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完历史上41个盛世，好比逛完41条大街小巷，大饱眼福。掩卷之际，闭目而思，眼前还有些景象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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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41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能够被同一个名词“盛世”所涵盖，它们肯定有些共性。据说史家评选“盛世”有六条标准：一曰国泰，二曰民安，三曰国富，四曰民足，五曰国强，六曰文昌。本来我想以此简单作些论证，可是稍加深思，便不敢偷懒。比如说“文昌”，历史上的盛世并非都文化繁荣，有些盛世仅有些武功罢了，倒是不少乱世成为文化的黄金时代，最典型如春秋战国，人们还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更有“康乾盛世”沦为“文字狱”。所以，我还是自已试着归结几条。
历史上盛世的显著特征之一：国泰民安
记得小时候去乡下，常见荒山野岭三五里有个小亭子，供行人歇脚。凉亭中间那顶梁上很多都写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字，寻常百姓家门口对联上也常见这些字。我还记得早年在一本小说中读到一句俗话“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民”，留下深刻印象。可见，平安是百姓对国家对自身最基本的祈盼。综观历史上的盛世，无不具备这一特征。所以盛世常称“太平盛世”，强调太平安宁。泰者，平和安定也。春秋战国那样乱糟糟，从文化角度看是黄金时期，但综合看不会有盛世。“武丁中兴”似乎只有战绩，“开元盛世”一到“安史之乱”便不再认可，康熙没平定“三藩”之前也有人不认可。但以往对战绩似乎过于偏重，所以才会出现重“汉武盛世”而轻“咸平之治”的现象。
每一个盛世的统治者都将安定作为首要政务。首先稳定自身的权力，几乎都伴随着血泪。其次抵抗外敌侵扰，或是主动征战。再是平定内部叛乱，或者起义起事。有一方面失败，不仅可能盛世随之结束，帝王性命难保，甚至可能葬送一代江山。不过，宫廷内乱不是必定导致天下大乱，幼主或昏君之时只要贤臣、能臣尚在，或许照样出盛世，如“万历中兴”。
社会治安好也是盛世的重要标准。对社会而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管治，“成康之治”时期“刑措不用”不等于没有“刑措”，所谓“刑不上大夫”实际上也是假命题——孔子不是杀了大夫少正卯吗？长期贫乏的只是对帝王的约束之法，帝王在大殿上滥杀无辜也屡见不鲜。再好的时代也不可能没人犯罪，只是有的时代犯罪的人多，有的时代犯罪的人少罢了。犯罪率低并不是严治的成果，相反我们常听“乱世用重典”之说，而在一个个盛世看到的却是减少刑律条文、减轻惩治刑罚，并经常大赦。不过，专制统治下的“太平”，诚如孟德斯鸠所说，往往只不过是百姓“缄默”而已。
历史上盛世的显著特征之二：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来的，意思是说顺应自然变化，与民休养生息，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对于这种统治方式，孔子也信奉。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干了什么？他不过是恭恭敬敬地面南而坐罢了！秦始皇是很“有为”的，求浩大求永恒，而且急于求成，用一句现代俗话来说是“没功劳也有苦劳”。他并不贪玩，也不贪色，只因功利心太强，不惜采取一系列强暴的方式，尽管政绩挺显著，但2000多年后的今天也没几人肯原谅他的暴虐。刘邦正是吸取秦亡的教训，开始奉行“无为而治”，开创历史新局面。继任者萧规曹随，继续“无为”，继续开创盛世。而刘彻尝试“有为”，肠子都悔青了。41个盛世，其中有多个明确奉行“无为而治”之国策。
“无为而治”不能生硬地理解为什么都不做。每一个“中兴”，都是“有为”的成果。之所以称“中兴”，就因为此前衰落，说明存在严重问题。这种时期如果还萧规曹随走老路，不是走向悬崖吗？所以必须悬崖勒马，必须改弦易辙，必须大刀阔斧改革弊政。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金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并开创盛世，都因为大胆“汉化”，大幅吸收外民族文化，而不囿于自已落后的传统，抱残守缺，作茧自缚。王莽、王安石、张居正、李鸿章等人改革最终失败，是因为只改“硬件”不改“软件”，脚步向前两眼向后，不跌倒才怪。而改革失败，颓废的国势也无法挽救。
历史上盛世的显著特征之三：儒家文化
41个盛世涉及51位帝王，跨时4200余年，历经苍海桑田之变，几乎与日月般不变的唯有儒家文化。孔儒诞生之前的尧舜是儒家的偶像，成康时期的周公是儒家的祖师爷，西周宣王是成王、康王的继承人，只有盘庚、武丁不大好说。自从刘邦将孔儒抬上高庙之后，到清朝再也没中断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必须接受儒家文化，杀人不眨眼的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似乎还特别尊孔崇儒，将宋朝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程朱理学抬入孔庙。佛教文化非常强大，但没能形成天主教那样的特权，相反得向权力低头。萧衍崇佛开创“天监之治”，李炎灭佛也开创“会昌中兴”。然而，历史上却没一个真正完全由儒家文化催生的盛世，倒是相反，刘奭“纯任德教”实验毁了“昭宣中兴”，王莽被认为“用《周礼》误天下”，还有“金以儒亡”。所谓“周政”其实也有“法家”因素，汉之后则无不如刘询所说“霸王道而杂之”。汉唐及以前文化开放，实际上并非“独尊儒术”。元明清理学太盛，则始终阴暗。
