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终由谁对经济政策负领导责任要取决于副总理自身发挥多大作用，从总统那里得到多大信任，其程度虽然多少有些差别，但是经济首席秘书官不仅大多与经济企划院的立场保持一致，经常安抚有关部门对经济企划院的不满，在保护经济企划院不受政党和财界的政治性外部影响上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自第五共和国以来，经济首席秘书官的作用正在日益加强，他和副总理之间形成了相互倾轧的关系，或者经常表现出干脆由他主导经济政策的情况。从第五共和国初期金在益担任经济首席秘书官所起的作用也许可以看到最典型的事例。经济首席秘书官如果是学者出身，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严重。这是因为，非政治家出身而是经济学家出身的经济首席秘书官由于和总统过从甚密，当他们处于能够左右经济政策的重要位置时，可以说他很容易强烈地表现出希望实现自己所喜好的特定政策，而且他很容易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误解为就是在为总统服务，一般不去思考必须和总统在政治上共命运。
3.对部门间经济政策调整的综合评价
对我国调整经济政策的机构及其惯例的批评越来越多，例如批评经济企划院和总统秘书室过于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批评由于经济企划院的政策偏见，造成了社会福利政策、经济民主化政策不能充分贯彻；通过经济企划院的政策调整过去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现在其效率已大为降低；各部门逃避承担责任等。
但是，这些批评并没有说到问题的要害上，而是出于对我国的政策调整结构和惯例特点的认识不足。如果说许多批评者认识的政策调整的含义就是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就是有关部门之间的步调一致，那么显然，我国的政策调整遇到麻烦的时候很多，各部门之间步调不一致，出现不协调的情况很多。
然而正如本文所述，对于政策调整，如果去注意评价它实现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政策调整上的不协调只不过是极小的问题，是否应当把国家经济部门对于所酿成的政策矛盾、推卸责任，以及为炫耀调整成果而夸大其词等看做是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不协调，这本身倒是一个问题。从韩国政府过去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业绩和成果来看，难道不是把部门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看成是一种反作用吗？如果考虑到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批评的基础就显得极为狭隘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金荣枰教授对我国的决策和政策调整过程作出了慎重而肯定的评价：
“韩国的官僚体制被认为是比较集权的组织，但即使它尚未摆脱集权的范畴，仍能在决策的过程中较为顺利地防止和修正错误。这可以从它允许机关之间存在矛盾，并通过非官方的和乡土式的解决过程找出原因。……即使没有外部的牵制，韩国的政府官僚体制也仍然可以使发展政策不致失败，这是因为各机构之间能够维持相互的制约和平衡，也就是说，解决矛盾的机制使机构能够行使权力以便巧妙地维持内部的力量平衡。换句话说，官僚体制的主要制约力量是官僚体制本身。……韩国官僚体制的机构矛盾和解决方法，无论有无人为的设置，毫无疑问，它一都曾留！作为一种机制起过作用。”（金荣枰，1991，152-155）笔者持相同的看法。其实把对上述我国政策调整结构和惯例的普遍批评作为对我国官僚体制内部的政策调整结构和惯例的批评是完全不恰当的。例如，有人批评经济企划院的政策偏颇，只重经济发展，但我们不能不反问，究竟还有哪一个部门能像经济企划院那样主动改变它的政策爱好与政策立场去适应政治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如果经济企划院在它主导的政策调整结果上出现失误，责任也大多在政界，从真正的意义上说是因为缺乏政治，是国会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现实造成的。这样看问题不失为妥当，因为经济企划院的政策调整方向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根据总统的旨意决定的。特别是在第六共和国以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如果说经济企划院的政策目标和功能转换尚有不尽人意之处，这等于是说总统的政策目标和从政策上改变关心的问题不能令人满意。经济企划院就是这样充满了“政治性”。
（四）对政策调整的认识和转变思路
毫无疑问，我国的政策调整总是表现出中央集权的特点。然而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性质的政策调整模式今天随着政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不能不面临严重的挑战。始终以确保效率作为最高目标的政策调整正在越来越无法保证政策的合理性。现在人们认识到，更大的问题并不是政策调整过程的效率，而是确保决策和政策调整过程的民主性以及政策的合理性。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转变对政策调整的认识和思路。
1.“综合地进行”政策调整是一种神话
我们常以为，任何政策都会有与其相互关联的复杂关系，所以某一个人综合地掌握了政策问题，就应当能够调整有关政策。这种想法立即会产生一种信念：中央应该有强有力的政策调整者。
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智力、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完全把握政策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预先想好办法去对付一切问题。
中央集权的调整者实际进行政策调整的方法是试图将一项政策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子政策，然后一个一个地加以调整；或者不得不用某一种方法，对一项项子政策依次进行调整。这就是所谓战略性决策不可避免。（Lindblom，1965，137-162）战略性决策为解决复杂问题而使用现实方法，这种说法给人以启示，无论多么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策调整者，都不得不随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来改变对问题的判断和认识。政策调整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修补的过程，从大的方面讲不可能脱离这种情况。
