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宋襄公所说的仁义，在当时还是属于主流价值观。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战争要讲究一定的形式，就像现在的法庭要遵守一定的程序一样。如果违反了这种形式，也就违反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宋襄公不攻击渡河和列阵的楚军，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梦寐以求的是称霸，他的霸主地位要得到周天子和各诸侯的认同，就不能违反这种礼仪规矩。其实，宋襄公的敌人楚军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种战争礼仪规矩在当时的普及。当着敌人的面渡河、列阵时自呈虚弱，如果遭受攻击，将会是灭顶之灾，难道楚军不明白这一点吗？肯定是明白的。为什么明白还偏偏这么做呢？只能说明楚军心中相信，宋襄公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打过来。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宋襄公个人视仁义重于生命的这种性格的判断，恐怕更多的还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对待战争的礼仪规矩的判断。也就是说，做乘人之危的事，在当时的社会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公孙固给宋襄公出的主意，现在看来十分合理，可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就的的确确是馊主意。而这种礼仪规矩，说穿了仍然是贵族遗风。上古时候，参加战争不仅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权利，因为只有“自己人”才有权利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氏族或者国家。所以对于贵族来说，参战是一种荣誉。既然是荣誉的事，就不能搞得太下作，太卑劣，所以种种阴谋诡计自然是不屑为之，反而处处体现战士的荣誉和尊严，这才有了种种的礼仪规矩。宋襄公正是按照这种规矩去看待泓水之战，才会有最后战败的结果。
总而言之，宋襄公的确是一个迂腐的人，但他的这种迂腐并不是那么的可笑，反而显得有些可敬。在一个道德沦丧的年代里，宋襄公和孔子一样，都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像不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又像拿着长矛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道德、荣誉和尊严，愿意放弃世俗的成功，甚至自己的生命。这些即使不值得我们效仿，至少也值得我们尊敬。
3.冰冷的《道德经》
一部《道德经》，区区五千字，微言大义，包罗万有。对于这部著作的解读，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实，一部著作自从诞生之后，就脱离了原作者的控制，成为了具有独立生命的客体。任何人阅读著作，都是一个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进行创作的过程。例如《红楼梦》，爱情、美食、政治、药方、诗词歌赋……什么都可以从里面找到，关键就是看你自己想要什么。至于曹雪芹本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文本的价值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现实生活的不断变化、读者的不断转换，“文本”总能显示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面貌，这已不是起初作者所能预料的了。
所以，只要是经典著作，人们就会永远读下去，因为它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体验和感受，《道德经》也是如此。《道德经》实际上是一部百科全书，讲的是高度抽象的、宇宙间最基本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将其限定在一个领域内的定义都是偏颇的。《道德经》不是兵书，不是医学书，不是政治书，更不是哲学书，它其实什么都不是，但又什么都是，无论是军事家、医学家、政治家、哲学家，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汲取营养。
基本真理可以解释一切，涵盖一切，但当你对这个真理进行解释的时候，通常也是削弱其普适性的蜕化过程。《道德经》能将人带入“玄冥之道”，了解宇宙的大智慧，而《孙子兵法》就仅仅是这个大智慧在军事上的应用，而《三十六计》又是对《孙子兵法》的发挥，更加具体、实用，但涵盖的范围也更窄，含金量也更少。《道德经》把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讲得更多的是战略思想，比《孙子兵法》更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部讲述普遍真理的著作，其诞生的年代必定较晚，因为人类的知识总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而且肯定是先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即从无数具体实践中得到经验教训，然后总结提升，才得到“大道理”。人类不可能上来凭空就领悟了一个“大道理”，再用这个“大道理”去指导实践。所以，《道德经》其成书年代，必定要晚于孙子、孔子乃至墨、孟、庄诸子，因为《道德经》把诸子的思想都涵盖进去并加以提升，这不可能是一个历史顺序在先的人所能做到的。所以《道德经》不可能是处于春秋早期的老子所写，只能是后世伪托老子之名所写，极有可能是战国末期，经过百家争鸣，产生这样一部理论拔高式的著作，然后附会到老子身上。《道德经》中那个“惟恍惟惚”的道，就是孙子的道、孔子的道、墨子的道、孟子的道……把这些加在一起，总结提升得来的。
