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减少改革阻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政府不得不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来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将个人或特定部门所承担的市场风险转由政府承担和消化，一旦政府不能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人们的安居乐业受到威胁，那么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困难和财政刚性支出压力所造成的财政风险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膨胀和扩张。
3.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风险传递
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上的弊端会影响到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的发挥，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缺乏激励，发展缓慢，间接增加财政风险。
首先，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庞大使得政府的连带责任日益加剧。即使像美国等先发国家也因为“银发浪潮”、“次贷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而日益出现运转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增加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
其次，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也客观上导致了部分财政资金的浪费。先发国家尝试性地推行了绩效预算制度下的公务员绩效合同制，允许公务员在节约预算资金的前提下拥有预算剩余资金的自由支配权，并相应的发放绩效工资，但是常态下的公务员薪酬体系仍然是按职位、资历分配，干多干少在分配制度上体现不出来，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实际上就是变相浪费财政资金。
最后，国企、政府、银行“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格局增加了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和或有债务风险。国企和国有银行公产权特性使得金融产权边界无法清晰的辨认，“信贷软约束”等现象使得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用于财政支出，银行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经营风险，例如，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为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财政和干预银行信贷，不断地给大型企业财团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使得韩国大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度达到70%的风险高位，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直接催生了该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同时，政府虽然不直接投款拨款支持企业，但经常为企业担保或提供保险承诺，这就形成一种隐性的预算开支或责任，直接增加了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和或有债务风险。
（二）财政风险的内因
1.财政制度的不完善
财政制度不完善对财政运行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收支制度不完善。有专家曾指出区分传统国家财政与现代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国家财政对非税收入的严格控制。传统国家财政收入制度的一个典型缺陷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税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税收入，形成了预算外、甚至制度外收入。这些收入的出现导致了预算外资金超常增长，而预算内收人大幅下滑的财政收入矛盾。二是财政支出制度的不完善。财政支出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效益低和重点支出资金被挪用，艾伦·希克曾指出区分前预算时代和预算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财政对预算支出的控制性，前预算时代由于预算制度的不完善，必然会出现公共支出的不规范。
2.财政体制的不合理
财政体制主要调节的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利益分配关系，也就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关系，一旦财权和事权范围的界定具有随意性，便会使支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现行经济、政治制度性质不仅决定着公众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决定各类政府部门的行为。在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中，一旦财权分配过分的向地方倾斜，就会出现中央财政政令不畅的结果，进而导致各地财政体系的各自为政；与此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缴中央的同时，事权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反而出现事权下移的状况，那就会明显加大地方财政的运行成本，使得地方财政不能不通过其他非正常、甚至违法的手段保障自身的运转，例如，通过政府投融资行为涉足赢利性的商业领域，与社会成员和企业竞争赢利性项目，这些都会造成财政风险的累积。
3.政府行为的不规范
由于各政府部门官员的道德水平与专业能力直接决定着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所以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必然会导致财政风险的产生。由于各级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通过官员行使的，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官员不仅要正确行使权力，而且要抗拒被权力腐蚀。否则，赋予政府的权力就会转变为官员们谋取私利或集团利益的工具。例如，在中国，越是落后地区，越到基层政府，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情况就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片面追求政绩。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突出政绩，实施“形象工程”，向当地企业摊派，造成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困难，严重影响了财源的有效增长。或借债实施“政绩工程”，人为地增加财政负担。二是政策优惠无度。一些地方政府在培植财源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明显高估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很多情况下，发展经济的目标没实现，反而导致财源严重流失。
4.财政监管不到位
财政监管不到位容易引发财政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管理松散。财政收入管理的松散导致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财政收入随意性大，一些部门参与财政分配时为了部门利益，人为地使一些“收费”和“基金”流离于财政监管之外，国债转贷资金的违规使用，财政职能被肢解或弱化。二是财政支出管理的法制化水平低。支出管理没有做到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增加了财政支出效率风险。特别是转轨时期，国家各项经济制度的调整不能及时到位，在某些制度、法规建设明显滞后的情况下，财政监管的不到位必然呈现常态。三是债务管理混乱。管理机构分散、各自为政、条块分割、责权不清，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战略安排，很多地方和部门对贷款考虑的多，对还款则是能拖则拖，能赖就赖，加上政府任期变动和职位调动，甚至出现有人借债无人还债的情况。
二、财政风险的传导机制
政府都有追求最大预算的冲动，这种冲动必然会直接或间接破坏财政收支平衡，产生财政缺口。金融风险、国企亏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最终都会扩大财政缺口，为了弥补财政缺口，政府通常采用增加税收、提高税率、发行货币或者增发国债等手段。但增税会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过多发行货币会引起通货膨胀，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从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的目标出发，增发国债就是很多国家政府的理性选择。但国债最终还是要归还本息的，支付利息又会产生新的债务，有可能导致赤字引发国债、国债加大赤字的恶性循环。当政府的债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债务危机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资金外流，引发财政危机。
