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将至，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圣经·耶利米书》
历史的脚步来到了我们日渐熟悉的20世纪。
犹太人离开上帝的应许之地已经太久太久了，虽然自命为上帝的特选子民，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甚至还专门欺负这些自命不凡的外来人。所以，在乱世之中行走的犹太人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特殊的关爱，相反，在这漫长的一千八百多年里，犹太人浪迹天涯，足印里留下的几乎都是斑斑泪水和血迹。世界上还不曾有哪一个民族，经历过如此长期的浩劫和磨难。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个民族，世界上也只有这个民族，在历经了一千八百多年大离散后，居然再次奇迹般地聚合在一起！
这奇迹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耶路撒冷的召唤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尽管经过了诸多的磨难，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从祖辈口中所听到的那个故乡的渴望。因为，上帝在《希伯来圣经》里已经明确告诉这些子民，苦难并非漫无止境，有朝一日，上帝将会让他们重回应许之地！
犹太人的归乡运动有个专门的词汇——“阿利亚”。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在会堂中登台带领大家颂读祷告诗文，每个男孩成人时都要经过这个仪式，后来就被引申为回归应许之地去朝圣。具体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先开始“阿利亚”，已经难以界定。自从犹太人被罗马人赶走后，迦南地已经几经转手，罗马人之后，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十字军、萨拉丁、马木留克、蒙古人等都先后做过巴勒斯坦的主人。
历史来到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主迦南。犹太人回家旅程的起点，就从这里谈起吧。
准确地说，这时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算不上回家，因为，犹太人本身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自然可以往来于帝国内的任何地方，包括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初的包容性还是很强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族人民都被帝国笼络在了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即使那些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奥斯曼土耳其也都慷慨地接纳了他们，还派出军舰接应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宽容的政策，再加上回归巴勒斯坦只不过是帝国内的自然流动，这一切都为“阿利亚”打开了方便之门。从16世纪开始，很多欧洲、亚洲、非洲的犹太人都陆续经由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向耶路撒冷回归。
尽管如此，最初的“阿利亚”主要还是家族内部或亲戚朋友之间相互影响的个人活动。首次将零零散散的个人归乡行动，上升到犹太复国理论高度的是德国犹太人摩西·赫斯。
摩西·赫斯是我们所熟知的另一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朋友。不过，尽管生活中两人是朋友，但不少政治观点分歧却较大。根据历史资料考证，马克思对犹太教和犹太人并不认可，在他的眼里，犹太人就是一群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金钱崇拜者（可以参阅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他自己也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即使其祖辈曾是显赫的拉比。而且，他的某些激进的言论，还让以色列人将其列入反犹分子的一员。而摩西·赫斯则是坚定地站在犹太人一边。他于186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要想彻底摆脱欧洲反犹主义的迫害，犹太人必须返回以色列。他号召犹太人行动起来，回归巴勒斯坦！
尽管赫斯第一个提出了回归耶路撒冷的思想，但却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二十年后，俄国的一个犹太医生列奥·平斯克正式给出了可操作的回归设想。
当时正是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活动蔓延整个俄国的恐怖时期。俄国人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浪潮，迫使一个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开始认真思考犹太民族的命运与前途。这个人就是平斯克。经过反思犹太人在俄国历史上的一次次遭遇，平斯克得出结论：犹太人要在俄国获得解放和公民的平等权利，根本就是异想天开。因为，每次的反犹运动都不是少数暴徒和流氓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所发起的群体性恐怖活动，只要犹太人还在这里生活，这种种族歧视和迫害就难以避免。再联想到犹太民族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平斯克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犹太人只有变成一个在自己领土上享有独立的“正常”民族，才能彻底摆脱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尴尬地位。否则，无论他们流散到哪里，都将永远是外人，总会与当地的人们产生竞争，并遭到周围人的嫌弃和迫害。
建立一个独立的、属于犹太民族自己的国家，这个念头让平斯克激动不已。
