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巨大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优良的编撰方法便耐人寻味。本书虽然完成于九百年前，但是它在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方法，诸如组织分工、编写程序、写作技巧，乃至为《资治通鉴》一书配备一系列的辅助作品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即使时至今日，也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一）人事分工的合理化
《资治通鉴》是一部官修史书，这部书是由司马光为首的写作班子集体完成的。一书成于众人之手而达到质量上乘，没有合理的人事分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提到集众修书，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往事。唐代以前，史学领域里原本存在着官修与私修并存的两种修史形式。自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开始，设馆修史，大臣监修的修史制度便确立，并沿袭下来而成为永制。然而，这一制度创立初期，问题较多，特别是在唐代武周时期尤为突出。著名史家刘知几曾以亲身体验，深刻地揭露了官方集众修史的五大弊端：其一，缺总裁；其二，缺文献；其三，缺约束；其四，缺章法；其五，督导无能。这五种流弊，从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修史书的松散无能。然而，如何兴利除弊，怎样才能发挥集众修书的优越性呢？刘知几及其以后的许多史家并没有系统指出具体解决办法。至宋代，司马光则通过编撰《资治通鉴》的具体实践，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人事分工和彼此协作方面，为当代也为后世做出了表率。
在《资治通鉴》的写作机构中，有主编、协修，还有书吏。其中，主编由司马光亲自担任，刘恕、刘 、范祖禹三人担任协修，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检阅《资治通鉴》文字。参与《资治通鉴》协修工作的其他三位学者，是当时最恰当的人选。
被司马光第一个选中的是时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县令的刘恕，时年才35岁。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自幼聪明好学，酷爱史书，13岁通览汉、唐典籍，18岁考中进士，位居第一，其才华深为主考官所钟爱。刘恕博闻强识，精于史学，对历代治乱兴衰、人物品评、天文地理、氏族世系，皆能口谈手画，为当时史学高才。史称刘恕“自太史公所论，下至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特别是“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而且同司马光一样，刘恕一生“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据说司马光当初奉皇命编书时，英宗特许他选拔英才，司马光把刘恕列为第一人选。在以后撰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刘恕专门负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料长编，并参与全书体例的商讨。由此可知，在《资治通鉴》协修人员中，刘恕具有纵览全局之才，他“功力最多”，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副主编。遗憾的是，元丰元年（1078年），年仅46岁的刘恕英年早逝，这时距离《资治通鉴》最后成书还有七年。
第二名协修为刘 （1023—1089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刘 博学能文，与他的兄长刘敝同年登科，长期担任州县官，时为国子监直讲，以经术教授学生。刘 与兄长刘敝以及刘敝的儿子刘奉世，都以学问著称当代，世号“三刘”。刘 精通六经，习知汉魏晋唐之典，是著名的汉史专家，曾经撰写《东汉刊误》四卷，订正出《后汉书》中许多问题。还参与《三刘汉书标注》的工作。刘 当年担任《通鉴》的协修，委实有点事出偶然。在司马光当初拟定的协修名单中原本没有他，只有刘恕和赵君锡。由于赵君锡的父亲去世而未能就职，于是就由刘 担任了这个职务，专门负责两汉部分史料的长编工作。
第三个协编是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又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少孤，由他的叔祖范镇抚育。范镇精于唐史，曾经参与过欧阳修主持的《新唐书》的撰修工作，历时十七年。司马光和范镇是好朋友，彼此交往甚密，因而认识范祖禹。范祖禹智识明敏，好学能文，嘉 八年（1063年）中进士，曾任祠部员外郎、著作郎、右谏议大夫、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等职。他入书局时才30岁，长期和司马光一同修书，不求仕途显达，甘心默默无闻。或许受到了叔祖极大影响的原因，范祖禹精通唐史，深明唐三百年治乱，专修《唐鉴》，可谓唐史专家。范祖禹入书局的时间虽然较晚，但他工作的时间却最长，直到《通鉴》成书，在书局达十五年之久，负责全局事务。范祖禹是编修班子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在书局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一名助手。《资治通鉴》修成以后，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
