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洛阳，东汉都城，其后曹魏、西晋、北魏也相继建都于此，故又名“汉魏故城”或“汉魏洛阳城”。洛阳北据邙山，南临洛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高度的战略价值，是这里屡次被选为帝都的一个重要原因。
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部，是我国古代的交通要道，自古号称“天下之中”。当时人们所说的“中国”，最初即是指洛阳一带而言。古代帝王都有择天下之中而居的传统，因此，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理所当然成为帝都的选址。
从洛阳周边的地理位置来看，洛阳所在是一个小盆地。在洛阳的北部，是由黄河及太行山构成的天然屏障；其南部的崇山峻岭中又有“三涂”之险；在其西部的豫西山地中，有函谷关和崤底关；在其东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虎牢关和成皋关将洛阳环拱其中。天然的屏障与人工的雄关为洛阳建构了一道严密的防线。对于洛阳在地理上的优势，古人早就有了明确认识。《史记·周本纪》对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周公在完成了东征战役之后，与召公一起，亲自主持了营建洛邑的工程并使周成王迁都洛阳。东汉时期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张衡在其《东京赋》中这样描绘洛阳披山戴河的形势：“沂洛背河，左伊右，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辕，太室作镇，揭以熊耳。”
文字虽然不无夸张，但还是把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揭示了出来。
帝都选址不但需要位置优越，自然环境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古代洛阳不但有险要的地理位置，而且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洛阳位于伊洛盆地的北部，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伊、洛、涧数条河流纵横贯穿其间，这几条河流不但为洛阳增添了许多美景，而且均有灌溉之利，伊洛二河还有交通之便。它们像脉管一样昼夜不停地为洛阳输送着生命的血液。
客观地说，作为帝都王里，洛阳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其先天不足也十分明显。
作为一国之都，洛阳地区的面积稍显狭小，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加之洛阳周围多是山地和丘陵地，土地既少又较为贫瘠，物产不够丰富。一遇战事，这些屏障也会变成自己的阻碍，周旋余地太小，因此可以借用的人口与物质基础都不够雄厚。而且，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比较薄弱，定都洛阳，制内易而御外难。所以，历史上凡是致力于开疆拓土的帝王，大多不以洛阳为帝都。第三，洛阳地当交通要冲，水陆运输在古代十分发达，这对于刺激本地经济的繁荣确然有利，但每逢新旧王朝更替或天下有乱之时，这里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雄伟壮丽的都城，总会在激烈的战事中沦为废墟。因此历史上以洛阳为陪都的时候比较多。
刘邦建立汉王朝，史称西汉，定都长安，洛阳就作为陪都。西汉王朝到了汉元帝时期，国势日衰，西方戎狄等族时时侵犯，危及首都长安，中郎翼奉曾上书劝汉元帝迁都洛阳，但未得到元帝的同意。公元9年王莽篡权，西汉灭亡。王莽的统治没有长久，在烽烟遍地、干戈四起的形势下，公元25年，刘秀在鄙(今河北柏乡县)称帝，即为汉光武帝，改元建武。由于战乱的原因长安宫殿多被毁坏，这年冬十月，刘秀领兵进入洛阳，巡幸南宫却非殿，从此以洛阳作为帝都，史称东汉。光武帝在位三十四年，下传十一帝，历时一百六十五年。
洛阳城大致为南北长而东西短的长方形。《帝王世纪》说洛阳“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故俗称“九六城”。洛阳城四周共开城门十二座，十二城门都设置城门校尉与司马等官职，每门则设“侯”一人，负责看守城门。
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分为南宫与北宫。南宫在西汉时期就已建立，北宫则是在东汉明帝时期营建。北宫的东面还有永乐宫，西面有作为御花园的濯龙园，东北角有太仓、武库。城东部是贵族住宅区，有步广里、永和里。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三公衙门在南宫的东面。工商业区位于南宫之北，以及东郊和南郊。城南还有太学、明堂、辟雍、灵台。东汉年间，人们将明堂、辟雍、灵台作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表现东汉政治文化对礼乐教化的高度认同。班固《东都赋》这样描述：“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为沼。发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邹，谊合乎灵囿。”
东汉政权到了后期，政权动荡，风雨飘摇，民不聊生。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外族叛乱，外戚与宦官争权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昔日大汉王朝的辉煌与骄傲早已被当权者抛至九霄云外，事实上，汉王朝自打被王莽篡政后就变得精神不振，虽然有后来的光武中兴，但也无法延缓整个大汉王朝的衰败。
东汉末年，整个社会和制度里里外外都散发着腐败的尸臭。
