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江西雩都、南昌调查户口，“乡民纠众滋事，将米店抢劫一空”。安义县参加调查户口的余、龚二绅士被乡民袭击，余氏被用绳系颈，几被勒毙；龚氏始被逐入深山，后被擒回挖去双目。如皋县调查户口，学董顾西安详细询问出生年月日，而官方告示只查年岁，乡民由是“疑虑”，恰某户病死三人，登时谣言蜂起，说“学堂将人八字卖与洋人”，“群谋毁学”。南昌县调查户口，有涂姓大族“妄布谣言，谓将人名写入表册，其人七日之内必致死亡。于是鸣锣聚众哄拥调查员家，将一切什物打毁一空，并要求具结保卫全村人民无恙，否则即将该员活埋”。新安县调查户口，有生员郑文贯与调查员郑善钧“挟有讼嫌”，遂捏造谣言，说郑善钧是花钱买充此事，“伪造门牌之后，必抽收户口人丁税”，“煽动妇女，群起抗阻”。浙江兴县调查户口，有巫师散布谣言，说“查去之户口，系卖与洋人作海塘打桩之用”，若不从速收回，“必将死尽”。于是乡民“鸣锣聚众”，拆毁乡董张礼门房屋；又涌入城市，毁坏警局、教堂及警董许之柏家房屋。安徽南陵县调查户口，一游方医生王某称从江苏泰兴一带而来，见该处调查户口人名册一经报送到官，即全家死亡，“愚民轻信其言，咸至调查员处索回草册”。广东罗定县调查户口，准备将各乡村局所的枪支查验烙号，但这些枪支多为主管乡绅冒领或卖与他人，练局董事害怕卖枪事泄漏，“冒充自治会告白，遍贴通衢，内云：国库支绌，罗掘已穷，今日调查户口，实为将来抽人税之张本云云”，农民被其煽动，迭次骚乱。
晚清预备立宪期间的户口调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统计，它所遇到的强大阻力，显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极其艰难。尽管如此，全国人口普查仍然如期完成。
思考历史
清代前期实行人丁编审制度；1741年（乾隆六年）以后实行保甲计口；1908年以后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
清代前期实行的人丁编审制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制度。尽管编审出的户数丁数均载入官方册籍“户口”项下，但其“户”、“丁”，不等于自然状态下的“家”、“人”，与“家”、“人”是性质不同的概念。
第一，清代官方册籍中的“户”，是官方赖以实现赋税征收、实现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的一个环节，是民人通过在其中定粮纳赋、获得官方承认的合法社会地位与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一个阶梯，相当于纳税的户头，不具有户口登记的作用。“户”并非统计而来，其来源有以下几种：
1.从征收田赋角度，“因田立户”。官方册籍中的一些“户”，不是因“家”而立，而是因田而立。有田者通过在官方册籍上登记的“户”，缴纳田赋；买卖田地者必须赴官将所买卖田地过割——过户，而后投粮纳税。可以一田一户，赴官分别立户纳粮；也可以多田一户，赴官将多田合立一户纳粮；也可以一田多户，赴官将一田分装各户纳粮。
2.从征收丁银角度，“因丁立户”。官方册籍中的一些“户”，不是因“家”而立，而是因丁（丁银）而立。这“丁”，又不是自然人头的“丁”，而是作为征课丁银单位的“额丁”、“税丁”，这更说明了“户”与“家”的区别。
3.从征收田赋、丁银的角度，综合丁银田赋而立户。官方册籍中的一些“户”不是确定的家庭组织，只是业主向官方登记纳税（丁银田赋）、从而取得合法社会地位以及土地所有权、经营权的执照、户头。“户”名不是真实的户主姓名，分家不分户，几百年户名不变。
第二，清代官方册籍中的“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赋税单位”，1741年（乾隆六年）以前的“丁数从来不代表人口”。“丁”亦非统计而来，其来源有以下几种：
1.按人编“丁”，“丁”随丁派。按人编“丁”、“丁”随丁派，即是“按人头编丁银，丁银随人头摊派”。这里的“丁”，实际是丁银的代名词，其编丁方法是统计一户中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人丁即人头，按人头摊派丁银。这种方法比较原始，理论上也应该接近于实际。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因为人丁贫富不一，为均平赋役，需要将人丁按其所有土地财产数量的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一等内又分上、中、下三则，形成下下、下中、下上、中下等九个等则，然后再按不同等则编派赋役。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地区采用了“折丁”的办法。“折丁”，即以一个下下丁负担的丁银为一份标准丁银，将九个等则的人丁通折为下下丁计算。“折丁”以后的“丁”数，显然非“人”数，而是“丁银”数。
