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就是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东京”、“大梁”、“汴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建都于汴梁。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元明时代，开封又曾称为“汴梁”和“北京”。因此，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美誉。
开封建城距今已近三千余年。周朝时期，周文王之子毕公高，曾经在此筑城。至于“开封”之名，则始于春秋时期，取郑庄公“开拓封疆”之意。
到了北宋时期，这里是军事防御色彩非常浓厚的都城。朱耀庭先生在《北宋首都东京城建规划的特点》一文中，描述了东京城池的整体风貌：“北宋东京城的外城可谓军事防御的典型，城高四丈，城基宽五丈九尺。城墙之外，敌楼相望；城垣之上，女墙密植，马面战棚百步相接；城墙以内，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内贮防守之器，利刃横排，钩矛并列；城墙四周护城河宽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两岸杨柳成行，卫兵布列，禁人来往。同时，在都城周围又屯兵设防，北宋统治者的本意是以城池之固替山河之险，恃甲胄之众代关塞之扼，即用人工设置的重重障碍拱卫京师所在、天子居所”。东京城是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也是全国着名的中州古城，是我国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城垣建筑。
《吕氏春秋》中说：“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这一说法成为古代帝都选址的原则之一，唐玄宗之前，都认为关中地区是天下土地的中央。但是随着疆域的扩展，“洛阳中心说”受到质疑，根据《全唐文》的记载，“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意思就是说，在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时测得开封的岳台为大地之中。这为后来诸朝代定都开封提供了参考。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开封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先后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及后周的帝都所在。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退位，建国称帝，改名晃，史称后梁。后梁就是以汴梁为东都，号开封府。北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称帝，建立大宋王朝，仍以开封为帝都，当然光造城还不够，最好还要有舆论基础，这样才能让人相信赵宋王朝是受命于天的。完成这个工作的就是宋真宗赵恒，他伪造了三篇“天书”，并把这三篇降在汴梁皇城的宣德门上，而且为保存天书，还兴建宫室，劳民伤财，被传为宋真宗版的“天书奇谈”。
光有这些是不够的，最主要的都城所在地区是否便于统治全国。唐以前都把帝都选址在关中，因为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但是从唐朝以后，关中地区的地位日益衰落，粮食生产已经供不应求。无粮则不稳。宋太祖开始认为西京地势得天下中正，有建都的想法。臣下李怀忠认为：“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至江淮数百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赵匡胤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建都汴梁，看重的就是“有汴渠之漕，岁至江淮数百斛”。东京城不仅是一朝帝都，又是一座河道纵横、桥梁密布的灵秀之城。东京城内一共有四条人工运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像玉带一样穿城而过，在四条河上，一共有大小桥梁三十四座，其中以虹桥和州桥最为着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为我们描绘的就是北宋时期虹桥的壮观与繁华：商铺林立、飞桥卧虹、舟船往来、白帆碧空、人影穿梭、车水马龙，这正是北宋东京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
北宋王朝是我国传统王朝的集大成者。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在宋代都趋于成熟，而且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陈寅恪先生对赵宋评论道：“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是当时几个政权中的“强国”，这个“强国”却在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败给了那些无论从疆域，还是人口，还是经济的发达程度都远不及自己的辽、西夏、金的手里。宋朝虽然强大，但是却没有汉唐以来的骄傲，反而常常是左支右绌，为不断的边境战争而疲于奔命。先后和辽，西夏，金，蒙古等打过仗，也求过和，签定过耻辱的城下之盟，最终还是不免亡国噩运。
北宋末期，帝都东京成了那个时代精神面貌的缩影。我们也可以把汴梁城冠以“集大成”的名头。这里的“集大成”并不是说汴梁城有多么辉煌灿烂，相反，它代表的是一种没落与失败，战败的噩耗与“岁币”的困扰把这座都城连同都城以外的宋朝疆域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自私的心态在整个都城里流窜，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他们都有文化、都有地位、都有权力，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没有职业道德，面对重压都畏缩不前，心里唯一想的就是苟且偷生、保全地位、保全财产，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输掉了战争、丢掉了江山，扔掉了名声、遗臭万年。
宋朝的创建者希冀这个王朝能够永存，但是创业难，守成更难，难就难在指点江山的人能否时时刻刻、世世代代都能保持那种开疆拓土的雄心与励精图治的决心。赵匡胤的后人们早就失去了“一条杆棒等齐身，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豪情与霸气。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一点都不假！
“书画皇帝”宋徽宗，可与亡国之君同说到北宋末期，我们必须讲一讲在汴梁皇城中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在北宋乱世时期的地位很特殊，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却“享受”了亡国之君的待遇。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事情发生在宋徽宗身上却是合情合理。
徽宗皇帝可以称作是“性情中人”，他在诗、书、画方面的造诣非常深，把“书画皇帝”的称号授予赵佶是一点不为过的。但是这个宋徽宗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其本人更是昏聩不堪。当然，哪个朝代都会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历史会把他的政治生命连同整个政权一起掩埋。到了北宋，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宋徽宗赵佶来扮演的。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回顾北宋的历史，我们可以依葫芦画瓢地说“北宋实亡于宣和”，宣和就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本人可与历代“亡国之君”同列。
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十日。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一个传说，其父宋神宗曾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不久徽宗就降生了。“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使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还有人说赵佶因为是李煜转世，所以赵佶断送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这只是个传说，虚构成分极大，不足为信，其中唯一真实的信息就是赵宋江山的确是在赵佶的手中丢掉的。
赵佶自幼生长在皇宫大内，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上面所讲赵佶乃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
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和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八百多年来，无人能及。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画家之列。
徽宗皇帝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徽宗皇帝赵佶也因此获得“最具艺术气质奖”，在历史上有“书画皇帝”之称。
