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今北京，为五朝帝都，历史上称为“燕京”、“北平”、“蓟城”、“燕都”、“燕郡”、“幽州”、“涿郡”、“南京”、“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定都在此地，北京就是元大都，在蒙语里叫做“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
的意思。
北京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后期，当时在北京地区有燕和蓟等自然方国。公元前1045年周灭商后，对诸侯进行分封。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
西晋时期，蓟城初为燕王封地，后来又变为幽州治所。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这段时间，北京曾先后三次成为帝都。
前燕政权曾以蓟城作为帝都，尽管只有六年的历史，但这是历史上少数民族首次在北京建都。唐天宝元年（742年），把幽州改称为范阳郡，治所仍旧设在蓟城。安史之乱时期，安禄山就在此地称帝，国号大燕，年号圣武，把范阳（幽州）改为大都，这是北京被称为“大都”的开始。后来安禄山集团发生内讧，安禄山自己也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又被部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后来也自称大燕皇帝，把范阳改为“燕京”，这也是为北京首次被称为“燕京”。五代时期，兵荒马乱，后梁初年，曾任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的刘仁恭，盘踞此地。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弑父杀兄，自立为大燕皇帝，把蓟城设为帝都。
到了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位为蒙古大汗，在平定了阿里不哥的叛乱后，选择了地处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结合部的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作为自己政权的首都。后来随着蒙古势力的不断扩大，开平因为物资匮乏和交通不便，已经不便于实现对日益扩大的版图的统治。因此不断有人建议忽必烈应该在燕京建都，并建议忽必烈可以建立一种“以燕京君临天下，以开平驾驭漠北”的政治格局，做法就是参考唐朝的两都制，辽朝、金朝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帝都，以开平为陪都。中统五年（1264年）忽必烈让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帝都城址的选定，以及城池、宫殿、商户、作坊等设施的布局规划。命令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帝都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
每个王朝对于帝都的修建都有自己的一套章法。刘秉忠主张实行《周礼·考工记》所提出的都城规划原则：“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规划思想的特点是，城市呈方形，虽然不一定都是“方九里”，但一般都是“旁三门”，即每边城墙开三个城门。城内纵横街道各有九条或略有变化，大街的宽度可以同时走九辆马车。以皇宫为中心，左边建太庙，右边建社稷坛，前边设为朝廷办公场所，后边则为市场。这种棋盘格式的街道布局、中轴线设计，以及“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具体规划等在曹魏以来的都城规划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元大都则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今天北京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墙内的街道布局，基本上都是元大都街道的遗迹。
元朝皇宫就坐落在大都城的中心位置，体现皇权的至高、帝王的至尊。皇宫是皇帝和皇后的居所，臣民不得任意出入，故而称为禁城，又称紫禁城。天市垣在紫微垣的北面，因此元大都的市场就设在紫禁城以北。
元大都还有一个称呼，叫“三头六臂城”。刘秉忠在大都共设计了十一个城门，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刘秉忠出身于佛门，佛教的很多东西对大都的设计都有影响，刘秉中认为北京地区原来是一片“苦海”，“苦海”中有“孽龙”存在，能镇住“孽龙”的只有“三头六臂”的哪咤三太子。因此大都的南三门相当于哪咤的“三头”，东西城的六个门相当于他的“六臂”，而北城的两个门则相当于他的两个脚。这样的开门方法就可以用“三头六臂”震慑住“孽龙”，长保元朝统治万万年。
至元二年（1265年）正月，元大都的建设正式开工。在忽必烈、刘秉忠和郭守敬等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元朝的帝都终于落成，大都城以其恢宏的气势展现在世人面前。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大汗之宫迁》一文中说：忽必烈居住在名为汗八里之契丹都城，在此城中有其大宫殿，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此者。另一篇名为《汗八里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的文章中说：
“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进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计有千车”。
大都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一座首屈一指的或并不多见的“山河形胜，君临天下之都”。