2.按田计丁，量田折丁。即以丁银从田，无田者不纳丁银，有田者交纳丁银，多田者多纳丁银。具体做法是按田派丁，以一定数量的税田征派若干丁银作为标准，进而将税田折算为“丁”。因此，“田丁”等，不过是从地亩折算丁银的代名词，“人丁”数仍然是丁银数。
3.丁从米起，按粮计丁。丁从米起、“按粮计丁”的方法与“按田计丁、量田折丁”的方法类似，只是统计对象由土地变为田赋——以一定数量的田赋折算为“人丁”（丁银），无田赋者不纳丁银，有田赋者交纳丁银，多田赋者多纳丁银。这种办法编出的“人丁”，同量田折丁得出的“人丁”称“田丁”、“税丁”等，在清代官方册籍记载中称为“粮丁”。“粮丁”，不过是从田赋折算丁银的代名词，“粮丁”数即是丁银数。
4.以户抵丁。如前所述，“以户抵丁”是以纳粮户头为统计对象，以“户”作“丁”，一户为一丁。
无论何种编丁方法，都涉及“原额”的概念。清初编定《赋役全书》，明确“原额”即明万历赋税额是清朝派征赋役的依据。清朝从赋役征收的目的出发，并非以实在人数派征丁银，而是以“原额人丁”（又称“额丁”）即明万历人丁额（丁银额）为派征丁银的根据和出发点，这就使其“人丁”编审的内容不是统计户口，而是编审丁银——如何将原额丁银均平地摊派下去、有效地征收上来。
雍正摊丁入地后，土地成为单一的赋税标准，原来的“人丁”编审逐渐失去了意义，官方不再从赋役角度关心人丁户口。为了避免由于赋役制度变化引起人丁户口失控带来的社会动荡，清官方提高了对保甲的重视，户、口也转向从治安角度按保甲门牌统计上报。1741年（乾隆六年），清廷首次以保甲门牌统计全国人口，全国大小男妇人口超过1.4亿。其后，因仍有部分地区没有完全实行摊丁入地以及“保甲计口”方法尚未全面贯彻并尚不成熟，存在“人丁编审”与“保甲计口”并行、“丁口”与“人口”单位并用的一段过渡时期，直到地丁赋额久定，编丁全失意义。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正式谕令永停编审。此后，按保甲“排门点灶”编查户口，中国户口统计制度由此实现了从编丁到计口的变化。
官方册籍上登录的人口数字，虽然由于基层政权行政效能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广大边地、少数民族聚集区未列入户口统计范围等原因，与实际人口数不尽符合，然较之以往所谓的“人丁户口”数仍发生了本质变化。特别是乾隆帝于1775年（乾隆四十年）两次严谕各省督抚严格保甲统计，切实奏报户口人数，1776年人口总数剧增4300余万人，大约相当上一年人口总数22100万的20%，其后的全国各省人口总数，则更加接近于实际人口数。
如果说，乾隆后期开始的保甲计口，很大程度上尚出于治安方面的考虑，那么，1908年以后开始的人口普查，无论从目的、进程、技术含量及最终成果上说，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统计。
在官方册籍中，中国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清代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亿（1.4亿），紧接其后，又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组数字被普遍视为“人口奇迹”、“人口爆炸”、“人口危机”的注脚。而诸多学者通过缜密的研究告诉我们——不要大惊小怪。
首先，从人口年均增长率看，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8‰；宋朝大观四年（111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0.6‰。清乾隆朝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官方册籍数据10‰，最低为学者曹树基估计的5.77‰，居中为学者何炳棣的估计8.7‰，并不高于唐宋，甚至等于或低于唐宋。
其次，从人口峰值看，专家公认，明末清初人口约1.5亿，到首次以保甲计口的乾隆六年（1741年）为1.4亿，并未见突兀的高涨，还略有收缩。
那是否便可以作出清朝没有发生人口爆炸的结论呢？否。
