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子女们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形式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俭朴实。在文中，司马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一，不满于奢靡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脚上也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子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侈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仕途上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特别是他担任谏官以来，从维护朝廷的根本利益出发，小自后宫封赠、外国供品，大至官员任免、边防治要乃至帝王继统，司马光历来指陈是非，直言敢谏，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帝王定选皇位继承人是直接关系封建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自古以来，即使是权重的大臣也不敢妄言。宋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朝野很多有识之士着急却又不敢表示意见，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个人建议。当时远在并州任通判的司马光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立即写信鼓励范镇一定要死力相争，而且自己也有奏章，还特意当面跟仁宗说起此事。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原以为会使您有所行动，谁知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匆匆忙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难道以往出现得还少吗？”仁宗听后大为感动，立即命令送中书商议。经过司马光、韩琦等人的筹划、奔波，终于将后来的英宗册立为皇太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但没有奏效，于是他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宋神宗时，百官欲上尊号。这对皇帝来说，自然是既荣耀又惬意的事。司马光却不愿随声附和，他力排众议，直陈个人见解：“以前先帝亲自举行郊祀大典时，也不曾受过尊号。后来有人提议，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对方有尊号而我方却没有，这才由于特殊情况而有了权宜之举。古时候，匈奴冒顿曾经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却并不曾听说过汉文帝增加过什么名号。但愿遵从先帝本来意愿，不要接受这种名号。”神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还特意写下了诏书表扬了司马光。
在从政生涯中，司马光一直坚持这种直谏忠正的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司马光过世后，墓地碑文是宋代文学家苏轼所书，而苏轼生前从不轻易给人写墓碑，平生只给五个人写过墓志铭，司马光即是其中一个，但苏轼与司马光的政见并不一致，二人经常在朝堂上吵得面红耳赤，苏轼曾称司马光为“司马牛”，虽然是骂人的气话，但也形象地表明了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宋英宗时，朝廷曾下令在陕西征兵二十万，致使百姓惊慌，社会秩序混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所以质问掌管军事的韩琦。韩琦回答说：“军事上都注重先造舆论，现在外敌桀骜不驯，让他们突然听到征兵二十万的消息，这难道没有威慑作用吗？”司马光反驳说：“所谓军事上注重制造舆论，乃是有名无实，况且仅可以欺骗对方一时罢了。如今我们增加了兵力，实际上又不能使用，不过十日，对方必定能了解清楚，到那时人家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又以先前乡兵可以“永不充军戍边”为由，来说明现今政策的可行。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由于朝廷曾经失信于民，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大臣也不能不产生怀疑。韩琦被驳得理屈词穷，但并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仅仅过了几年，司马光原先忧虑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任谏官的日子里，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司马光忠心耿耿，还先后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治国谋略。例如，他曾经向仁宗进献所谓“保业”“惜时”“远谋”“重征”“务实”的“五规”学说，强调“此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传家集》卷二十一《进五规状》）等等。但是，比较起来，尤为引人注目并最能代表司马光深刻见地的，要数他论述君德的《三德》论和论述用人之道的《御臣》论了。
《三德》论，讲的是人君之德。在司马光看来，但凡英明有为之君，都应当具备三方面的品德，这就是：仁、明、武。所谓“仁”不是生养抚育、迁就容忍的代名词，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并不是繁杂苛细的观察，而是要“知道谊（即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这才是“人君之明”。而所讲的“武”决不是强横残暴之义，而是只要道义所在，便可“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这才是“人君之武”。人君具备“三德”，国家必然富强。缺一则衰弱，缺二则危险，三者无一就一定会灭亡。
《御臣》论，讲的是朝廷用人之道。司马光认为，所谓“致治之道”没有其他内容，无非三条而已：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这三条的具体内容是，在用人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依材授任，量能授职。有功则晋级奖赏，不要迁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另选贤能任之；有罪则施以“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长此以往，则朝廷必尊，万事必治，百姓必安，四夷必服。
因为《三德》论和《御臣》论属于治国要道，是司马光的重要政治主张，所以尽管这一理论最初是在仁宗时期提出来的，但后来他对英宗、神宗也多次论及。司马光甚至深有感触地对神宗说过：“臣获事三朝（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皆以此六言（即论述君德的仁、明、武和论述用人之道的任官、信赏、必罚。）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宋史》本传）情深意切，尽职尽责，司马光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于此可窥一斑。
（三）荣辱·褒贬
熙宁元年，也就是宋神宗刚刚即位的那一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神宗的积极支持下，于熙宁二年开始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且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凤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次年，不满十岁的儿子哲宗即位，年号元，朝政大权掌控在太皇太后高氏手中。司马光被起用，任门下侍郎，第二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左丞相）。司马光担任宰相仅仅八个月就因病去世了，但在他执政的时期内，却做出了许多惊人之举。在他的举荐之下，一大批保守派官员一一得到提拔重用，进而在他的指引下，向变法派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首先是尽废新法。有人认为神宗刚刚过世，不宜马上改动。司马光却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能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马；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如此雷厉风行地全面废罢新法，并不是所有的保守派官员都赞同，如苏轼、苏辙等人就对废罢免役法持有异议，甚至还就此问题同司马光发生过激烈的争执。然而，司马光对新法的废罢之心毫不动摇。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褒贬不一。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轼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词。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没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309名朝臣列入“元 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但是在立碑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天下人都称道司马相公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将他列入奸党，小人于心不忍。”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了奸人之外。
对于这位历史名人的一生，南宋思想家朱熹曾评论道：“司马光身居洛阳十五年，写出一部《资治通鉴》，可以说做了一件好事；到朝廷任相后，把推行了十五六年的新法完全废除，就连同一派的苏轼父子都不赞同，又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坏事。”此话是非分明，确有一定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