司马康，司马光儿子。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进书局年仅29岁。他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在书局负责检阅文字，在书局工作十几年，也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在《资治通鉴》动笔之前，司马光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因而有两件大事不但做得必要，做得及时，而且做得恰到好处。第一是精选班子。毫不夸张地说，在古代所有修史机构中，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书局堪称是最佳组合的典范。首先是同心同德。在这个书局中，不论是主编司马光，还是协修刘恕、刘 、范祖禹，抑或是检阅文字的司马康，他们不只是志同道合，思想观念基本一致，而且在当代重大政治问题上目标一致，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存在政见分歧，具有密切合作的政治基础；其次是学有所长。这几位修史者都是当时史学界的名家，而且既有通才，又有某一领域的专才。刘 是两汉史专家，范祖禹精通唐史，司马康专门负责文字校阅。这一批英才，在司马光这位甘愿远离官场、热心修书又颇有才华和声望的内行领导下，具备密切合作的业务基础；其三是年龄搭配合理。从年龄结构上看，他们之中，司马光生于1019年，自然属于长者；生于1023年的刘 次之；刘恕生于1032年，小司马光13岁，属于中年；范祖禹生于1041年，小司马光22岁，司马康生于1050年，又小范祖禹9岁，所以范祖禹、司马康二人称得上是书局中的青年后生。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写作团体。第二是分工合理。在《资治通鉴》书局中，主编、协修、书吏之间分工明确，各有区域，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任务分配得相当合理，可以说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考虑到各人的业务专长：刘 是汉史专家，所以负责汉代部分；范祖禹是唐史专家，所以负责唐代部分；刘恕除了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一段外，之所以还要负责五代，那是因为他曾撰修《十国纪年》，对五代史也颇有研究。其余部分由司马光担任。由于划分明确，任务布置合理，撰修者不但能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且彼此配合非常默契，整个协作有条不紊，从而为以后主编的早日定稿创造了条件。
（二）编写程序的科学化
《资治通鉴》的整个编纂工作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制作丛目；第二步编写长编；第三步删改定稿。第一、第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刘恕、刘 、范祖禹具体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
所谓“制作丛目”，就是编写出《资治通鉴》的提纲。编制丛目，就是编制全书的总纲，包括标出事目和附注资料两项工作。“标出事目”，就是在入选《通鉴》的历史资料中挑选典型事例标明题目，而后再依照时间为序排列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纲目。当然，列纲目，必须博览群书，必须以涉猎大量历史资料为前提，否则，就难以胜任：或者标不出事目，或者所标事目并不典型。为了确保质量，司马光甚至对协修人员阅读文献的进度也提出了要求。据司马光计算，作《唐纪》丛目，就需要读书千余卷。若以日看一二卷计，需用两三年时间。“附注资料”，就是按标题确定的范围扩大搜集资料，然后分别将新资料附注在各标题之下。关于如何搜集资料，司马光也有具体要求。他特别强调，所有资料都要注意时间顺序。无论是实录资料，还是正史纪传、传记、小说、文集中的资料，都必须严格地按照年代顺序重新布列，若有前后移动，必须注明出处。在致范祖禹的信中，司马光曾明确提出，凡与史事有关的资料，“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即使实录中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史料无法确定日期者，附于月之下，称是月；无法确定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作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无事可附者，则应大致判断时间的早晚，附于一年之下；稍于其事相涉者，即予注出。关于附注的表述，司马光也有具体要求。他认为，写附注不能照抄原文，应摘录要点，还要注明每一条材料的出处。有年月者注之，无者亦注之，尽量详尽，“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司马光如此具体地布置标举事目和附注资料事宜，是因为这两项工作在“制作丛目”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主编深入、细致的敬业精神。