据说，汴梁城破之时，赵佶听到城中财宝物品被掳掠毫不在意，但听到皇家书画、藏书也被抢去，却仰天长叹。也许赵佶就是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希望借自己的丹青水墨彪炳史册，流芳后世。但是世事无常，事情的发展偏偏不能如他所愿。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爱好给了手下的子民们又一个登上仕途的机会。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当官的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赵佶的赏识，当然不是赏识他们，而是赏识“东西”。就凭借这些“东西”换来加官晋爵、一步登天的机会。其中蔡京就是典型。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徽宗秉政期间，拜尚书左丞、右仆射。后拜太师、封鲁国公。作为大奸臣的蔡京，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大家是否知道，蔡京可是当时的书法名家。他最擅长行书，“字势豪健，痛快沉着”。蔡京以极高的书法造诣，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或谓“宋四家”。后来由于其人品问题，被逐出“宋四家”的行列，我们现在所指的“宋四家”是指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蔡襄就是蔡京的堂兄，但是当时就有“京胜于襄的说法”。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小官儿的扇子上，题了两句杜甫的诗。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发达了起来。一问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蔡京中进士后先从基层的地方官做起，后来任中书舍人、龙图阁待制、开封府知府，成了一名京官。在外人看来，蔡京的仕途应该是一路坦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蔡京仕途出现了不顺。宋徽宗赵佶初即位（1100年），蔡京因为宫廷党争被弹劾夺职，远离了东京这个权力中枢，到杭州去了。这对一个曾经是开封府知府的蔡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复职的机会。
这时，徽宗这个书画皇帝给蔡京了一个天赐良机。他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能人。这个宦官童贯可是徽宗皇帝身边的红人，赵佶对他极为信任。蔡京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紧紧拉住了童贯这条线，“京与（童贯）游，不舍昼夜”。当然这也免不了请客送礼、游山玩水，蔡京在百般巴结后，与童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童贯一口气把蔡京的作品都“打包”
送进了东京皇宫。而且为了徽宗皇帝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蔡京的作品，童贯特别关照手下太监把蔡京的作品要直接拿给徽宗皇帝过目。宋徽宗早就听说过此人，看到蔡京的作品后大加赞赏，进而开始注意这个被贬出东京的官员。
事实证明蔡京是聪明的，蔡京得到了徽宗的启用。崇宁二年，蔡京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曾布，扶摇而上出任相当于大宋朝的副宰相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又官至太师。蔡京从此的仕途在徽宗的光芒照耀下一路坦途，先后四次出任宰相，共达十七年之久。蔡京利用自己的书法、徽宗的信任、朝廷的党争争取了复职的可能、升迁的机会，制造了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场面。这就是封建王朝的乱世，吏治的腐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蔡京只是一个例子。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东京这个都市里不断上演的这种你方唱摆我登场的“官帽游戏”。
史书载，“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在博得徽宗的信任之后，蔡京开始诱导、纵容徽宗皇帝恣意享乐，并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坐在皇宫里徽宗皇帝被蔡京吹捧得迷迷糊糊，以为自己身处凌霄宝殿，底层百姓的疾苦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除了书画作品，宋徽宗还酷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为了搜集奇石，崇宁四年（1105年），徽宗下令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负责专门在南方为他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并装船成批运往京城汴梁，当时，管这样成批运送的货物叫做“纲”，向京城运送奇花异石的船每十艘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起初的“花石纲”是蔡京为了讨好皇帝而置办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架不住宋徽宗的赞赏，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花石纲”迅速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运动”。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奇花异石，各地官吏眼睛都蓝了，像猎犬一样嗅寻猎物，哪家有一块较别致的石头或一株少见的花木，“应奉局”的恶棍们便闻风而动，闯进民宅不管三七二十一，用黄纸一贴，就算是赵宋“皇家”的物品了。史书记载，“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灾难。而最初负责此事的朱，因为进献“花石纲”有功，人气飙升，一路加官晋爵，居然爬到了能与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与童贯、朱、梁师成、李彦等四人，都是靠给宋徽宗逢迎拍马得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时人称之为“六贼”。
东京的风气被这几个败类搞得乌烟瘴气。大家都知道以徽宗皇帝为首的这个“小团伙”在皇宫里搞的这些荒唐勾当。东京的茶馆、酒肆经常会风传皇宫里的新闻，成为市井之上的笑谈。东京百姓提到“六贼”，恨得牙根痒痒，都知道他们蛊惑皇帝，擅权弄事，但是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说。
“六贼”的弄权、皇帝的昏聩、再加上“花石纲运动”，最后终于点燃了农民反抗斗争的导火线。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在河北路起义。当时宋江的农民军被蔑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今山东鄄城北）诸州境内。此时正值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也于浙江东南一带举起义旗，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
宋江起义军的活动的地区离首都汴梁非常近，甚至带兵攻打东京。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宋江就像徽宗手里的一根木刺一样，农民军的规模虽不大，但战斗力较强，而且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徽宗“动辄手痛”，因此宋江成为朝廷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
再说方腊，方腊在《水浒传》里也被提及，方腊率领的义军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深受“花石纲运动”迫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东京，徽宗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宣和三年四月中旬，方腊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为官军小军官韩世忠所俘，起义宣告失败。方腊被俘后没有投降，被押解至东京汴梁，于八月下旬被斩于东京街头。
徽宗政权是比较幸运的，它没有像以前王朝那样，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倾覆倒塌，但是，徽宗并没有因此事而醒悟，而是使得朝局更为黑暗腐败。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员数量增加了十倍，官俸开支也相应地增加了三倍，国库超负荷运转。这些负担自然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六贼”之一的李彦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工作，设置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抢夺民田，强迫自耕农充当皇家的佃农，向政府交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