那么，如何让梦想成真呢？显然，必须要动员所有的犹太人认可并愿意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而采取实际的行动。为此，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吸引所有犹太人的“由头”。自然而然地，回归祖先曾生活过的故乡巴勒斯坦，无疑是可以调动全体犹太人最好的“由头”（当然，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有点儿牵强）。
平斯克将他的思想写进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立即在犹太人中间引起热烈响应。热爱锡安运动、热爱锡安山组织，很快就遍及整个俄国，平斯克因而也就此成为俄国犹太人追捧的偶像，顺理成章地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
纵观历史，在历史的每次紧要关头，冲在风口浪尖上的都是热血青年，尤其是风华正茂的学生，锡安运动也是如此。1882年，第一批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满怀高昂的斗志和远大的理想，从俄罗斯出发，以步行为主，精神抖擞地向巴勒斯坦进发了。由此也就拉开了世界各地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大旗指引下移民巴勒斯坦的帷幕。
据资料记载，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的人员出发时约有三百人，但最后能够坚持下来到达耶路撒冷的移民却只有十六人。1882年7月31日，这些最先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加法以南不远一处无人居住的荒地，开垦出了里申—列锡安定居点，这也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开垦的第一个定居点。热情过后，这些学子很快就知道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了。来到耶路撒冷后，犹太人发现这里居住的并不都是《希伯来圣经》里所描述的特选子民，而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这里没有自己的地盘，生存环境极其严峻。被残酷的现实浇灭热情之火的很多年轻人，渐渐又重新流回了城市，有些重新回到了国外，曾有一个时期，移出巴勒斯坦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移入的人数。
但无论怎样，源起俄罗斯的这次归乡行动，迈出了以色列人复国的第一步，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首次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
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一个间谍案，又一次将犹太复国运动推向高潮。
这年，一个已经主动同化为法国人的犹太裔炮兵上尉因间谍罪在巴黎被法国军法局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南美一个死亡岛上，而同案的其他法国人都被宣判无罪。在这个案件诉讼过程中，有一位名叫西奥多·赫茨尔的犹裔奥地利人崭露头角。作为新闻记者兼出版商，赫茨尔与欧洲的不少犹太人一样，曾积极主张犹太人主动放弃自己的小圈子，同化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去，以此期许得到欧洲人的“认同”。但在调查和报道该案的活动中，他渐渐感觉到同化的道路根本走不通。也就是说，即使你愿意同化为当地的欧洲人，但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你根本摆脱不了被人歧视的犹太人身份。
通过这个案件，赫茨尔深深地感受到了没有祖国的痛苦。1896年，赫茨尔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采用政治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并勾画出了犹太国的宏伟蓝图。赫茨尔的理论并没有提出比平斯克的观点更新的内容，唯一的区别是，他认为建立犹太国应该设法得到欧洲大国的支持，并且保障它的主权。这相比于平斯克只是通过鼓动个人热情而实施的锡安运动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1897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值得铭记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赫茨尔凭借个人的魅力和影响，经过多方奔走筹划，第一次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与会代表二百零四人，其中来自俄国的代表九十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正式诞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明确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创建一个受公共法律保障的家园”。这次会议之后，赫茨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在巴塞尔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公开这么说，我会被嘲笑，但可能在今后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历史惊人地应验了赫茨尔的预言，五十年后，以色列国真的诞生啦！
随着犹太复国组织的建立，移民也演变成了实现犹太人复国梦想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复兴运动，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归途漫漫
