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指西汉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当政时期，从公元前87年刘弗陵继位开始，至公元前49年刘询去逝，约38年。其间平定西域，缓和社会矛盾，儒法兼备，举行国家方针政策大辩论，创“常平仓”贡献世界。
【来龙：霸王道杂之】
不幸中的万幸，刘彻晚年对自己所作所为颇有悔意，悬崖勒马。公元前89年三月刘彻下《轮台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刘彻主动做“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并开创一种文体“罪己诏”，或者说“新风”。从此，每当朝廷出现危机或遭受天灾之时，有些帝王都会发布“罪已诏”，及时公开进行自省自责。据统计，历史上先后有90来位帝王下过“罪己诏”，不仅发生重大人祸要主动检讨自己的领导责任，连发生不可抗拒的天灾也要深刻反省自己有什么过错让老天爷生气发怒。应该说，能“罪己”比那些死不认罪甚至还要强求人们颂扬、对指责加以“文字狱”的好N倍（N大于100）！
同年六月刘彻又反省说：“当务之急是禁苛暴，止擅武，力本农，对养马者免徭役，不再举武事。”从此不再出兵。刘彻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脱胎换骨，彻底整改，重回休养生息的国策，天下逐步恢复兴盛与和谐，而避免像强秦一样暴亡，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刘彻奠定中华疆域版图，功不可没。但我想，他对中国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以来，从刘邦到刘启，崇尚的是“无为而治”思想。刘邦虽然重视儒家朝仪之类，但没有大兴儒教。窦太后对儒家那一套反感得很。刘彻上台之初，儒学还受压抑，因为有窦太后在那里把着。公元前135年窦太后一死，儒家人物粉墨登场。
公元前134年刘彻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蜇伏已久的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援道入儒，系统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正中刘彻下怀。于是，儒学开始影响整个中国历史。儒家虽然曾受暴秦摧残，但后来更常与暴政为伍，如开始重用程朱理学的不是宋人而是屠夫般的蒙古人，把孔子抬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也是蒙古人，这该是不争的事实吧！
“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国家政治有失，天会降灾谴责他；如不自省，又会出怪异现象警告他；如果还不悔改，天会改变其成命，使他丧邦失国。反之，王者将王天下，天会出现神秘的征兆，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这种理论显然近乎巫术，董仲舒自己也差点吃大亏。公元前130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推说其意，跟时政联系，触犯大忌。刘彻大怒，把董仲舒打下大狱。后来，董仲舒虽然赦免复官，但再也不敢谈论灾异。董仲舒想换一种方式将帝王关进道德的笼子，刘彻不上当，好比想把老虎关进笼子结果自己差点被老虎吃了。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以阴阳的流转，与四时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推论出“三纲五常”。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但不具备强制性，且与孟子的思想明显冲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儒家本来也重民轻君，难怪儒家老祖宗得不到重用，秦始皇恼火起来甚至坑儒。董仲舒提升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具有等级约束力，像诺曼·梅勒所说的梯子，更重要的是把百姓也关进了礼的笼子。有这样的好事，刘彻自然欢喜，难怪从此历代帝王无不重视！
后来进一步强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更糟了！“三纲五常”变成儒家的精髓。有了它，时时处处都有等级，也就时时处处有约束、委屈与牺牲。我在《历史上的60年》中写道：
除了君臣、夫妻、父子，其他一切关系，儒教都有一套又一套的“礼”来制造一系列“人上人”与“人下人”，有本事不让任何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比如婆媳关系，在一般家庭中谁尊谁卑不用我说。可这媳妇如果是公主，那就不一样了。清朝礼制规定，驸马本人及其父母同公主见面，必须先行屈膝叩安礼；如果公主有赏赐，驸马及其父母还要叩头谢恩。难怪有谚曰：“娶妻得公主，平地起官府。”
从此，百姓受到礼与法的双重制约，相对于孔子时代是一种历史大倒退。
