公司，都是金融交易的桥梁，同时也是风险的集散中心。只要规范了金融机构的行为，自然会有效影响储蓄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所以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被认为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纵观中国10年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非市场化非理性的行为，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金融运行的潜在风险。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操纵股票价格等屡禁不止。只有在明晰的产权和科学内控的基础上规范金融机构的各类行为，政府的金融监管才能是有效的，才能有效控制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避免整个体系风险的累积、转嫁和扩散，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三）引导资产选择行为，强化加强风险意识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无论是政府、银行、证券公司还是企业，没有一类主体将储蓄者视作与其平等交易的主体。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比如，上市公司可以无视“股民”的存在，证券公司可以挪用客户的保证金，银行可以在利用储蓄者的资金赚钱的同时抱怨加重了成本负担，政府可以将储蓄者的利益放在银行利差和企业利润之后考虑。所有的主体唯独忘记了一点：当前中国金融风险的源头不是资金的来源，而是资金的运用。储蓄存款是当前金融资产的主体，其任何较大的变动都将改变金融风险结构。监管者的职责在于有效引导储蓄者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其风险意识。
（四）努力提高政府调控和监管水平
历史一再证明，不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扭曲经济金融关系，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起因各不相同，但最终酿成损失巨大的危机，无不与行为不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其背景都是宏观经济金融状况的恶化。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化的、间接调控为主的调控体系，但由于经济主体行为的不完全、不稳定，调控方式以及调控工具的选择尚需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行。市场化的监管机制在于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引导各类主体行为，使之符合金融稳定的需要。任何监管行为必须在熟悉被监管者的行为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是设立存款保险公司，还是剥离不良资产，类似的措施，只有在充分研究金融交易主体行为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才能真正化解存量风险，并避免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国外金融性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先发国家金融服务领域的混业趋势愈加明显，同时，先发国家金融风险也显现出系统性特征。为应对金融发展的复杂态势，近年来先发国家在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方面采取了相应变革：变革监管体系；加强银行风险内控，奠定有效监管基础；健全相关配套制度，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建立风险管理文化，这些措施对化解金融风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世界先发国家通过多年市场经济活动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金融机构通过深化改革加强了内部自身建设，对于中国金融风险防范给予了诸多启示。
一、美国金融性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为应对金融发展的复杂态势，美国在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方面采取了相应变革。特别是自本次由于房地产次贷违约所引发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挽救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市场、重振美国经济。
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经济刺激计划、住房救助计划、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有毒资产处理计划和公允价值计价原则安排等。
（一）变革监管体系，创新风险监管理念
由于金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交易更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交易工具层出不穷，衍生金融交易信用风险的集中性、表外性及投机性逐次增大。而以证券领域为中心的新金融商品的开发和需求的创造，使得投资银行业务的繁荣与商业银行业务的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彻底打破了金融服务产业的原有平衡，风险问题日益突出，改革现行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已势在必行。
美国政府于1999年11月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后美国开始实行金融持股公司为以金融混业经营的横向综合性监管制度框架。同时，在存款机构、证券和保险三者的监管关系上，美联储拥有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监管的权力，必要时也对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因此美联储成了能同时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唯一一家联邦机构，其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其他监管机构之上。当各领域监管机构断定美联储的监管制度不恰当时，也可优先执行各领域监管机构的制度。变革后的美国监管体系将存款机构、证券、保险融为一体，体现出功能性监管的风险监管新理念。
（二）加强银行风险内控，奠定有效监管基础
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内部风险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在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中，加强银行的内控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有效外部监管的基础。
1.银行业务与产品的专业化管理有助于风险控制
美国商业银行的产品管理特色是将产品集中于自己的优势领域，《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生效实施后，在金融领域生存得最好、发展最快的商业银行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全面出击的所谓“全能型”银行，而是那些根据自身的特点，不断强化核心业务和产品的银行。由于业务流程完善、产品成熟，降低了经营管理风险度。如美国经营规模最大而效益良好的花旗集团，其业务经营同样侧重于自己的核心产品，提供全球领先的优质服务，这是该行经营的一贯战略。
2.重视宏观经济分析及企业动态信息披露
银行专门安排一批资深专家研究经济问题及发展趋势。不仅研究宏观经济，也注意研究区域经济和部门、行业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确定信贷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把研究经济问题作为考核分支机构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对业务形成定性和定量的情况报告，日积月累就容易形成信息库供决策参考。
（三）健全相关配套制度，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美国政府十分注重运用评级标准，控制银行的风险。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运用资本充足度、资产品质、管理、盈利和流动性五个方面的指标来评估银行的管理水平，把银行分为风险程度不同的五个等级，实施不同的监控方式。美国社会借助高效的会计审计体系、威严的司法体系、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和健全的征信机构，形成了严密的信用征询体系。高度发达的信用机制，既为美国银行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也使风险控制和管理有了一个统一标准。美国政府建立了储蓄存款保险制度。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并已相对成熟。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首要职能是存款保险。它为全美9990多家独立注册的银行和储蓄信贷机构的八种存款账户提供限额10万美元的保险，全美约有97%的银行存款人的存款接受FDIC的保险。在美国，当存款机构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或其资本充足率低于2%时，该存款机构的注册管理机关将予以关闭并通知FDIC。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使存款人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时降低了金融系统性风险。
（四）建立风险管理文化，保障金融企业可持续发展
美国商业银行重视风险管理文化建设。首先，美国的商业银行往往根据自身风险控制能力来把握业务增长的速度，无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或是银行经营的不同阶段，美国商业银行都力求避免以牺牲贷款质量为代价，来加速各种信用资产的发放，争取市场占用率或完成短期指标。其次，树立“大风险”管理体系，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统一纳入风险管理范畴，努力提升全行风险控制体系的完备性、独立性、权威性和严肃性。通过建立垂直的风险管理体系，增强对末端的控制能力，促进风险管理与营销拓展的有机结合。同时，积极引入量化管理分析手段，提高风险管理的科学性。再次，建立职业道德操守和执行控制规范。
二、日本金融性财政风险及其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