有专家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发展是“台阶式的跃迁”，人口增长应按不同的“台阶”分段计算：第一级“台阶”为战国中期，人口约为2500万到3000万；第二级“台阶”为汉唐，约八百年，人口峰值在6000万左右；第三级“台阶”为宋至清前期，约六百年，人口峰值在1.2亿左右；第四级“台阶”为清乾隆朝，六十年，人口峰值突破3亿。自乾隆六年（1741年）首次以保甲计口起算，五十年间人口三级跳跃，翻番一倍半。而回溯清以前茫茫的历史长河，从西汉末的5900余万人到明末的1.5亿人，人口同样翻番一倍半，却经历了一千六百五十年的漫长历程。
如果将清朝人口发展与中国历代人口发展的比较，视为纵向坐标轴，那么，清朝人口发展与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发展的比较，则可视为横向坐标轴。
人口发展有如潮汐般波动的现象在世界各地处处可见，且增减的节奏大致相同，仿佛“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称之为“共时性波动”。
据统计，欧洲人口1500年为8000万-8500万；1600年为1亿-1.1亿；1700为1.1亿-1.2亿；1800年为1.9亿。18世纪40年代以前，人口属平缓上升。18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加快。18世纪后50年较之前50年，所增加的人口翻了一番。其中，英国人口18世纪上半叶增加了37%（100万人），总数达600万人；18世纪下半叶增加了50%以上（300万人），总数达890万人。另外，英国人口18世纪初为690万人，1800年为1千万人。亚洲人口同样迅速增长，除中国外，印度在17、18世纪也经历了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到1797年达1.55亿人。亚洲人口通常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3倍，1790年为6亿-9亿。至于19世纪之前的世界总人口，据人口学家推断的大概数字列表如下：
清朝人口发展与之相比，其特点是增长速度高。18世纪世界人口从约6.41亿增至约9.19亿，增幅为43.37%；中国人口（据何炳棣估算的数字）从1.5亿增长到3.13亿，增幅为108.67%。18世纪后半叶（1750-1800）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77‰-10‰。同时，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加大，18世纪初，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3.4%，18世纪末占世界人口的34.6%。
而若“人口爆炸”，指的是人口累积到一定阶段的庞大数量和惊人速度，那么，以之形容清朝的人口增长，则更不会过分。
从数量累积的角度看，指数增长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加速度”——开始慢，其后越来越快。美国生物学家保罗·艾里奇举了一个浅显的例子：池塘里生长的水草每天增加一倍，三十天能将整个池塘盖满。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第二十九天，水草将池塘盖住一半，然后增加一倍，第二天亦即第三十天，盖满整个池塘。也就是说，从第一天到第二十九天，水草仅仅将池塘盖住一半，最后一天，突然盖满了整个池塘。人们看到最后一天的情况，不能不“大吃一惊”。唐宋人口年均增长率并不低于清乾隆朝，然由于基数低，人们感觉不到人口的压力。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用了近两千年积累起五亿多人口，而积累第二个五亿多人口，只用了不到四十年。有学者风趣地说，很显然，中国人口的增长自1949年以来，已经进入水草生长的第二十九天。清朝的人口增长则处于水草生长的第二十八天。
然而，“人口爆炸”——人口的绝对数字与人口增长速度本身，并不构成人口问题。人口成为问题，是人口与人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出现了失衡，人口数量超过了社会经济承载力，超过了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由一定资源条件支持的人口容量，也就是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过剩”。
历史上，中国与世界都曾面临过严重的人口问题，都须对空前的人口压力作出反应。
布罗代尔指出：“从15到18世纪，一切都随人口的增加或减少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