元大都的恢宏气势尽显了这个大帝国的辉煌壮丽，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的六十多年间，蒙古帝国共发动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建立起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面积约为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规模空前的庞大帝国。
然而，铁木真的子孙对于这个超级大帝国的统治并不像都城那样可圈可点。“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一至理名言，在元朝倾覆的例子中再次得到证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天下统一以后的元朝应当肃清吏治，精诚团结，励精图治，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然而，元廷官员虽然深知汉文化传统在治理国家中的重大作用，在治理过程中，仍然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打理着偌大帝国的边边角角，重武功轻文治，各项政策都呈现落后性和原始性，特别是对待不同民族的态度上始终不得精要，用“高压”和“分层”
的手段更使元朝政权不得人心。对外的严酷政策激化了矛盾，对内则互相倾轧，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异常激烈，特别是在元成宗以后的二十六年里，元朝先后有八位皇帝在元大都这个世界上最宏伟的“戏台”上粉墨登场，分别扮演着不同重量的角色，有的是“主角”，有的是“龙套”。这八位皇帝里面最长的在位时间是九年，最短的则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皇位易主如此频繁，可见皇权斗争的激烈程度。斗争在不断锈蚀着这把“蒙古弯刀”，整个元帝国的纷乱局面由此开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这八位皇帝之后，就是元朝末帝元顺帝。到了他这里，元朝积蓄的各种矛盾来了一个“大爆炸”，大元朝最终没有逃过来自底层农民战争的惩罚，起义浪潮淹没了元朝帝都。元朝在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一共历时九十八年的时间。就是这样一个“帝国大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轰然倒塌！元大都也随之沉入历史长河。
皇位更迭，一场走马灯式的表演
元末的乱世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元末农民战争的烽火外，大都内部的皇权斗争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驾崩开始，一直到1328年元泰定帝驾崩这段时间里，其皇位更迭之频繁，在位皇帝时间之短都是历代王朝末期少有的。
首先出场的是元武宗海山，在蒙语里称武宗海山为“忽鲁格汗”。武宗姓孛儿只斤，名海山。1307年正月继位，第二年改元“至大”。海山是个尚武的皇帝，他的皇位就是依靠手中掌握重兵而获得，因此庙号是“武宗”。海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成宗铁穆耳的侄子。海山是其父答剌麻八剌的长子。
忽必烈生前曾立次子真金为皇太子，但是真金于1285年就患病而死，死后留下三个儿子，即甘麻拉、答剌麻八剌和铁穆耳。皇位继承人就要在这三个皇孙中诞生，最后忽必烈决定立海山的叔叔铁穆耳为“皇太孙”，作为日后大元江山的继承者。
由于元朝的疆土实在是太大了，这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并非是铁板一块，边边角角发生叛乱也是能理解的。此时就在漠北发生了海都叛乱。由于镇守漠北的宁远王阔阔出在戍边时防备松懈，致使叛军在军事上占优。也许就是父亲的去世，使得海山的叔叔铁穆耳可以放心把军权交给海山。海山利用了这个机会，飞速提升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大德三年（1299年），铁穆耳下令海山取代阔阔出，镇压海都，“代宁远王阔阔出镇北边，御叛王海都”。
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起，海山所率的“政府军”与海都叛军接兵，结果叛军受挫。但在大德五年的战斗中政府军又受到打击。海山深知这一仗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意义，因此作战非常勇敢，亲自冲锋陷阵。海山的身先士卒激励了部下的斗志，元兵士气大振，反败为胜，最后击溃了叛军，并尽获其辎重。大德八年十月，海山被封为怀宁王。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在位十三年的元成宗在大都玉德殿驾崩，终年四十二岁。皇位出现空缺，各路力量摩拳擦掌准备向大都皇位发起冲击。当然，海山也是其中一支力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此时的海山远在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驻防。海山虽然手握重兵，但也是鞭长莫及。
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关键时刻帮了海山一个天大的忙。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三月奔丧回到大都，此时他手里并没有多少兵马，但是“擒贼先擒王”，阿忽台等人擅权拥立皇帝本来就违背了元朝的定制，因此爱育黎拔力八达在道义上还是占些优势的。因此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密谋决定先发制人，他们带兵闯入大都内廷抓住了左丞相阿忽台等人，并以“乱祖宗家法”之罪将他们全部处死。
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招先发制人用得的确漂亮，深得宗室大臣们的欣赏！
