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二百余年的明朝历史，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宣之治外，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个不如一个。有好大喜功的明英宗朱祁镇；有经常出宫调戏良家妇女的武宗朱厚照；有替自己父母争名分而与大臣誓不两立的世宗朱厚，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神宗朱翊钧；有为了原始性欲而吞食红丸以致暴毙而亡的光宗朱常洛；有沉迷于木工，而不问朝政的明熹宗朱由校。朱元璋的这些不肖子孙，就是一群亲眼见证明朝衰落的“败家子”，这一个又一个的荒唐帝王给了那些诸如王振、曹吉祥、刘瑾、江彬、钱宁、谷大用、严嵩、魏忠贤等几十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专权用事的机会，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位列各王朝之首，整个中华历史，没有像明朝这么乱哄哄的朝代，没有像京师这样乱哄哄的帝都。
除了积蓄已久的问题之外，末期的崇祯皇帝也有性格上的弱点。比如他多疑，对下属不信任；他刚愎自用，不听臣下的意见而一意孤行；他驭下过严，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同他一样勤勉廉洁、勤俭节约，如果做不到就要严厉处罚，史载崇祯皇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他还经常希望明朝能有非常之才出现，可以帮他力挽狂澜，言下之意就是看不起自己的手下，瞧不起朝中的大臣。这样的团队领导能被手下认可么？
我们应当承认，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敬业态度，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成功人士，但是他显然生错了时代，不该投胎于京师帝王之家。在那样一个大厦将倾的乱世，他的性格加上他对于中兴明朝的急不可待，已经让他失去了面对问题的客观与冷静。对于崇祯帝性格的最好诠释就是崇祯皇帝因怀疑而杀害袁崇焕，此事也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祖籍广东东莞，字元素，号自如。万历年间的进士，曾经做过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职方主事，袁崇焕对工作认真负责，并且专业水平很高。他曾单骑出关巡察辽东地形，回到京师后他上疏皇帝准许让他镇守辽东抗击后金势力。皇帝恩准了他的请求，袁崇焕来到辽东后修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加强北方防御，并以宁远城不到一万的守兵打败了十三万的后金部队，从而打破了后金军对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因为在此次战斗中，努尔哈赤受伤而死，后金军队士气大挫，退回老家举丧去了。袁崇焕因此次大捷官拜辽东巡抚。一年后，后金军在皇太极的率领下，再次进攻宁远城，结果又被袁崇焕击败，获得宁锦大捷。皇帝又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命其督师蓟辽地区。后金军自此对袁崇焕闻风丧胆。但是，这样一个功勋卓着的将领，却不得不败在京师的宦官手下。魏忠贤以贻误战机为由弹劾袁崇焕，无奈的袁崇焕只好称病回家。
崇祯帝知道袁崇焕是个将才，在他上台后，下诏把袁崇焕召回京师。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十余万后金军队绕道自古北口入长城打到遵化城下，在距离京师不过二百余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后金军意图包围京师。京师震动，皇帝立刻下旨召集援兵来京师勤王护驾，袁崇焕得到消息后，立刻兵分两路来援京师。按照原来的约定，袁崇焕应该在京师的外围作战，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代，而不是退守通州、昌平。崇祯皇帝与京师的臣民万万没想到袁崇焕会率军退守京师城下，袁崇焕这种诱敌深入的做法在崇祯皇帝和京师臣民来说无异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因为袁崇焕手中只有不到一万兵马，而对方则十倍于明军，如果明军战败，后金军就可以破城而入，为所欲为了，大明江山的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京师臣民在这种恐怖心理的影响下受到严重的骚扰。但是没办法，来都来了，就得背水一战了，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幸运的是明军最终获得胜利。后来袁崇焕又率军打退了皇太极的几次进攻，京师的危机解除，朝野上下松了口气。崇祯帝下令袁崇焕率军追击皇太极，袁崇焕知道自己兵力不如敌军，如果把皇太极逼到绝境，他必然狗急跳墙回军继续攻击京师，自己手下的这些士兵早就疲惫不堪，万一明军失利，京师就完了！因此袁崇焕没有追击，而是任由皇太极逃跑。
逃跑后的皇太极没有念袁崇焕的“好”，他趁机命人混进京师，散布袁崇焕叛明投敌的谣言。本来满腹狐疑的崇祯皇帝这下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刚愎自用的崇祯怎么能容忍身边的人“投敌卖国”呢？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帝命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京师百姓因听信谣言，普遍认为后金军就是袁崇焕引到京师来的，对他恨之入骨，纷纷骂他是汉奸。被押赴刑场的袁崇焕还没等刽子手动手，京师百姓们就已经怒不可遏，一股脑地扑上去撕咬袁崇焕，袁崇焕就这样被京师百姓分尸了。堂堂的大将军竟然落得如此下场，真是可怜又可悲！他的死也正说明了明朝末帝朱由检的性格弱点。崇祯帝的做法无异于自毁长城，在农民起义、皇太极犯边日盛的时候，失去袁崇焕使得明朝失去了镇守辽东的一把利剑，崇祯帝再次陷入忧郁与彷徨。
当然平心而论，面对这种烂摊子，换了你我，恐怕没有谁敢保证招招精妙、事事正确。即便这样，崇祯皇帝应该自省一下理想与现实到底有多大差距。