历史又一次将犹太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903年，俄国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排犹浪潮。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在某市的郊外发现了一个俄罗斯小男孩的尸体。于是，开始有人传言这是犹太人血祭的牺牲品，一个名叫贝利斯的犹太人被推上了法庭，这就是在俄国历史上留下污点的“贝利斯审判”。厄运再次降临到了犹太人头上。当地人疯狂追打犹太人，导致四十五名犹太人被杀，一千多人受伤，妇女被强奸，婴儿被扔出窗外。不仅民间如此，官方也是推波助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沙皇尼古拉二世纵容国内反犹势力对犹太人实施暴力，近千名犹太人在俄国的敖德萨被打死，而执行这场屠杀的凶手就是号称俄罗斯“绿林好汉”的哥萨克骑兵。
哥萨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它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通俗一点来讲，哥萨克就是“盲流”。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不甘心为奴而逃到偏远的南俄草原边境谋生的草寇。他们聚集成群，靠打家劫舍为生，后来就发展成为了类似梁山好汉一般的兵匪。俄国沙皇政府鞭长莫及，也只能眼看着这些人慢慢做大。不过，政府也慢慢发现了这些人的利用价值，只要肯给钱，这帮人就会为你赴汤蹈火。所以，这些“盲流”逐渐成为了沙皇豢养的一群很有战斗力的野狼。后来为俄国征服广袤的西伯利亚乃至抢占伊朗大片地盘的“功臣”，就是这些哥萨克。
无知加仇富，造就了“盲流”哥萨克对犹太人的“嫉恶如仇”，他们只要见到犹太人就会杀心四起，也因此而成为俄罗斯一次次反犹浪潮的急先锋，甚至被“誉为”俄罗斯大草原上犹太人的“天敌”。不过，恶人自有恶人治，哥萨克后来还是在斯大林一次次的镇压下消亡了。
俄国境内接二连三的屠杀和暴力活动，加速了犹太人外移的步伐，引发了1904年至1914年间第二次“阿利亚”运动的到来。据不完全统计，1882年至1914年间，从俄国逃离的犹太人将近二百万人，其中四分之三去了美国。除了逃往美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外，一部分犹太人则选择了移居巴勒斯坦，他们构成了第二次“阿利亚”运动的主力军。第二次“阿利亚”来到巴勒斯坦的回归者，是首批将自己与民族事业结合在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批人与第一批天真的学生相比，实力和影响力明显提高了一个台阶。日后，这批人成为了犹太复国的最主要力量，他们中间就包括出生于波兰的以色列开国之父本·古里安。
随着大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落地生根，一个很现实的语言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
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自世界五湖四海，一千多年的流散已让他们忘记了祖辈的语言。这些人说着各地不同的方言，来到巴勒斯坦，但来到以后才发现，由于语言交流的隔阂，他们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沟通和交流。这并不奇怪。试想一下，即使生活在同一个中国的哈尔滨人与上海人，如果没有普通话而只讲当地方言，恐怕也难以沟通和交流，更何况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于是，统一回归者的语言，已是关系到回归者能否立足的当务之急。
那么选择哪种语言作为犹太人的“普通话”呢？各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选择对自己方便的语言，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希望选择法语，赫茨尔的追随者希望选择德语，但更多的犹太人想起了犹太人已经失传千年的希伯来语。此时，复活希伯来语，已经不仅仅具有民族复兴的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关乎到这些人能否融洽生活在一起的关键。
提到希伯来语的复活，就不能不说到为推广希伯来语而付出毕生心血的语言学家本·耶胡达。为了让希伯来语在犹太人的世俗生活中得到推广，耶胡达不仅编写了希伯来语词典，更是身体力行，至死都不说别的语言，只说希伯来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凭借一己之力，终于将几乎已经“死去的语言”希伯来语一步步地复活。耶胡达的追随者继承了他的衣钵，从娃娃抓起，希伯来语在儿童中很快就流行起来，进而带动了整个家庭、整个社会，希伯来语逐渐变成了犹太人通用的母语。
就在犹太移民陆续向巴勒斯坦回归的同时，赫茨尔及其他犹太复国运动的先驱们，也在欧洲为犹太人的复国梦想而积极多方奔走。
面对奥斯曼苏丹的不合作，赫茨尔开始寻求折中的解决方案。当英国人表示愿意从自己在东非的殖民地肯尼亚一个名叫“乌干达”的地区，划出一块地来送给犹太人做复国“试验田”时，赫茨尔欣然接受了这一提案。但其他犹太人不能接受除巴勒斯坦之外的任何回归地。他们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选择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攻击，甚至抨击他是犹太人的叛徒。
1904年，赫茨尔在心力交瘁中倒下，年仅四十四岁，“乌干达提案”也就此夭折。以色列建国之后的第二年，赫茨尔的遗骸被从维也纳迁到了耶路撒冷一座最高的山上安葬，这座上从此被改名为“赫茨尔山”。
早期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大都单枪匹马，他们不仅难以有效地从事大规模生产和生活，也难以应对周边阿拉伯人的挑战和竞争，这也是第一次“阿利亚”失败的原因所在。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第二次到来的移民吸取了第一次移民失败的教训，建立了“基布兹”。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意指“集体”。“基布兹”里所有财产都由集体共同占有，所有的个人需要，包括医疗卫生和抚养子女，都由集体负责。这实际上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犹太人所带来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我国成立初期在农村所采用的“人民公社”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