帝都洛阳正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的缩影，这里见证了党锢之争、黄巾起义、宫廷纷争和底层反抗。也是在这里，东汉政府出台了州牧制改革措施，在刘焉的带领下，当时的很多“清明重臣”都从帝都洛阳走到各个地方“镇安方夏”，这也开启了东汉末年的割据局面。
东汉末期的帝都洛阳真是一座豪华之城、威武之城、帝王之城、礼乐之城！亦是一座破败之城、萎靡之城、奸佞之城、粗鄙之城……
阉人与党人的交锋
东汉后期的政治活动集中在三大政治集团，即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官僚集团。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只是由于当时的光武帝、明帝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兴风作浪。宦官和外戚把持选官大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政治黑暗必然伴随着道德沦丧，当时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
根据汉朝的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一般由皇帝的舅父或者姻兄充当，这些人就是外戚。时至东汉中后期，一连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是婴儿皇帝，大都后面有大将军在暗中摆布，行废立之事。汉顺帝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将大将军执政一职任命给了皇后的父亲梁商。梁商死后，子承父业，他的儿子梁冀变成了大将军执政。
梁冀，一个典型的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是，正是这样的花花公子把持了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后果可想而知。
顺帝死后，两岁的儿皇帝冲帝继位，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手掌大权。梁冀把持朝政，权势极大，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外地官员进京述职先要到梁冀那里报到“谢恩”，当然也不是空着手去啦，各种珍奇一一奉上！
但是，总有个别的。当时有个下邳人吴树，被任命为宛县令。按照惯例，凡是到帝都之外做官的，临走前都要向梁冀辞行。粱冀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在宛县境内，他私下托吴树照顾照顾。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吴树不但不从，还说出了一套令梁冀下不来台的话，“小人奸蠹，比屋可诛。明将军以椒房之重，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宛为大都，士之渊薮，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就是说像梁冀这样身居高位的人，非但没有向他提到一个忠厚长者，没有推举一个贤良之人，相反，却让他徇私，照顾那些不该照顾的小人，因此，实在不能从命。
吴树这样一说，搞得这个大将军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只有暗气暗憋。待到这个吴大人到了宛县后，更是不给梁冀面子，先先后后诛杀了几十个危害百姓的梁氏宾客。梁冀当然对他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后来吴树出任荆州刺史，照例，临行还是要向梁冀辞行，令吴树没想到的是，梁冀不但没有给吴树吃闭门羹，反而热情地摆酒款待。但他更没想到，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梁冀命人在酒里下了毒药，结果当然是可怜的吴树被毒死在上任途中。
梁冀在政治上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在生活上也奢华到了极点。各地送到帝都洛阳进献给皇帝的贡品先要进献到梁府，梁冀挑拣其中的上等贡品留作自用，剩下的再搬到皇帝那里去。
冲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迎立年仅八岁的刘缵为帝，改元本初，是为汉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质帝刘缵虽然只有八岁，但是却相当聪明，看出了梁冀的专横。《后汉书》中记载“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质帝曾在朝见大臣时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我们现在用的成语“专横跋扈”就是典出于此。再说梁冀，当他得知此言后，大为反感，便命手下在质帝的饭里下毒。于是，刚满九岁的质帝就被这个“跋扈将军”送上了黄泉。
汉质帝死后，太尉李固主张迎立年长而聪明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但是，质帝的教训使得梁冀不想再弄个“聪明”的人来当皇帝，虽然年龄小，但太聪明终究是个麻烦，于是他就选中了年龄小，而且迷迷糊糊的蠡吾侯刘志。但是，令梁冀没有料到的是，这位自己亲自挑选的皇帝竟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让我们回到“选帝问题”上来，这又是一场殊死的搏斗，权臣们想尽办法，费尽心思，希望自己拥立的人做皇帝，但是，李固哪里是梁氏的对手，梁太后和梁冀再次利用手中的废立大权，将刘志立为皇帝，即汉桓帝，东汉第十位皇帝，在位二十一年。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斗败的李固当然没有什么好下场，梁冀把李固下了大狱，不久李固就被暗杀并暴尸路边，而附和梁冀的大臣们都封了侯爵，升了大官。难怪当时洛阳民谣唱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其实，桓帝对梁冀早就不满了，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敢动手，只有等待时机。不久，时机来了，150年，梁太后病死，159年，梁皇后也一命呜呼，这样就剩下梁冀老哥儿一个了。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剪灭梁冀的对策。不久，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铲除了梁冀及其党徒上上下下数十人，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并免除天下一半的租税。