况且，明朝除了有这样刚愎自用的皇帝外，他的官吏也不团结。明朝的党争是非常残酷的，特别到了帝国末期更是愈演愈烈。外面有满人虎视中原，内部又有农民起义，而坐在京师大殿里衣冠楚楚的官员们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革除百弊，振兴王朝，反而一个一个心怀鬼胎、明争暗斗。京师里有这样的官员，皇帝还期许中兴帝国，真是天大的笑话，也难怪崇祯皇帝认为“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明末的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明朝对在京官吏定期进行考察的一种制度，后来被清朝延用）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始终没有停止过。
面对明廷的日趋腐败，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被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一起，形成一股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东林党以此得名。
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派官吏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虽然也有政见的分歧和利益的矛盾，但是他们的矛头都对准东林党人，“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这些大臣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争论当然是可以的，但争论的目的是对于军国大事拿出合理的解决办法，不断升级的争论后来竟然变成了尔虞我诈的人身攻击。
京师朝堂里面口水横飞，这些大臣整天没事就是凑在一起，扮演“长舌妇”。
京师党派争斗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等党派的争斗。魏忠贤的出现改变了京师力量对比格局，遂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了熹宗天启年间，京师朝廷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但是东林党这出戏没唱多久，阉党的势力在朝中崛起，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支持魏忠贤的人结成“反东林联盟”，这个“反东林联盟”也被东林党人称为“阉党”。这样，本来很乱的京师变得更加鸡犬不宁。
东林党在与阉党的对决中没有占到便宜。崇祯帝上台后虽然捕杀阉党，但是东林党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动作，这些人不但提不出什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施政策略，反而对朝政横加批评，动不动就弹劾、动不动就检举，再碰上崇祯皇帝这个对臣下十分严苛的皇帝。朝中其他大臣更是人人自危，都在设法拼命自保，哪里还会有人想着国家的将来啊！
这样乱哄哄地吵来吵去，最终结果只能是削弱自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明史》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但同时也反映了党争给日薄西山的大明朝带来的加速效应。
抛去施政正确与否，单就这个统治班底来说就是没有希望的，而作为这个班底的领导者——崇祯皇帝却表现出对于朝政异乎寻常的热情程度。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希望重振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之中只能扼腕叹息，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王朝的兴亡轮回不可避免地出现治世明主与亡国之君，但是历史就是选择了朱由检，他就像抓阄输了一样，成了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和哥哥熹宗皇帝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勤勉得多，却免不了背上亡国之君的耻辱。史家对于崇祯皇帝也普遍抱有同情，认为崇祯帝的一生实在是一幕“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闯王来了不纳粮
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官僚体制的耗费就像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皇帝既要维持自己的官僚机构，又要尽量做到不致“官逼民反”，让朱由检来搞好这个平衡并非是件易事。更何况他哥哥熹宗在位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政府的支出、官员的耗费已经使民力匮乏。百姓已经没法再撑下去了，最后只能重蹈历代王朝的覆辙——农民起义、攻陷帝都、天下易主。
李自成，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些神化色彩。李自成的父亲当时苦于没有孩子，于是就去华山拜神，晚上睡觉就梦见了神仙，神仙对他说：“以破军星（破军星是北斗第七星，因为杀气腾腾，也叫将星）为若子”。不久李自成就出生了。根据神仙的话，李自成好像一出生就注定以后必然会反。其实这不过是史家的一种笔法，完全把因果倒置了。
历史给了李自成成为“破军星”的机会。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他因为打伤地主逃到银川做了一名驿卒，“充银川驿卒”。崇祯四年，李自成杀死贪官扯旗造反，在他舅舅“闯王”高迎祥领导的农民军中做一名“闯将”。
两年之后，高闯王被俘遇害。农民军把“闯王”这个称号给了屡建战功、声望颇高的李自成。李自成的确是个将才，在他的指挥下，农民军作战勇猛，对明朝官吏予以坚决打击，毫不手软！李自成还把得来的粮食和财物分给穷苦百姓。李自成因此名声大振。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