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刘焉是个深谋远虑的人物。灵帝采纳他的建议之后，天下的局势反而会更加纷乱，这样的结果他恐怕早已料到了。从他起初想到交接任州牧来看，目的是很明确的，他知道东汉政权已经无药可救了，目前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越到这个时候，宫廷纷争就越激烈，自己保全的可能性就越小，倒不如跑到边远山区去过清静日子。交就不错，是一个很理想的振兴家业的地方。《三国志》中也明确提出刘焉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一个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所说的“欲避世难”。
州牧这个官职早已有之。并非刘焉发明创造。黄巾起义给了地方豪强一个扩大自己影响的好机会，私人武装不断发展，地方势力不断增强，皇帝这个大地主已经被地方的小地主们架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被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荐言朝廷派“清明重臣”去镇方安夏也正是时候。
除了刘焉，东汉朝廷的很多“清名重臣”都纷纷来到地方州郡，“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太仆黄琬为豫州牧”，“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东汉朝廷用中央九卿出任地方州官，这当然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这些中央的九卿大臣手握重权，手下门客党羽不计其数，原以为只能在洛阳城里呼风唤雨，但没想到的是皇帝一声令下，手里又多了兵权，这对一些有野心的大臣当然是天赐良机。朝廷虽然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但是当时纷乱的政治局面已经让灵帝没有选择的机会。相比那些头裹黄巾，手握武器，扬言要打到洛阳的黄巾军来说，这些“清名重臣”毕竟还是隶属于汉家，并且有很多就是宗室皇亲，皇帝对于他们的信任程度远比暴动的农民要高很多。
与刘焉远逃避祸不同的是刘虞和刘表。刘虞是汉室宗亲，东汉末期的名臣，被灵帝任命为幽州牧。在幽州期间，刘虞追求宽政，发展经济，安抚百姓，因此有很高的威信，的确体现出了“清名重臣”的风范。刘虞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辖区内的少数民族，但是其下属公孙瓒主张用暴力手段强行镇压。
二人因此事出现裂痕。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刘虞率兵进攻，公孙瓒失败后被杀。范晔对他的评价是：“襄贲励德，维城燕北。仁能洽下，忠以卫国”。而刘表则是东汉末期的着名人物，在党锢之争的时候，刘表就“与七位贤士同号为‘八俊’”。可见其名声之大。刘表出任的是荆州牧。在荆州期间，刘表恩威并用，招诱有方，肃清了境内的“宗贼”势力，使得荆州地界政治清明，因此百姓非常拥戴这个荆州牧刘表。
应该肯定的是，开始的时候，州牧制改革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对东汉王朝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些“清名重臣”的治理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地方州郡的矛盾出现缓和局面。但不幸者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势力越来越大，东汉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地方州牧、刺史的控制。导致了州牧、刺史乘机专兵揽权，加强自己的实力，逐渐违背了当初重置州牧的初衷，分裂割据局面开始酝酿。
地方州牧的势力逐渐危机洛阳朝廷的统治。到后来，洛阳城甚至遭受百姓西迁，宫室被毁的噩运。给洛阳城带来如此劫数的就是董卓。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自幼擅长骑射武功。史载董卓臂力过人，骑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双带两，左右驰射”。曾担任凉州的“兵马掾”，《后汉书》记载“（董卓）为（凉）州兵马掾，常檄守塞下”，由于董卓能征惯战，在凉州多次平定了羌人进攻。因此董卓在凉州知名度很高。董卓就是在这里积蓄了进兵洛阳的军事力量。
东汉朝廷当然不放心手握兵权的董卓。曾下诏让董卓进京，想要把董卓放在洛阳，进而削夺其兵权。董卓当然明白其中含义，他在上书朝廷的奏疏里语气严厉，拒绝前来洛阳，更拒绝交出手中的军队。当时汉灵帝已经卧床不起。灵帝临死还是对董卓不放心，让董卓去做并州牧（管辖今山西大部和河北内部部分地区），把军权交给皇甫嵩。从地理位置来看，并州离帝都洛阳比较近，把董卓放在并州就是想监视他。董卓死活就是不交兵权，做并州牧可以，但是没有到并州赴任，而是带着大军屯驻在河东郡，观看洛阳内部的变化，伺机而动。可见东汉皇帝的圣旨就如同废纸一样，汉室衰微已成定局。
当时在洛阳城里，一共有三派政治力量。首先就是宦官，他们手中掌握着皇帝和皇太后，把持大权；其次是辅政大将军何进，为他出谋划策的是袁绍和袁术二人，特别是袁绍手中掌握一个包括曹操在内的政治集团，这股势力具有潜在的爆发性，因此不能忽视；最后是以“四世居三公位，势倾天下”
的汝南袁氏为代表的门阀大族。
大将军何进一直不满于阉人专权，在袁绍的策划下，召集丁原和董卓带兵进入洛阳帮助何进剿灭宦官，争夺大权。董卓接到何进的命令知道这是天赐良机，自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合法地进入洛阳，到时候捞上一笔！