既然《道德经》如此包罗万象，那么对其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发人深思的，当是兵法解释说。
《道德经》是兵书之说由来已久：《隋书·经籍志》就将《道德经》称为“老子兵书”，列入兵家类中；唐宪宗朝议郎王真说《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于言兵也”，为此他特意写了一篇《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详加阐释；北宋的苏辙则说《道德经》“……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南宋郑樵著《通志略》，也将《老子》列为兵家著作。明朝的王夫之对《道德经》在兵法中的地位推崇备至，说《道德经》是“言兵者师之”、“言兵者之祖”、“持机械变诈一侥幸之祖也”。
古人有把《道德经》看作是兵书的看法，近代乃至现代的人也同样有。清代晚期的魏源将《道德经》视为“兵家之言”、“言兵之书”，对其极其推崇。魏源的《老子本义序》中说：“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黄、老之学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在《孙子集注序》中又说：“《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孙武》其言道之书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勇名，无勇功。’吾于斯见兵之精。”章太炎认为《道德经》一书概括了古代兵书之要旨，指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写道：“《道德经》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近代翟青先生则直接把《道德经》定性为兵书：“《道德经》一书共八十一章，直接谈兵的有十九章，哲理喻后的有近二十章。”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曾说，老子“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重要战略战术思想，对他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军事斗争有非常大的启发。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道德经》与《孙子兵法》的文本中，看出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孙子在诸子百家中名列兵家，似乎和道家没有什么关系，但《孙子兵法》的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开宗明义，讲的却是“道”的问题。孙子讲的是兵法中的“道”，这个“道”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什么道义、善恶、人生意义和价值、人间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这些对孙子来说都是无用的，孙子的目光是阴冷的，心灵是无情冷酷的，孙子只考虑利弊、得失、生死存亡，为了达到敌亡我存的结果，孙子极其客观、实际地分析战争中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进而才提出种种灵活多变的军事手段和战争策略。孙子看待世界的这种态度，与庄子的超然物外不同，与孟子的正气浩然不同，却与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气质上一脉相承。
是的，《道德经》中的种种表述，读起来同样令人觉得阴冷，或许正是因为对世间百态有了最痛苦最深刻的体验，因此才对“道”有了深切的领悟。而这种“阴冷”，恰恰来源于兵家：“善为士者不武，善将者不怒。”（《道德经·第六十八章》）《孙子兵法》中也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多么的不动声色！多么的冷酷无情！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如此铁石心肠？《道德经》中还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这种欲擒故纵，韬光养晦，反其道而行之，其实正是《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的实质。“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第一》），这几乎就是同样的话！
在这里，我们似乎隐隐约约感到一丝寒意：作为中国人的最高智慧之一，包罗万有的《道德经》，气质上竟然更接近于《孙子兵法》？柔水与兵器的冰冷，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眼中历史与世界的真相？
是的，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兵法社会。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华文化趋于成熟，之后的数千年，只有延续并无突破。然而兵家却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真正为人所切实运用。纵观中国历史，不过是八个字：成王败寇，兵不厌诈。“兵不厌诈”这四个字，有个经典的英文翻译，叫做“The only rule is no rule”，再译回中文，就是“唯一的规则是没有规则”。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智慧，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且不说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术，也不说作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的兵法，只说武学末技，就可见一斑：李小龙所创的截拳道，不讲套路，从无固定招式，然而出招特别狠，出腿特别快，讲究“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就是“兵不厌诈”四个字在武学中的巅峰运用。
