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康有为离京避祸。谭嗣同、梁启超等留在北京，他们没有想到袁世凯会告密。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立即主动告密。直到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在天津听到杨崇伊带来北京已发生政变的消息，以为事机泄露，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之事，为保全自己，方将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的告密反馈到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于是事态扩大，大肆搜捕维新派，遂有戊戌流血政变。
当时有一首歌谣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追踪报道
1911年武昌起义，湖广总督瑞澂、统制张彪弃城逃跑。陆军大臣荫昌前往救援，然所率两镇陆军大部是袁世凯北洋旧部，指挥不灵。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再次向载沣提请起用袁世凯。英、法、德、美等国害怕影响他们在华投资利益，也纷纷向清廷施加压力，指名要求起用袁世凯。称袁世凯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不是任用袁世凯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要任用他作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载沣虽不情愿，但为解眼前之急，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早就等着这一天的袁世凯，却以“足疾”为由拿搪不就，作态道：
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困顿情形，实难支撑……
奕匡深知袁世凯不可能无条件出山，于是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密商。袁世凯提出六条：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袁世凯要的不是督办剿抚事宜的湖广总督，而是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清廷亲贵理所当然地大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漫天要价。袁世凯则有恃无恐，毫不在乎。载沣一筹莫展，只得授予袁世凯军事大权。袁世凯还不买账，离全部六条还差得远。他再次电奏推辞，说一通隔靴搔痒的空话，没什么具体行动。
10月底，清廷已危在旦夕。载沣以皇帝名义一连颁发四道上谕：实行宪政；迅速起草宪法；革除亲贵秉政，成立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大赦国事犯。又准奕匡辞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据说袁世凯接到诏旨后大笑，但还撑足了架子，第三次电奏推辞。清廷知其之伪，只促其进京。袁世凯留个后手，再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否则前命不敢奉诏。于是资政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一周之后，袁世凯进京组阁，接管了清廷军政大权。
袁世凯掌权后，对革命党既打亦拉，频频试探革命党对自己的态度。革命党人态度不一。
黎元洪指出：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彼（袁世凯）握有大权，然后驱逐满人，自践帝位。
黄兴致信袁世凯，劝他起义反正，说：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乞毋坐失。
同盟会员汪精卫明确鼓吹：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
时南方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但各自为政、群龙无首，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11月30日南方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一次联合会。同日，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馆向南方各省代表会议提出和谈。南方各省代表立即同意。他们认为与力量强大的袁世凯对抗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袁世凯能够反戈，倒向共和，可以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早日实现推翻清朝的目标。因而各省代表会议决议，若袁世凯反清，即公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并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则委派唐绍仪为和谈总代表。
自12月17日至31日，伍、唐共举行了五次和谈，正式和谈之外，又有南北军代表私下进行的秘密和谈，史称南北议和。直到翌年1912年2月清帝逊位之前，南北一直在停停谈谈。南北和谈的基本内容是国体——共和，还是君宪；南北和谈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实际是袁世凯的位置——能否当大总统。
帝国主义列强则纷纷表态支持袁世凯，向清廷及新军施加压力。
英国：“我们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极其友好的情感”，袁政府将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法国：“袁世凯殊有统一全局之力量”，“于皇室及民党间，皆能保其良好之感情，或者彼渐超然于此二者之上，而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乎？此则吾外人之大幸也。”
驻沪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将同文照会分别递交伍、唐二人，以南北战争将使外人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为由，要求双方早日达成协议，停止冲突。
在此期间，12月5日，孙中山回到了上海。29日，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以当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对胡汉民、廖仲恺等人说，袁世凯诚然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二百六十余年的满族贵族专制则强于用兵十万。纵使袁世凯继行专制体制，其基础也远不如清朝，推翻他要容易得多。可首先推翻清朝，成一圆满之段落。于是三次致电袁世凯表示：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以前对清廷一直信誓旦旦表示：“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受国世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此时总统之位有了保证，袁世凯则软硬兼施，劝逼清帝逊位。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当时他幼小无知，只见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伤心欲绝，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更不知貌似忠心耿耿的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说出的竟是逼他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着大礼服，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如下：
民国建设肇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无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仅掬诚悃，誓告同胞。
本期两大经济要闻之一
向近代银行业进军
——大清银行挂牌
雷履泰1823年左右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银两汇兑的日升昌票号时，美国的华尔街还远远没有今天的规模，很多在国际金融史上被大书特书、甚至现在仍然活跃的投资银行大鳄们，起步并不比山西票号早。而当1914年山西票号“祖师爷”日升昌票号倒闭之时，外国银行却蒸蒸日上。