儒家文化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与农业文明相适应，对于维护千年封建制度并开创一些盛世，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农业社会结束后，儒家文化便显得无能为力了！“隆庆之治”得益于解除海禁，“同光中兴”得益于试行对外开放，兆示着儒家地位的历史终结。
历史上盛世的显著特征之四：人丁兴旺
苏东坡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苏东坡之后的历史依然如此。“丁”指男性成年人，能承担赋役，能传宗接代，所以国家和百姓都希望人丁兴旺。人口锐减的主要因素，一是严重饥荒，二是严重传染性疾病，三是大规模战争。只要太平，人口自然增长。盛世的统治者还常常鼓励生育，如“明章之治”时对产子者减免人头税三年，随后又对所有怀孕的妇女每人赐给胎养谷三斛，并免其丈夫人头税一年。
人丁兴旺意味着经济繁荣。只有粮食增加才能养育更多的人口，也只有劳动力增加才能创造更多财富。每一个盛世的经济都有长足发展，社会保障也较好。“昭宣中兴”创设“常平仓”，既避免谷贱伤农，又保障歉年供应。“开元盛世”给地方官预先授权，以便遭灾时迅速开仓放粮。李隆基还亲自编纂《广济方》让官吏宣传到每一个山村。“明章之治”对孤儿以及养不起孩子的家庭，均由政府供给粮食。这样，人口非正常死亡大为减少。
光有经济还不足以让后人称之为“盛世”。不论从《马可·波罗游记》还是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与西欧人均GDP水平的比较”图，我们都很容易生动形象地看到：元朝经济是长足发展的，仍为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也有一些文人拍马屁，如散曲家张鸣善身处元末丧乱之际，一边陈讽现实动乱与污浊，一边却粉饰说“兹记诸伶姓氏，一以见盛世芬华”，但后人没认可这时是个盛世。有人认为这是汉人偏见。可是前后辽、金、清都有，指责显然站不住脚。当然，要求惨遭屠戮之余还长期饱受公开歧视的汉人后代公认那是盛世，未免也太苛刻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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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好多次用过很遗憾、很可惜之类的词，请允许我再用一次，因为和平、民主、人权之光没能贯穿每一个盛世。杜君立在他的《历史的细节》中写道：“在工业革命之前的2000多年里，人类一直过着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秦始皇如果来到康乾盛世，恺撒如果见到路易十四，一定不会感到十分惊奇。”此话十分在理，可我转念又想：秦始皇如果来到“康乾盛世”肯定会大跌眼镜：他烧书只不过一时之怒哪料“康熙”们乐此不疲，他诛连最多三族怎料“康熙”们动辄一杀十来族……在历史上的盛世里，尽管你是个地道的“良民”，在娘胎里就开始循规蹈矩，走路都怕踩蚂蚁，仍然可能莫明其妙因为有个根本没见过面的街坊邻居涉嫌谋反而逮你下狱，接着酷刑、弃市、籍家……所以，生活在今天，而不是生活在那些无法选择的时代，真是万幸。那只不过是历史上那些特别善于舞文弄墨的专制集团的御用文人在粉饰太平，或者是史学家矮个子里挑高个子，挑几个相对好一些的时光，聊以自慰。
41个盛世当中，7个只有几年十几年时光，不论对历史还是对个人生命而言都是昙花一现，你侥幸生活在那样的盛世也还有大半的时光生活在乱世。可是长一些又如何？最长的“康乾盛世”，公论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比喻人将死之时神志忽然清醒或短暂兴奋，值得羡慕吗？远不止“康乾盛世”，“长兴之治”和“同光中兴”之末距朝代灭亡都只差三年，更是回光返照吧？“宣王中兴”、“永明之治”、“天监之治”和“开皇之治”之末距灭国也只有十来年，距“长治久安”也太远了点吧！
法国作家布里吉特·吉罗写过一本书，内容我不感兴趣，但我想借用其书名《爱情没那么美好》——历史上的盛世没那么美好！朱熹感慨“史书不好看，损人神气”。乱世“不好看”，盛世也不太“好看”，读我这本书也挺“损人神气”。诚如我朋友萧春雷所说：“历史上的盛世并不值得我们怀念，任何实现了‘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的社会，都超过古代的盛世。”真正美好的盛世，要靠我们去创造！
从历史看，开创一个盛世并不太难。41个盛世中，“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天监之治”、“开皇之治”、“建隆之治”和“洪武之治”6个都在建国立朝当年步入，6个是第2任，8个第3任、6个第4任，7个第5任，3个第6任、3个第7任、1个第8任，2个第9任，其中有些是接连着的。从时间看，其中许多是在建国立朝一甲子60年之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永明之治”、“天监之治”、“孝文中兴”、“长兴之治”、“景圣之治”、“大定之治”、“明昌之治”都不是大统一时代，不是无风无雨无寒暑的温室，而是乱糟糟的大分裂环境。国家处境凶险，可他们照样在战争的废墟上栽培出灿烂之花。
时代呼唤中华文明史上崭新的“复兴”，呼唤我们的使命感！
2013年4月2日草毕
2013年8月30日改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