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钱无势受人欺”的北宋
提起北宋王朝，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对外作战屈辱无能，先后被契丹（辽）、西夏和金欺负，最后竟然遭遇奇耻大辱——靖康之耻，两位皇帝被金人抓了去。想来想去，只有“积贫积弱”四个字，可以形容。
然而，要说北宋王朝积弱，还有几分道理，这和北宋重文轻武、实行严格控制军事力量的政策有关。而要说北宋王朝积贫，其实毫无道理。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很高的，不仅比之前历史上的王朝要有提高，而且比后世元、明甚至是清朝都有优势。如果把北宋王朝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家财万贯，但没有什么权势，以至于总受人欺负。下面，我们就从“积弱”和“积贫”两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北宋王朝。
说北宋积弱，最大的证据就是历次对外作战的失败和屈辱。这一点确实不容回避：北宋王朝对外作战，当然不能说是一次胜利都没有，但打胜仗的时候总是少数，从总的战略态势上来说，北宋王朝面对北方的契丹（辽）、西夏和金，那是败多胜少。为什么北宋王朝在军事上如此孱弱呢？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北宋在建国之初就没有占据军事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终北宋一朝想要夺回，始终没能如愿。
所谓幽云十六州，是指在中国古代，华北平原北部，与塞外接壤的十六个地方行政区域，其中以幽州和云州最为要害，也最大，因此简称幽云十六州。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云州就是今天的大同，都是战略要地。众所周知，在塞外大漠与中原地区之间，有连绵不断的群山阻隔，幽云十六州就位于这个战略要冲，从北往南，过了幽云十六州的天险，就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所以，在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之中，幽云十六州历来是战略要地。北方游牧民族善于使用骑兵作战，骑兵机动性强，来去如风，战斗力非常强悍。但是骑兵必须要在平坦的地势上才能发挥优势，如果有群山阻隔，那么骑兵很难将战斗力发挥到极致，幽云十六州的作用就在于此。然而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先后兴替，其中后晋的石敬瑭为了争夺中原天下，竟然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为条件，借契丹骑兵来为他撑腰。就这样，幽云十六州落到了契丹人的手里。北宋建立之后，数次对契丹用兵，想要夺回幽云十六州，终究因为失去战略要地，抵挡不住契丹骑兵的攻势，没能如愿。这个战略要地的失去，对北宋影响很大，北宋始终“积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北宋重文轻武，自己限制了自己军事力量的壮大。
自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就成为中央政权挥之不去的梦魇。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名义上拥护中央，实际上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唐朝最后就灭亡在节度使朱温的手里。五代十国期间，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统兵大将仗着手中的兵权，推翻中央政权自立的事情时有发生。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一个典型。宋太祖做了皇帝之后，深感其中之弊端，决定想一个办法，趁着自己还活着，还镇得住手底下这帮武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宋太祖进行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把和他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将领、节度使们都找来，跟他们说，你们手中掌握兵权对中央有很大威胁，不如放弃兵权，回家养老。将领和节度使们心领神会，于是纷纷告老还乡。后来，北宋还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来巩固这一成果，例如北宋重文轻武，武将的地位要比同一级别的文官低；武将带兵打仗，要有皇帝派的文官做监军；另外平时带兵的将领和上阵打仗的将领要严格区分，各地方军队经常相互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些措施可以说非常有效，军事将领凭借兵权威胁中央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此后再也没有发生。但是这些措施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就是造成在战场之上，将领指挥不灵，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极其低下，而且在社会上也造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一流人才没有愿意去做武将的。这样一来，对外作战无法取得优秀战绩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以说，失去军事要地幽云十六州，还有重文轻武，限制军事力量发展的制度，就是北宋“积弱”的两大原因。
再看看“积贫”的问题，其实北宋一点也不积贫，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非常发达，可以说在中国整个古代史上都处于顶峰，无论是前世鼎盛的汉唐，还是后世的明清，都没能达到北宋的高度。
