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中共领导人感受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端。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更加促使中共领导人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以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共逐步走上了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一、中共八大前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中共的角色也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虽已建立，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很落后。在没有先例和理论指导的条件下，如何尽快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提上了中共领导层的议事日程。
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警醒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尤以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为代表。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956年2月14日，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1400名代表中，有近40％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提拔起来的。2月24日，大会闭幕。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抛出了一份长达4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的代表们的惊愕中，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错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同时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
苏共二十大特别是《秘密报告》被公开以后，东欧国家的人民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市工人为减税和增加工资而举行了游行示威，示威群众与波兰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派来镇压的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
与此同时，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匈牙利以后，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迅速蔓延，纷纷要求解除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政府总理拉科西的职务，为受害者平反。10月20日，传来波兰党的政治局改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的消息后，首都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说，邀请人们参加声援波兰人民和哥穆尔卡的集会游行。匈牙利党中央要求苏联派兵协助镇压“暴乱”。10月24日，苏联坦克部队开进了布达佩斯。经过13天的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最终，苏军平息了匈牙利暴乱。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匈事件的爆发，揭示了在苏联模式长期影响下，各国共产党自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一事件坚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
中国国内的新情况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农联盟已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伴随着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
同时，面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苏联经验和模式的盲从，从而为中共的独立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开启了合法性前提。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早在1955年年底，毛泽东便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1955年年底，刘少奇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从12月7日开始，到1956年3月，陆陆续续找一些部委负责同志汇报工作，以摸清情况。1956年年初，毛泽东从杭州回京，薄一波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此事，没想到毛主席对此也很感兴趣，并让薄一波替他组织一些部门汇报。就这样，从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工业、农业、商业、财贸等34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当时毛主席已经60多岁，身体不太好，但每天起床后就听汇报，听完汇报再上床休息，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当时他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这样一连搞了两个月，把大家智慧都集中起来，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十个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并且提出：现在应当破除对于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了，应当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道路了。”这表明“以苏为鉴”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探索的主题和指导思想。而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此前，中央在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总之，《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是要把国内外、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一思想，也就成为“八大”的基本方针。
中共八大召开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78 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中共八大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
79中共八大前后对管理体制的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虽然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但八大前后，自由市场曾一度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他还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也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说，私人开厂，可以满足社会需要，定息也有了出路。
当然要看条件，有原料，有销路。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早了。他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中又指出：苏联新经济政策，三年两年就结束了，何必这样匆忙呢？我们已搞了三年，再搞七年，不行再延长它二三年。苏联是太急了！直到现在还影响他们的物品，消费资料不足，市场也不热闹。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迅速推进，到1956年初，我国经济建设中已出现冒进倾向。虽然经过主持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艰苦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共高层领导产生了不同看法。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80 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正是根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才保证了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中央和地方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中共中央还尝试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准备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总之，在中共八大以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不断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这实质上都涉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挫折，特别是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相继发生一系列流血事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则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在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逐步突出起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新阶段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81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才基本结束。在此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他们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是交流各地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部署下一步运动的计划，并解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会议重新讨论了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由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讲话宣布右派分子“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并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首次提出批评。他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现了右倾。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明确地说，去年这一年，一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二是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是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左”倾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82 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大跃进”狂澜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党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主席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批判了1956年曾起了积极作用的反冒进，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195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报道了全国的跃进形势：在农村中每天有近1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在工业战线上一再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路线。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
一是对我国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提法；二是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体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8“大跃进”运动的展开自1957年冬季开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中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此外，“大跃进”还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从1958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时期，国家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但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中共中央被迫开始了长达五年时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不能照搬外国。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该怎样走？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做出重大的抉择。
以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共在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成了一系列的正确认识和方针，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可惜的是，由于我们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实践经验和认识的不足而使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原则没能全面贯彻，一以贯之。使得党在阶级斗争和建设速度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党才全面而正确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