所谓“编写长编”，就是编写成《资治通鉴》的草稿。昔日所说的“长编”就等于今日所说的底稿或草稿。长编的编纂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繁是为了搜集详备的资料，防止遗漏，便于对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比较，以便有充分选择的余地，也有助于对史实真伪进行辨析。依照司马光的布署，编写“长编”的过程大体有三个重要环节。
第一要筛选资料。为了编制“长编”，必须选择资料，而要选择资料，首先又必须认真通读文献。因为只有阅览之后，才能进一步熟悉、类集、排比，以便综合处理同时期、同性质的资料，按既定的体系和自己的目的编辑。其次是选择、鉴别史料。对于如何确定所需要的史料，司马光认为，只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就是资料本身是否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史和实录不可轻信，杂史、小说未必无凭，关键在于“高鉴择之”，即鉴别选择。鉴别实录和正史中的错误，从杂史、小说中选择出有价值的材料，这既需要求实精神，又需要明察高鉴的辨别能力和渊博的历史知识。
第二是编排资料。在这一问题上，司马光考虑得极其细致。他不只将资料区别为三种类型，并为每类资料都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法。一类是事同文异的资料，对这类资料，要选择记事完整、文字清楚的做正文；一类是彼此互有详略的资料，要取长补短，互相补充，自己编排文字来加以修正；一类是事迹及年月不符的，要选取证据充分、情理近于事实的入正文，其余注入其下，以表明取此舍彼的原因。在资料的取舍上，司马光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指导原则。他在给范祖禹的信中说：“诗赋只为文章，诏诰（皇帝发布的命令、文告）只记官吏任免，妖异（鬼神怪异）只限于讲怪诞，诙谐只图取笑，遇有这类资料，直删无妨。但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诫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就可将其收集起来。”司马光的这一规定，不但扩大了史料范围，而且鉴定了一些历史资料的价值。直至今日，仍具借鉴意义。
第三是统一书法。写历史时，所谓书法，就是纪年、记人、记事的格式和方法。关于纪年方面，司马光特别注意年号的统一。年号本是古代帝王在位时用以纪年的名号，因为它历来被认为是政权的象征，所以中国古代史籍往往用年号纪年，而这也就出现了一些相应的问题。如我国古代一帝一年号者，主要是明清两朝。宋代以前每个在位皇帝的年号不仅多少不一，且各个年号的使用时间也长短不同。如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用过年号十一个。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用了十七个年号。还有一年内竟三易年号的情况，如712年就曾经出现过唐睿宗的“太极”“延和”以及唐玄宗的“先天”等三个年号。为了整齐年号，避免同年多号歧出。司马光明确规定，凡一年中有两个以上年号的，一律用后一个年号。如701年有大足、长安两个年号，就只记长安，略去大足。这一规定不仅使史家修史有所遵循，也使读者读史一目了然。此外关于记人、记事，司马光在对传统编年体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发挥、改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规定“长编”的正文一律用大字书写，其余未采用的材料，一律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以示区别。
所谓“删改定稿”，是《资治通鉴》成书的最后一步。具体来说，先前由刘恕、刘 、范祖禹等人编出的“长编”，至此要交由主编司马光独立完成。删改工作大体分两步进行，首先是对长编资料的删繁就简，由博而约，取精用宏的粗删；其次是考订异同，统一体例，统一史观，修改熔铸润色的细删。整个删改定稿工作十分繁杂、艰苦，不仅需要第一流的史学造诣和文字驾驭能力，还需要兢兢业业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司马光为此是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地工作着。三名助手的全部初稿由他一个人总集成，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如唐史长编初稿长达六七百卷，删定完成至少要花费四年时间。这样司马光就必须严格按既定日程日删一卷，因事耽误，事后追补，否则，定稿的时日将遥遥无期。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总结这一工作时说：“臣精细地研究、考查了全部资料，进行了反复思考，从始至终地修订全书，白天时间不够，夜里继续干。翻遍旧史，旁采小说，书稿堆积如山，浩如烟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