这其中暗藏怎样的玄机？
要闻报道
1908年7月1日，清廷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厘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赋予该行以代理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事务及一切款项收付、经理公债票和各种证券等权责，进一步确定其国家银行性质。设监督、副监督各一人，由度支部（原户部）奏派监理官两人，监理一切行务。并在南昌、杭州、开封、太原、长春、福州、广州、芜湖、长沙、西安、云南（昆明）、江宁等地增设分行。辛亥革命后，停业清理。1913年，改组成中国银行。
要闻背景
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由西裕成颜料庄掌柜雷履泰首创的“日升昌”票号，于1823年在平遥西大街三十八号出现，意味着中国从此有了专营银两汇兑的金融机构。对于经营大宗贸易的众多商家来说，有了专营汇兑并兼营存放款以及贴现业务的金融机构，使银两携取方便、安全可靠、换算公平，无疑是一重大事件。“日升昌”之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垄断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商家银两汇兑，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票号”或“山西票号”，在此后近一个世纪中，成为当时所有商家认可，没有银行之名却具银行之实的近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外国人直称之为“山西银行”（ShangsiBank）。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账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蔚泰厚、蔚丰厚、大德通、百川通等三十余家总号，在全国一百一十个城镇开设有四百八十多家分号，左右着当时中国十四个通商口岸的金融流通。甚至远赴国外如日本东京大阪、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以及朝鲜、新加坡等地开设分支机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流通的汇兑服务。
太平天国起事以后，票号以代清廷汇解各处税收协款、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为业务重点，清廷对外贸易的内汇也统由票号经营，票号成为清廷重要的金融支柱。票号同时经营存、放款，存款来源以清廷贵族官僚为主体，因信誉卓着、组织严格，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愿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除此之外，票号还代人垫款捐官、谋缺，从中获利。
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相继建立，钱庄势力日益扩大，票号与外商银行、钱庄形成互相联络的三角关系。票号集中经营地区间往来的汇兑，并以吸收的官款对钱庄予以贷款支持；接受钱庄的托付，承办有关外贸资金的汇拨，一般不与外国银行或外商发生直接联系。
票号基本为晋商垄断，然与官府有密切关系的江浙商人也设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胡光墉（雪岩）1863年建立阜康票号，严信厚1883年建立源丰润票号等，人称南帮票号。
由于票号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优越，在全国金融市场上曾煊赫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高峰，其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约达两亿两，引起了当时国际金融界的高度重视。英国商务领事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即指出：
中国埠际贸易包括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在内的货款周转及汇付，差不多全由中国票号担任，山西票号几乎对中国任何地方都签发或出售汇票。商人同外省的业务往来，也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周转，这些期票都是七天或十天之后付款，而且必定如期照付。山西票号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使外商与中国商人竞争时，遇到不少困难。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在离开上海时说：
我个人相信，世界上也许不会再有什么地方的人会像中国商人（即票号商人）和钱庄经营人的行动那样迅速和讲信用。我工作二十五年来，本行（即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做了许多大宗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然而，随着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各省自设官银钱号，自办银行相继成立，票号原有业务被挤占大半。银行纸币的发行，又使专营银两汇兑起家的票号逐渐丧失公款存汇业务。甲午、庚子两次对外大赔款，国内银根紧张，各地金融风潮迭起，票号纯系信用放款，一遇倒账，本息皆空。
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时无法收回，周转困难，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
思考历史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成为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的中国人。其后，容闳、郑观应、汪康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等洋务派人物，都曾建议或做过开办银行的努力。1896年，盛宣怀上“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翌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已经出现了三十家银行，其中，作为清廷的官办银行，户部银行乃至大清银行成立以后，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款汇兑业务，这对于主要靠官款汇兑赚取手续费、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放贷赢利的山西票号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而票号毫无动作，坐以待毙。
其间，1903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成立天津官银号（亦即后来的直隶银行）时，曾邀请山西票号入股，票号没有理睬，首次丧失了组建银行的机会。
1904年，户部尚书鹿传霖奉谕创办大清户部银行时，曾召集山西票号各北京分号经理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不料各票号全部拒绝参与——尽管分号经理多数赞同，但总号掌柜出于对清廷的疑惧，担心受到强大的官方资本或者外商资本钳制，不仅不入股，而且不允许属下各分号经理、职员出任银行之职。票号第二次丧失了组建银行的机会。
1908年，在盛宣怀中国通商银行、朝廷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银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各商埠票号分号的经理们都深切感到要生存发展，必须顺应潮流，改革内部，合组银行。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指出：
票号自甲午、庚子以后，不唯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日渐萧疏，推原其故，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利权。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全归其汇兑。我行存款至多四厘行息，而银行之存款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庄之款移于彼处。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力所夺，外人之素习商战，则非我所能敌，试问届时，我行尚有何事可做乎？
在李宏龄倡导下，票号各地分号经理集体向山西总部请命，疾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