从农业上看，北宋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农业技术的高度发达。当时的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取水灌溉；政府还曾经向全国缺乏牲畜的地区推广“踏犁”，解决了没有牲畜就无法翻土的问题；此外，北宋时期农民经常使用成组的铁制农具，每一件工具都有专门的用途，这说明农业精耕细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北宋的水利设施也修建了很多，使得很多荒地都变成良田；北宋的农业理论也有很多著作，说明农业生产已经不仅仅在实践中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提高。
北宋的手工业也发展很快，手工作坊的规模、分工精细度、技术水平都远超前代。汴绣、宋绣是当时著名的绣品；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哥窑是当时的五大名窑，至今都是上乘的艺术品，在当时就曾出口到世界各地。
北宋的采矿、冶炼行业规模也很大。金、银、铜、铁、煤、铅等开采量都很大，有徐州、信州、繁昌等几个矿业中心。规模扩大带来了产品数量的增加，宋神宗年间，一年国家征收的铜就有1400多万斤，银则有20多万两。依照宋朝制度，矿业开采国家征收五分之一，由此可知当年北宋全国铜产量为7000多万斤，银产量为100多万两，规模极其庞大，超过唐朝数倍之多。规模的扩大也促进了技术的发展，采矿、冶炼技术都有很大提高。
北宋年间，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而北宋定都开封，漕运就成为重要问题。漕运的重要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的官方作坊已经能造兵船、战船、运输船等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造船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北宋时期对外贸易兴盛，瓷器、茶叶、丝绸等特产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亚非和欧洲，对外贸易促使航海技术发展起来，北宋时期指南针已经在航海中广泛运用。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达，进而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货币流通数量明显增加，北宋太宗时期发行货币80多万贯，神宗时期已达600多万贯，其中金、银、铜、铁货币都有。此外，当铺、钱庄等金融机构逐渐繁荣起来，最终促使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经济的繁荣促使了城市的不断发展，北宋的城市发展达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巅峰。北宋之前，城市往往实行区域划分，“坊”和“市”，也就是住宅区和商业区，是严格分开的。北宋年间，商业越来越繁荣，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这种僵化的制度再也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于是“坊”、“市”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商店可以随意开设，不再集中。当时，都城汴京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人口超过百万，城市之内遍布手工作坊、商店、酒楼饭庄、旅店宾馆等等，繁华无比。在汴京的市场上，可以买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商品，还有夜市和早市，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选择。城市里的勾栏、酒肆、茶楼，遍布歌舞表演、说书唱戏等等，成为城市娱乐的重心，为市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就是北宋时期城市生活的最佳写照。
旧坊制被打破之后，城市中按照行业划分区域的特性逐步消失，行会因此地位愈发彰显，成为行业内不可缺少的组织，其组织形态更加严密。北宋的城市还继承了唐朝城市的一些传统，例如唐朝有些城市将商业区域扩大，在城外建立市场，北宋时期这种市场更加发展起来，将商业扩展到了农村。农村中的市场定期开放，四里八乡的人们都来做买卖。这种市场就是北方的赶集，南方则称为墟或者赶场。在这种市场上，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日用品找到了交易场所。随着这种市场的发展，有些逐步变成了固定的镇子，搭建起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桥梁，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总而言之，北宋积弱是事实，大家有目共睹，而积贫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在中国古代史中是一个高峰。甚至于积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要靠经济来解决，北宋对外作战失利，往往采取纳贡的办法，换取边境安宁，每年向辽或者西夏进贡若干银两、绢布等等，都是靠国内经济发达来支撑的。
2.千古奇冤潘仁美
北宋初年的杨家将，经过戏剧、评书等载体的广泛宣传，流芳千古。而杨家将故事中的大反派潘仁美，也顺便跟着遗臭万年。在故事中潘仁美陷害忠良，数次设奸计害杨家人，一直被人们唾骂。然而，这又是历史与演义之间的一次错位。