当凉州兵尚未抵达洛阳之际，洛阳城里面已经发生变故，何进杀宦官未遂，反被其害。袁绍与何进的部下听说何进被杀，率兵进入南宫，要捉拿宦官，因宫门紧闭，袁绍便下令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冲入宫中将宫中宦官两千多人杀死，彻底消灭了宦官集团的势力，也算是为何进报了仇。
不久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城。董卓这次应召入京，匆忙中只带了三千人马，“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为了虚张声势，他让三千人晚上出城，白天大张旗鼓地进城，连续搞了几天，洛阳的百姓以为他的兵马多得数不清，纷纷对董卓产生畏惧之感。进入洛阳后，董卓策反丁原手下大将吕布，解决掉了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丁原。当时灵帝驾崩后，少帝即位。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废了少帝刘辩，立刘协做了汉献帝，并自称相国。董卓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武装力量，利用东汉乱世纷争的政治时机，成为当时具有条件控制洛阳的唯一实权人物。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士族名士仍然是不屑与之为伍。典型代表就是袁绍、袁术和曹操。虽然有人反对，但是这几个在董卓看来根本就是翻不起什么大浪的小孩子。因此根本不加在意。
董卓原来拥兵凉州，他的手下都是凉州地方土豪或者是羌人，这些人远离中土文化，因此非常野蛮残暴。就连董卓自己也被认为是“习于夷风”，这些人到了洛阳怎么可能善待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帝都呢！在埋葬何太后时，董卓下令打开汉灵帝的陵墓，将陵墓中陪葬的奇珍异宝拥为己有，“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在宫中他乱公主、淫宫女，并大肆屠杀持反对意见的朝臣。这使得百官群臣非常害怕。在董卓的纵容下，部将疯狂地在洛阳城烧杀劫掠，并起名为“搜牢”，洛阳城中百姓遭到灭顶浩劫。
城中毁坏最为严重的是百姓的家宅和街市上的商铺，很多百姓都死在这些人的屠刀之下，一时间洛阳城里火光冲天，哭声一片。
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已经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到了公元190年以后，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等势力俱起，各领兵数万，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皆以讨伐董卓为名。袁术派长沙太守孙坚率军进攻洛阳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津，准备围攻洛阳。但结果都被董卓派出的部将打败。过了不久，孙坚率军与董卓部大战于登封，结果孙坚取胜，并将军队推进到了离洛阳城不到一百里的地方。
董卓害怕了，根据他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洛阳地处中原，四周虽然有天然屏障，但是可回旋余地太少，如果这些人打过来，留在洛阳只能坐以待毙。因此他决定放弃洛阳，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临走的时候，董卓还不忘洗劫洛阳，这次的目标是洛阳的富户。他令手下士兵把洛阳的有钱人都抓起来，给他们插上“反臣逆常”的牌子押到洛阳城外，最后将他们全部斩杀，这些大户人家的财产全部改姓“董”。
由于长安城在新莽时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城里也没多少人口。董卓派人将洛阳百万人强行驱赶，让其随迁长安。这些洛阳百姓一路之上受尽折磨，死者不计其数，尸横遍野。同时，董卓下令将洛阳周围二百里以内的建筑全部烧光，并让吕布去盗掘东汉皇帝和公卿大臣的陵墓。这样他才带着抢来的数千车珠宝向长安逃去。
孙坚率军进入洛阳城，看见到处的是死尸，到处的破砖烂瓦，看见的是宫室被焚，帝陵被盗掘。昔日繁华的东汉都城洛阳早已变得残破不堪。洛阳这座自西周以来，历经数百年岁月打磨的繁荣都城毁于一旦。后来，曹植路过洛阳，触景生情，立即写下《送应氏》一首，描写出当时作为昔日帝都的洛阳城，诗曰：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硕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于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这首诗至今读来仍使人感觉十分压抑，仿佛洛阳荒凉破败的景象就在眼前。洛阳城的灭顶之灾是身处乱世的东汉社会各种矛盾的会聚点。以董卓为首的地方豪强势力围绕着帝都洛阳、围绕着最高的权力进行了两年多的你争我夺。东汉政权最终未免于在州郡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被州牧所颠覆。
在东汉末期的州牧制改革中，刘焉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州牧改革使得各地州牧扩大了自己的兵权。董卓进京，靠的就是他在凉州刺史任内拥有的兵权；袁绍、韩馥兴兵讨伐董卓，也是联合各地拥兵的州牧。此后各州牧又互相兼并，形成州牧割据局面。
各个割据势力彼此互相攻伐兼并，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州牧割据早已使得东汉名存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