阔阔出诸王均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做皇帝，虽然他也想过坐镇大都号令天下，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比较冷静，他考虑到其兄海山手中握有重兵，并正在赶往大都的路上，而自己手中要兵没兵，要将无将，如果兵临城下，拿什么和海山较量？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先以“监国”的名义掌握政权，稳住大都的局势，并派使者拿着玉玺北迎海山。海山见到来使自然非常高兴，当然为了稳妥起见，海山就在上都即皇帝位，是为元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当然也没有白忙活，被海山立为“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元仁宗。
皇帝毕竟是皇帝，大权在握的海山也不能逃脱“耽于享乐，奢侈挥霍，挥金如土”之类的词语，特别是他经常对王公大臣大加赏赐，而且出手阔绰。“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大臣们自然高兴，但时间长了国库可负担不起。
武宗海山十分信奉喇嘛教，他下令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城南主持兴建佛寺。费用当然是靠国库拨付。武宗不仅大兴庙宇，而且对于西僧（吐蕃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也是尊崇有加。荒唐的是，他下诏，凡是民众殴打西僧者截其手，骂西僧者断其舌。这等于给西僧一个胡作非为的保护伞。幸而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武宗才收回成命，但西僧们仍受到皇帝的鼓励。
他们出去根本不带钱，因为这些人对看好的东西压根就不用买而是抢！货主只要稍有微词，西僧便拳脚相加。如果官府出面，结果也是西僧被无罪释放。
因此西僧横行大都，成为当时一大祸害。
还没过足皇帝瘾的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于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就在大都皇宫玉德殿病死了，终年三十一岁，在位仅四年。
武宗驾崩后，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从他帮助海山夺权来看，仁宗是一个具有政治胆识和政治眼光的皇帝。他在得位之后能够保持冷静，审时度势，把皇位出让，以此明哲保身，最后得到武宗的信任和朝野的肯定，从而可以在纷乱的宫廷斗争中站稳脚跟。
爱育黎拔力八达早就对元朝的吏弊深恶痛绝，他主张以儒学“治天下”，“振纪纲，重名器”，他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首先铲除了武宗时期尚书省“国乱政”的主要势力，并且组建起自己的施政班子，着手清理机构，树立威信。爱育黎拔力八达于1311年三月在大都大明殿正式登基，蒙语称仁宗皇帝为“普颜笃汗”，第二年改元“皇庆”。
仁宗皇帝是个改革派。他的改革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把改革的重点放在革除武宗期间的弊政上。特别是武宗期间动用钞本、印制纸币“至大银钞”、铸铜钱“至大通宝”，致使物价急剧上涨。对此，仁宗即位后，下令废除“至大银钞”和“至大通宝”，恢复印造和使用中统钞和至元钞，力图缓和财政危机。但是，仁宗自己对于臣下的赏赐与武宗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普赐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这样的赏赐才叫挥金如土！后来没有办法，钱不够用了，他也不得不大量印钞，钞票一路贬值，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大都集市上就能看出一二，拿着大把大把钞票进行交易的到处都是。
货币改革随之宣告失败。
货币改革失败后，仁宗又决定在赋税方面进行改革，他采用汉人传统的理财方法经理田赋。派官员在江浙、江西、河南三省查核田亩，理算租税钱粮，以此增加朝廷的收入，即所谓“延佑经理”。简单说就是地多的多交钱，地少的少交钱。这样的政策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就拿老百姓来说，他们当然没什么地，也没有什么好地，自然也就不用交多少田赋，他们当然很高兴。
事情都是正反两面，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不高兴的就是那些地主和贵族，这些人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大都附近巧取豪夺，把人家的好地都划入自己名下，吃了亏的人不服，就上告，告也是输，人家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上下一打点，不愁摆不平。这些人正躺在账本上想美事儿的时候，平地一声雷，上面“变天”了，说什么要搞“延佑经理”！这些人哪里还能坐得住，纷纷跳出来反对！不光江浙、江西、河南三地，就连大都周围的这些贵族，地主也闻风而动，他们联合起来纷纷找到自己在大都里面的“代言人”，上折子，找仁宗，嫔妃哭，娘娘闹，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周而复始，大都里面闹得乱七八糟。更过分的是，这些人不仅反对，而且大做假账，隐瞒田产，贿赂官员，还有的贵族被朝廷派来的官员逼得没办法，总要上报一些啊，就像以前一样大搞土地兼并，把农民的田说是自己的，然后报给朝廷。结果本来是想抑制土地兼并，没想到阻力这么大，老百姓也不领情，纷纷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和政府对着干。大都里面有人反对，有人闹，大都外面有强盗！
仁宗一看，再改自己就在大都坐不稳了，弄不好还得回蒙古老家，到时可就得不偿失了，因此对“经理”之举也开始放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