杨家将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潘仁美这个名字则是演义故事中的，不过潘仁美在历史中有一个原型，叫做潘美。真实的潘美不但不是奸臣，而且还是北宋的开国名将，其对赵宋王朝的贡献比杨家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潘美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等潘美到了二十几岁，已经是后汉的天下了。后汉王朝凶残暴虐，潘美认为“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不久潘美便投身于后汉大将郭威的内侄——开封府尹柴荣麾下。不出潘美所料，不久郭威灭后汉，建立了后周。郭威死后无子，周世宗柴荣即位，潘美颇受世宗信赖，也跟着升官：在北汉进犯后周的高平之战中，潘美立下大功，被提拔为西上阁门副使；后来，周世宗又命潘美担当重任，为陕州监军，屯田练兵。
后周时期，潘美与赵匡胤同朝为将，两人关系相当不错。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潘美也有拥立之功。赵匡胤随后命潘美返回汴京，劝降京城的官员，宰相范质与王溥等人很快投降，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等人企图反抗，都被潘美及时镇压。内部安定之后，统兵在外的大将成为赵匡胤的心腹大患，尤其是陕帅袁彦，不服赵匡胤，最有威胁。因此，赵匡胤让潘美赴陕州担任监军，相机而动。结果潘美一番说辞说服袁彦归顺了赵匡胤，为北宋王朝立下大功。
后来潘美南征北战，为北宋王朝统一中原和江南地区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北宋先后兼并南汉、南唐、北汉的战争之中，都有潘美的汗马功劳。
灭北汉后，宋太宗志得意满，以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开创汉唐一样的丰功伟业指日可待，于是不顾军队疲惫不堪，执意北伐契丹，结果大败。宋军败后，宋太宗留潘美驻守边境，防御契丹。潘美数次击败契丹人的进攻，在边塞屯兵积粮，才保卫了北部边疆。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宋太宗再次大举北伐，打算彻底击败契丹，一举解决北方边患。宋军兵分三路：大将曹彬、崔彦率主力进攻幽州，是为东路；田重进率军攻飞狐，是为中路；潘美、杨业出雁门关，攻朔、寰、云、应四州，是为西路。就是在这一次大战之中，杨业牺牲，潘美也种下了千古骂名的祸根。然而如果细究这次大战的经过，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杨业之死并不能怪到潘美头上。
宋军三路大军本打算在幽州会师，与契丹主力决战。可是战局的发展出乎意料，东路军本是主力，但在小胜几场后，却在歧沟关吃了一个大败仗，无力继续进攻，只能退回。中路军按计划拿下了飞狐，没有什么更突出的表现。西路军却在潘美、杨业的率领下高歌猛进，不仅拿下了朔、寰、云、应四州，甚至直打到桑干河一带。中路、西路军受到东路的拖累，只能暂时退守。契丹趁机派精锐出击，全力向潘、杨进攻。宋太宗见单凭西路军无法抵挡契丹主力，于是命潘美、杨业率四州百姓南迁，留给契丹四座空城。此时契丹军来势汹汹，形势十分危急。杨业根据宋太宗的旨意，制定了详细的军队掩护百姓撤退的计划。这本来是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可监军王侁、刘文裕却认为杨业怯战，认为应该先出兵杀退敌兵，然后再从容撤退。杨业认为敌强我弱，不宜硬拼，王侁却冷嘲热讽，说杨业号称“杨无敌”，却不敢出兵，是心怀叵测。杨业一气之下，率本部出战，但杨业心知自己寡不敌众，必定败退，于是出发时与潘美、王侁等人约好，让潘、王等人在陈家谷安排弓箭手接应。后来，杨业果然退到陈家谷，此时潘、王等人却早已撤退，杨业没有救兵，被契丹人重重包围，最后力竭被俘，其子杨延玉也在这一战中殉国。
据说，杨业在兵败被俘之后，曾经仰天长叹，说皇上待我恩重如山，希望我能够保卫边疆、杀敌立功来报答，但我却因为奸臣从中作梗，使得王师战败，哪里还有脸面活在世上？于是绝食而死。杨业所说的奸臣指的是谁？首先当然是逼他出战的王侁和刘文裕。潘美在是否出战一事上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否出战是个军事专业问题，潘美作为全军统帅，恐怕应该知道杨业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然而他没劝阻王、刘二人，没阻止杨业出兵，恐怕难辞其咎。
潘美虽然在此事中有过错，但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恐怕还得仔细分析一下。
杨业之死，原因有三：第一，是北宋重文轻武，派不懂军事的文人监军，致使在战争中外行领导内行，造成战略上的失误。北宋的监军制度，由来有因，话说唐朝安史之乱，是地方节度使势力太大，威胁到了中央的安全，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地方势力过大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唐朝最终就是亡在节度使朱温手中。唐之后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以及十国割据势力，都没能解决武将带兵在外，形成割据势力，最后危及中央这样的问题。至北宋统一中原和江南地区之后，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才保证了中央政权不受地方势力的威胁。为了防止武将掌握兵权威胁中央的事情重演，北宋从此重文轻武，武人受到歧视，即使外出带兵打仗，也要有皇帝指定的文臣作为监军。这样一来，武将对中央的威胁确实被消除了，但是这个制度却对作战不利，监军经常插手军事，外行领导内行，导致北宋对外作战败多胜少。北宋一直被称为“积贫积弱”，积贫未必，积弱却是肯定的，其原因就在此。在杨业败死这件事上，王侁的瞎指挥要负最大的责任。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轻敌心理。大概是因为西路军之前战绩太好，宋军此时有些轻敌。王侁、刘文裕等人不懂军事，见之前一直是势如破竹，觉得今天再打败契丹人也是理所应当，所以才坚持出兵。作为全军统帅的潘美虽然懂得军事，但也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可能也觉得契丹人并不是那么难对付，所以没有及时阻止出兵。只有杨业一人对敌我态势有正确的判断，但是又被王、刘二人所激，一气之下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