在梁冀把持朝政的二十多年里，把外戚专权表演到了极致。但是，外戚被整倒了，宦官又来了。由于单超等五人帮助皇帝诛灭梁氏有功，同时被封了侯爵，称之为“五侯”。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桓帝哪里知道，才出虎穴，又入狼窝，五侯之祸甚于外戚之祸。
五侯，即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五人，在这五人中，单超、徐璜、具瑗是桓帝的中常侍，其余二人为小黄门史。由于帮助桓帝整倒了外戚梁冀，被封了侯。
自古得志的宦官就没有几个不专权横行的，这几个也不例外。桓帝在此后越来越信任他们，倚重他们。并封单超为车骑将军，可是还没威风一年就驾鹤西游了，桓帝赐给他很多东西，并厚葬单超。其余四个倚仗皇帝的娇宠肆意妄为，当时民谣唱道：“左（）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这几个宦官极尽人间之奢华，大兴土木，修建楼宇，挥金如土，姬妾成群。
这些宦官不仅自己享乐，而且把自己的亲戚放在自己的保护伞之下，任由他们妄为。这些人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乡里，同盗贼没有什么两样。桓帝的中常侍侯览有个哥哥叫侯参，这个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听着也许匪夷所思，但这就是事实。
至此，刘邦创建的大汉王朝已经被其子孙搞得破败不堪，昔日的高贵荣耀已经变成低俗粗鄙，昔日的光明磊落已经变成腐化暗箱，昔日的万千气象汉代玉璧
已经变成江河日下。当权者只图享乐，不思进取；真正掌权的是那些心理变态的阉人和那些别有用心的外戚。
皇帝的昏庸无能，外戚、宦官的黑暗政治将东汉王朝推至危境，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在桓灵帝统治时期，皇帝把国家的命运交到了宦官的手里，“国命委于阉寺”，士大夫耻于和阉党为伍，躲在深山老林谈论时政，褒贬公卿。逐渐形成一股势力，就是这股势力点燃了被压抑已久的反抗情绪。于是，党人出现了。
桓帝刘志在还没有成为即位之前，被封为蠡吾侯。还在求学阶段刘志，曾拜在甘陵人周福门下学习。正好赶上梁冀把质帝给毒死了，皇位空缺，朝中正好又有个他的大贵人力挺刘志，谁呢？宦官曹腾，这个人就是曹操的干爷爷，因为当时宦官权势极大，但是由于生理原因不可能有子嗣，于是就有很多人争相想成为宦官的干儿子，一旦有了这层关系，那可不一般了，荣华富贵就会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
回来再说这个曹腾，曹腾在宫中三十多年，侍奉过四个皇帝，没有出过任何过错，“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是不容易啊，曹腾的本事可见一斑。曹腾刚进宫时由于稳重谨慎，受到邓太后的喜爱，成为太子的陪读，后来不断升迁，直到中常侍，与当时的外戚梁冀比肩。
在上文提到的刘志与刘蒜的皇位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这个曹腾。
相信大家还记得上文提到的李固，李固等人在这场争斗忠拥立的是清河王刘蒜，但是，中常侍曹腾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曹腾去拜见刘蒜，而这个皇亲国戚却极其轻蔑，没有搭理曹腾。这下可得罪了宦官集团。
看不起曹嵩就是看不起我们大家！我们大家就一起反对你刘蒜！想当皇帝？没门！
曹嵩连夜找到梁冀，讲明利害。曹嵩说，将军几代都是皇亲国戚，又亲自掌握朝廷大权，宾客布满天下，有许多过失和差错。清河王严厉明察，假如真立为皇帝，那么将军不久就会大祸临头了！不如拥戴蠡吾侯为帝，富贵可以长久保全。“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梁冀一听，觉得他说的极其有道理，于是当即拍板！皇帝就是刘志了！
刘志当上了皇帝，没有忘记贵人曹嵩。当然，刘志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周福，提升周福担任尚书。在当时，还有个很有名的人物叫房植，时任河南尹，当时歌谣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这两家的宾客，互相讥刺揣度，各结朋党，影响逐渐变大，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当时党人的影响扩及到了太学。太学是汉武帝时期创立的古代皇家高等学府，东汉时期的太学在洛阳城“开阳门外，去宫八里”的地方。太学生的人数最多的时候竟达到三万之多。
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对时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颂扬，士人阶层的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直言深论，不避豪强。逐渐形成一股“清议”之风。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叔茂）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旗手。这三个人也是当时太学生们的偶像，当时学生们的口号就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