萨特说：“他人即是地狱。”以《红楼梦》故事为例：世人皆是心机深沉如薛宝钗母女者，你独做林黛玉，不设防，难怪“木石前盟”在现实中敌不过“金玉良缘”了。所以，我们应当通过《道德经》，看清楚社会阴暗的一面，而且说不定是更加本质的一面。面对这样的社会，我们该如何抉择？鲁迅先生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应该痛打落水狗，而且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还以《红楼梦》为例，林黛玉如同孔雀，其人生是空灵、美丽的，但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生存能力的，必定活不下去。于是，不如做个王熙凤，以狮虎般的姿态杀入万丈红尘之中，强大而有霸气，令阴险卑劣如狐狗者嫉恨，令懦弱无用如绵羊者颤抖！
4.商鞅——战国文明恶之花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君书·弱民》
春秋中期，秦穆公是西方一霸。但是穆公以后，秦国发出的声音就越来越小。
秦晋是世亲，所谓“秦晋之好”；但也是世仇，两家没少打仗。总结双方春秋时期总的胜负关系，秦国处于绝对下风，虽不能说一场都赢不了，但比中国足球的恐韩症恐怕也强不太多。
秦敝处西疆，又被晋压制，所以长期以来对中原事务插不上手。东方诸国把它当蛮夷看待，历来不太重视。
三家分晋之后，力分则弱，然而秦国过去的差距太大，一时间还是扳不过局面，和魏国交兵，仍是败多胜少。后来渐有起色，秦献公时少梁之战，秦军抓住了魏军统帅公叔痤。但这还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的天下大势，仍然是：
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献公去世后孝公即位，当时的孝公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对现状极其不满，即位当年就颁布求贤令。他承诺：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孝公真是心想事成，他想找的人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便是商鞅。
秦国数百年来被晋压制，被中原诸侯鄙视，变法仅仅十八年，就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的头号强国，而且旁人无法仿效！这简直就像一场魔术！
可惜，魔术就是魔术，拆穿了也不值一提。
商鞅变法的内容很多，我们无法看到原貌，但相关材料还是不少的：
首先，是《史记·商君列传》里的记载——太史公的判断，应该尊重。
然后，战国时就流传着一部书，当时叫《商君》或者《公孙鞅》，现在一般叫《商君书》。这部书里的内容大半不是商鞅亲自所写，但大体还是可以认为体现的是商鞅的思想。
还有就是考古发掘的秦代简牍，像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其中很多涉及法律，虽然无法证实确切来源，但至少都体现了商鞅以来秦国的立法精神。
总结所有这些材料，两个关键字：耕、战。
为了让百姓专心耕战，商鞅搞了“辕门立木”这一出，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次政府说话算话。这个事情太有名，无需赘述。
有人说了，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讲的正是耕、战、诚信，和商鞅不谋而合嘛。
但话不能这么说。
有粮食吃，饿不死；有武装，不受欺负。这个道理太浅显，孔子和商鞅有共鸣一点都不奇怪。但观点一旦具体展开，分歧就大了。
商鞅的特点是：一，更务实，更懂得如何把耕战落到实处；二，更专一，除了耕战，别的一概不要。
尤其第二点，是最大特色。
儒家虽说名义上重视耕战，但实际上还是比较消极的，强调耕战说的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对于农业最多劝劝国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具体怎么耕地，还是农民自己的事。对于军事，则更消极，孔子教弟子驾车射箭，那都是春秋时期贵族战争的战法，讲究风度荣誉，如同前文我们说过的宋襄公一样，在战国时期显得过于迂腐了。
商鞅则完全不同：对于农业，他要求政府主动介入，发动百姓尽最大努力种地。秦国本来就地广人稀，百姓随便种点就够吃了，荒地很多。商鞅变法之后，你想只顾自己吃饱就不行了，必须把荒地全都利用起来。
开始秦国百姓很不理解，觉得粮食足够吃了，还逼我种荒地，简直岂有此理，然而后来发现多种地对自己提高生活水平还是有帮助的，尤其还可以因此而得到爵位，为利所诱，就也觉得挺好了。
而在军事方面，商鞅更是充分利用了人性趋利的弱点，他说：
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
一个“利”字，说明一切。
于是，商鞅建立了著名的“尚首功”的制度，就是推崇在战场上砍下敌人脑袋的功劳。在这个制度的规定下，打仗比种地收益大得多：纳粟一千石才能有一级爵位，当时，一百亩地最高产量不过一百五十石，一般人要靠纳粟买爵根本不可能，而打仗砍几颗脑袋，相对就容易多了。
于是：
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父亲送儿子上战场。遗是遣送的意思，下同），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首），无反。”
读《史记·秦本纪》，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军在战场上的斩首数量，极其惊人。
这就是“利”的力量！
经济和军事，乃是生存的基本保障，但这不应该是生活的全部。所以儒家要制礼作乐，追求精神生活的高尚。而商鞅不同，他完全不允许社会上还有其他东西存在。
《商君书》的最大特点，还不在于讲如何更好地进行耕战，而是在谈，除了农夫和士兵，其他各色人等都必须消灭！
贵族首当其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