独尊儒术，说透了就是“武大郎开店”：凡比武大郎高的人都不得进门。民间这话虽然粗鄙些，可是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因为“独尊儒术”，不仅其他学问都成了“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即使同是儒学，董仲舒和朱熹之流不敢超越孔孟，后人又不敢超越董仲舒和朱熹之流，千百年下来，到清朝的学者只能在那几本破书的字音、字义上皓首穷经，呜呼！
不过，刘彻虽然说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从总体来看，他实际上显然并不是只采纳儒术。他的接班人也一样，刘询更如此。一天吃饭的时候，太子刘奭突然对父皇提意见：“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刘询喝酒本来高高兴兴，一听这话立时变脸，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历来是“霸道”与“王道”兼杂着用，礼法并重，你怎么可以只用周政德教呢？这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霸道”指法家，“王道”指儒家。相关专家学者认为，“霸王道杂之”主要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王霸结合，即代表儒法结合，由此延伸是礼法、德刑结合。这种结合可以表达为政治指导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结合、道德伦理与法律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等等。二是在王霸结合为主的前提下或确立王霸结合这个多面体之后，再对道、墨、名、阴阳等凡是符合巩固、完善封建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所有学术思想，“杂”而采之，兼而用之。换句话说，所谓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就是在王道、霸道结合的同时杂取其他学派的政治思想来治理国家。这里的“杂”，包含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思想广为吸纳、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意思。
实际上，“霸王道杂之”不仅是汉家制度，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民的方式。换言之，也称“外儒内法”，或者“内圣外王”。外儒给封建统治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专制统治提供坚强的后盾。从百度搜出的一篇短文对此作了精彩剖析（可惜作者佚名），摘要如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私设公堂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不被看成犯罪，原因正在于此。
“霸王道杂之”是“昭宣中兴”以至整个汉代、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要领。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儒家社会，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看中国历史，常觉得困惑：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怎么动不动就诛人九族甚至十族，而且还要凌迟——千刀万剐？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人格分裂，说一套做一套，对自己的孩子也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听听“霸王道杂之”之说，便可以恍然大悟！
《炎黄春秋》总编吴思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发现支配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东西，常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敝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吴思还一针见血地揭露：它们说的那些很漂亮的东西，“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的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所谓“外儒内法”、“内圣外王”，也就是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吧，已在中国潜行数千年。
一、第二个周公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帝王三宫六院，妻妾妃嫔如云，却时常发生没有儿子或者难选个合适的儿子继位的问题。其原因诸多。刘彻有六个儿子，因为“巫蛊之祸”殃及40万人，血流成河，太子刘据被迫自杀。杀完，有人冒死上书，他才觉得可能有冤，肠子都悔青了，下“罪己诏”，又建“思子宫”，无奈刘据不能复生。次子齐怀王刘闳，也白发人送黑发人。剩下四个：一是燕王刘旦，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刘据死后，刘旦很有希望成为太子，可是操之过急，上书请求入京师，激怒刘彻，反被压制。二是广陵王刘胥，为人骄奢，好倡乐逸游。三是昌邑王刘髆，李夫人之子，李广利外甥。李广利和刘彻侄儿刘屈氂策划谋求刘髆为太子，事发后李广利还投降匈奴，刘屈氂被腰斩。公元前88年即刘彻去世前一年，刘髆去世。四是最小的儿子刘弗陵，据说极像刘彻少年之时。