为了使综合性的政策调整得以进行，必须保证拥有大量的信息，并对它们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但这里实际存在着很多局限性。首先是无法完全把握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难以挑选出适用的信息。即使得到了那样的信息也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去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不仅在决策阶段，而且也是在政策执行阶段不断提出的难以克服的问题。
如果不设法使各种利害相关者根据各自的需要靠自己花钱来收集和分析信息，参与决策过程，就难以使这样的问题得到解决。
当然，他们掌握信息和对信息的分析都出于各自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总想更强有力地、更具说服力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因而这种分析是不可能完善的。但是在民主决策和政策调整过程中这样的信息和分析必然经过竞争过程。总之，民主的政策调整过程能够得到中央集权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很难期望也难以获得的信息及对它的分析。
2.没有“合理”调整的标准，“合理调整”容易流于权威性的调整
我们说，不能根据决策参与者随意的判断标准来进行政策调整，就是说，不能根据决策者之间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来进行政策调整。我认为政策调整应该是合理的调整。我们主张，为了达到社会的有效目标，并有助于增进社会公益，政策调整应有合理的标准，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主张。但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主张正在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为了合理调整，归根结底要排除片面的政治影响，并必须要有超越片面的利害关系的某个中央集权的调整者。
为了合理的政策调整，再明白不过的是要有全社会成员都能接受的标准。然而问题正是在这里。社会上没有一种公益标准是人人都能够同意的。因此，当中央集权的政策调整者“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接受某种主张时，不能不对它是否公正究根问底。也正是在这里，由中央集权的调整者“合理”调整政策的主张在哲学和伦理上表现出了局限性。
归根结底，只有通过各个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妥协与协商，才能实现“合理的”政策调整。共同的利益是实现合理的政策调整需要的合理标准。由于各有各的主张，因而谁都不知道它存在于什么地方。公共利益是先验地存在着的，除了极权主义社会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民主社会，公共利益只有通过民主的妥协和竞争才能实现。政策调整过程应当是民主的政治化过程，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3.保证政策的连贯性说来容易下定义难；保证政策的连贯性也常常不尽人意
常有人提出，决策和政策调整要有连贯性，例如，一方面限制大米生产，另一方面又开展填海造田工程；又如，一方面在城市郊区不断修筑新的公路，但同时又严禁在市内停车。许多人看到这些情况，都批评政策缺乏连贯性。与此有关的这些政策真的是缺乏连贯性吗？如果认为应当有一种价值作为评价政策连贯性的标准，那么可以这样说。然而如果考虑到上述两例中保护新的沿海工业区和使道路畅通的新价值，就不能不说上述两项政策之间缺乏连贯性。
正如通过这样的事例可知，判断某种政策之间是否有连贯性，重要的是根据什么样的价值来评价。一般说，一项政策追求的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那么每个人很容易根据他自己认为重要的来确定一种价值，而批评相关政策之间缺乏连贯性。可见，所谓连贯性，这种政策调整的评价标准可以说是任意确定的。
在此，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确定连贯性的概念，因为相互有关的政策所包含的价值之间不发生矛盾的这种常识水平上的连贯性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从理论上讲，可以把连贯性概念定义为：“在不可能朝着既不危害他人同时又有利于某一个人的方向去改变政策时两项政策具有连贯性”。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述，就是认为在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确保相关政策之间的连贯性。
为了确保在这个意义上的相关政策之间的连贯性，就必须让能够最好地把握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所有的人都参与决策与政策调整的过程，并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政策也有利于他人。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集团才会去努力发现其他集团能够接受的政策方案，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取得社会共识。这样看来，为了确保政策的连贯性，一定要由中央集权的决策者和调节者进行政策调整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央集权的调节者要全面地把握所有政策的连锁反映和连带效应，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从普遍意义上来定义连贯性概念，连贯性是指在某一种情况和时间条件下形成的决策和政策调整同另一情况和时间条件下形成的决策和政策调整应保持连贯性，即，应保证政策调整者的决策方法和决策模式的连贯性。（Lindblom，1965，195-196）这种意义上的连贯性概念与连续性概念有着相似的一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为确保这种连贯性，最好还是由同一个决策者或决策机关继续负责决策和政策调整。
但首先由同一个人或机关长期负责有关政策是否一定坚持同样的决策模式是存在问题的。例如，经济企划院在进行有关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很难总是采用同样的或具有连贯性的判断标准。
进行合理决策的意义还在于，对此前的情况或条件下被忽视的决定和错误判断的问题可在事后加以纠正。因此，为确保日常意义上的连贯性而作的努力，稍有疏忽就会使决策者对某一项政策的价值产生成见或偏见，以致反而不能合理改进政策。由此可见，用类似连续性的意义来强调政策的连贯性，可以说存在着危险，有可能错误地使不合理的政策结论合理化。
4.仅靠政府内部的政策调整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