可见，在财政运行的各环节中，财政收入风险和财政支出风险是财政风险的源头。财政监管不到位、财政制度的不完善、财政体制的不合理等因素都会导致财政减收风险和财政增支风险。而且，政府体制问题所引起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定位不当和政府的不规范行为也很容易导致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出现缺陷、管理水平低下、决策失误增多等政策效应。这些政策效应会经常增强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增加财政风险。自然灾害、生态恶化、金融危机、经济波动、体制摩擦、政局动荡等外部因素也会产生财政减收风险和财政增支风险。由此可见，经济和社会中的一些因素不断积累，都可能导致财政风险，我们必须防微杜渐，提升风险意识，加强风险预警系统的建设，强化风险防范水平，确保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在中国，财政风险的传导机制。
三、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联动
经济运行表明，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高度关联，财政风险的存在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加大，而金融风险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表现为财政损失。同时财政赤字风险最终导致通货膨胀风险，而通货紧缩缺口，必须由扩张性财政加以弥补。理论上讲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与金融的联动相对独立，不存在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直接相互激发的问题。当出现财政风险时，财政一般无法通过透支等途径直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转嫁风险，财政风险的金融化程度很低；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自身的风险也不能直接要求财政来承担。
但在中国现阶段，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表现出很强的关联性，具体表现为：财政风险金融化和金融风险财政化。财政风险金融化，即财政收入风险、财政支出风险、财政政策风险、债务过度风险、隐性财政风险通过体制传导转化为金融风险，以及开放条件下的财政风险表现为跨国性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财政化，是指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金融机构重大经营风险、非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很容易通过体制传导转化为财政风险，以及金融国际化风险表现为跨国性的财政风险。
在中国，金融风险对财政风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资金的运用一般会影响信贷资金的平衡，反之，信贷资金的运用一般也会影响财政资金的平衡，从而使银行信用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由于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性、机构性因素，包括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再加上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最终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严重影响了金融资产的质量；二是作为国有独资银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国家财政，为了化解银行风险，国家不仅用财政手段增补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而且对国有独资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处理，不管是在银行还是转到资产管理公司，无法回收的部分最终还是为直接或间接的落在国家财政身上，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的经营性风险就会直接转化为财政风险；三是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市场波动风险，也会通过利率体系、汇率体系、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等形式由金融领域传递到财政领域。近年来，中国证券、期货市场不规范的经营扰乱了正常的秩序，一直存在大量违法违规现象，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上市公司不规范，甚至成为圈钱的手段，这些行为都在一定程序上加速了金融风险的集聚。由于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其稳定程度关系整个经济的安全与可持续性，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中国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来看，银行与财政的关系盘根错节、纠缠不清。
中国现时的财政风险及其表现
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复合转型战略机遇期，这种转型复杂而深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磨合与调整，而是生产关系的解构与重组。在此变革时期，中国的财政风险必然呈现高发态势。在这里，我们仅从经济转型、政府职能调整和公共财政制度风险等方面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财政风险进行分析。
一、经济转型引发的财政风险
财政风险尽管最终表现为经济体系运转失灵，但是引发风险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面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财政体制变迁、国有企业的变革、财政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调整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中国财政风险的形成与演变。
（一）财政体制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大体经历了统收统支（1950年至1953年）、分成制（1953年至1978年）、包干制（1979年至1994年）、分税制（1994年至今）等几个阶段。
在统收统支的模式下，中央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地方财政由中央统一调配，收支两条线，收和支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尽力向中央争取更多的资金，导致对支出的激励大于对收入的激励，隐含着过度支出的财政风险。
在分成制的模式下，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和分成收入弥补其经常支出，如果年终有结余，则不上缴中央，地方留用；如果不足，差额由中央财政划给调剂收入进行弥补。这种分成方式对支出没有界定，且分成比例一年一定，导致地方政府极力扩张支出、争取减少结余，争取中央补助的冲动以及极力提高分成比例的追求。
包干制财政体制一是各税种在各地区分布不一样，同时变动也不一样，有些税种的税收增长快，有些慢，导致包干期间各地收入增长差异大；二是核定收支以一年为基数，一年收支很难反映较长时期的一个地区稳定的收支状态，偶然性较大，一样导致苦乐不均，使财政分配失衡。
分税制改革就是按照“分税、分权、分征、分管”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同时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税权与事权，各自分设立金库账户管理。分税制一是依然没有摆脱基数法，原有财政收支基数仍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基础与依据。所以，现有的分税制仍带有过渡性。二是税权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发债权，没有形成“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税权、一级发债权”，因此导致了政府间财政分配结构失衡，县乡财政困难以及地方保护主义。
（二）国有企业改革
自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了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通过放权让利，赋予企业利益自主权，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围绕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来改革的，先后采取了利润留成制、利改税、承包制、分税制等一系列的改革。最终使流转税（与企业盈亏无关）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对企业盈利的收益权基本上留给了企业。
这些改革扩大了企业收益自主权，但是也减少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率，改革的成本也主要由财政在承担，具体表现在国家以企业所有者身份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比例逐年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