问题是刘弗陵太小。为此，刘彻双管齐下，一是为防止自己死后主少母壮，吕后之事重演，将刘弗陵生母赵钩弋赐死，使赵氏没有亲人可以成为“外戚”；二是命画工画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赐予霍光，其意不言自明。霍光是刘彻的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用现代话来说是驾驶员兼秘书，深受刘彻信赖。同时，还委托其他一些官员共同辅佐，如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公元前87年春，刘彻在弥留之际立刘弗陵为太子。死后，霍光等人奉刘弗陵继位，即汉昭帝，时年仅八岁。一个八岁的男孩子，现代刚上小学一年级吧，但在历史上当皇帝绝对没问题。跟周公与成王一样，皇帝的权益由刘弗陵享受，皇帝的事全由霍光干，史书称“政事一决于光”。
跟周公遭遇同样的是，霍光摄政也引起不满。与霍光同样辅政的上官桀就不服：你霍氏可以摄政，我上官氏为什么不行？于是，依附皇帝之姊盖长公主，结成反霍联盟，将上官氏年幼的孙女送入宫，封为婕妤，想通过公主和孙女取代霍光与刘弗陵。还有一个人更是愤愤不平，这就是燕王刘旦。他比刘弗陵年长，理当立他为太子，由他继位，怎么能让那么小一个弟弟接去呢？经过几年密谋，形成以盖长公主和刘旦为首的两股反对势力。他们联合起来，决定利用刘旦的合法身份发动政变。
公元前80年九月霍光外出休假，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叫一个人用刘旦的名义上书这时年已14岁的刘弗陵，内容是：霍光在检阅京都兵备，附近道路已经戒严，同时还跟匈奴勾结。霍光擅自调兵，目的是为了推翻刘弗陵，自立为帝。为保卫刘弗陵，请召刘旦入朝。他们的图谋是：这奏章送达后，刘弗陵会立即按奏章内容宣布霍光的罪状，紧接着组织朝臣胁迫霍光退职。
万万没想到，刘弗陵将此扣压，不予理睬。更糟的是，第二天一早霍光就得知上官桀等人的举动，于是站在周公负成王图前不动。刘弗陵见霍光没来，连忙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以为胜利在望，添油加醋说：“因为燕王揭露他的阴谋，他不敢来上朝了！”刘弗陵随即召霍光入朝，却劝慰说：“我知道那奏章是造谣诽谤！如果你要调动兵力，燕王远在外地怎么知道？何况你如果真要推翻我，无须如此大动干戈！”大臣听了无不惊叹，没想到小小皇帝如此聪明善断。
阴谋被揭穿后，他们不甘罢休，干脆赤膊上阵。他们计划由盖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埋伏兵卒将霍光杀掉，废除刘弗陵。又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阴谋被盖长公主门下一名官员知道并密报。于是，刘弗陵、霍光先发制人，将上官桀等人逮捕，诛杀他们家族。盖长公主和刘旦自知罪孽深重，先后自杀。
也许真有所谓“天人感应”，刘彻杀戮太盛，报应到他子孙身上。公元前74年四月21岁的刘弗陵年纪轻轻就病死了，而刘弗陵没儿子，汉室又一次面临选继承人的难题。
本来也不太难，选昌邑王刘髆的儿子刘贺，即刘彻的亲孙子，根正苗红。然而，这刘贺太不争气，进京继位途中也忍不住派人抢掠民间美女和财产。据正史记载，他当皇帝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平均每天40件。霍光忍无可忍，与大臣们商议，奏请太后同意，将刘贺即汉废帝给废了，改立刘彻唯一的曾孙刘询（刘病已），即汉宣帝。
刘询虽然年仅17，可谓历经沧桑。这又得提及惨不忍睹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与丞相双方兵马在长安街巷激战五日，刘据兵败带着两个儿子出逃，藏在湖县（今河南灵宝）一位好心的穷人家里，又被官吏发现，无处可逃，只得自缢。两位皇孙也被杀，幸好尚在襁褓中的刘询逃过一劫，但也被下狱。又幸逢负责此案的邴吉心善，知道太子被诬陷，怜悯这个无辜的婴儿，让忠厚的女囚在宽敞干净的房间哺育他。后来，刘彻生病，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他还命令将狱中人连夜处死。邴吉紧闭大门，拒不执行。天亮了，刘彻也清醒些，叹道：“天意啊！”于是大赦天下，刘询才得救。要不是侥幸碰上一连串好人，刘询哪逃得出一连串死局？当然，从他继承皇位来说，那得益于刘贺出奇之糟。
刘贺出奇之糟而能得以及时制止，在那没有民主机制的封建时代，更是奇迹。钱穆认为明清以前的中国并不能说是皇帝专制，有一定道理。且说刘询，历史证明他是位好皇帝。西汉制定庙号、谥号在历史上是最严的，11个皇帝仅4个有正式庙号，刘询是其一（另三位是刘邦、刘恒、刘彻），可见其功德之高，也可见霍光在选皇位继承人方面之慧眼与公心。
从公元前87年春刘彻死，到公元前68年三月霍光死，霍光主持朝政20来年，是周公主政时间的近三倍。在刘彻那样暴虐之后，其子孙那样弱势的情况下，他如果要篡汉，应该不太难，但他没有。他在力保汉室江山的同时，恢复“无为而治”国策，经济重新繁荣，社会恢复安定，又兴一个盛世，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