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大帝是在多伦的元上都登上大元王朝的皇位的。我也曾在一个日暮黄昏，登上了上都的正北门，城门只剩下一个残留的土丘。从那些残垣断壁，我依稀能分辨出当年城郭雉堞的巍峨和宏阔。我登上已沦落为土包的箭楼极目远眺，坍圯的城墙静静地躺在残阳里，在旷野漠风中蛰伏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唯有一片片盛开的金莲花唤醒对昨日奢华的记忆。
当年，忽必烈为构筑这座登基之城，将金国、中原、中亚和欧洲掳来的十万战俘和工匠云集此地，用泼水成冰的旱船运来中原的花岗石，用数万匹战马拖来了长白山的巨松。大队大队的战俘奴隶用牛皮系成的缆绳，拖着蛇纹状的大理石走向金莲川草地。整整三年，忽必烈大帝以横扫欧亚狂飙的战争方式，建起了这座皇城王宫。元上都骤然崛起之际，四座方城一座套着一座，分成外城、皇城、宫城和外苑。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西混血，汉唐长安、大宋东京气韵沉雄的王朝之美尽显其中，又透着基督、穆斯林文化的风情。每个城郭都有四个城门，依照季节而轮流打开。1259年元上都落成，翌年，忽必烈在这里登上皇位，先称开平府，四年后加号上都，成为夏天帝国皇帝和大臣将军办公狩猎的一代陪都，与北京的大都并称为两都。
在娘胎中就浸泡着中原文化优越感的汉地文人，自然不屑为忽必烈陛下作一篇辞章艳丽的两都赋，却成全了威尼斯青年马可·波罗。他骑着唐吉诃德的那匹瘦马，不辨东西南北地闯入上都，眼前霍然一亮。他被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惊呆了。那是看了一眼就会终身难忘的城郭，清澈的溪流从山间哗哗流泻，玉带般地抛撒在空旷的草地；运河上错落地横跨着一座连一座的汉白玉拱桥；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台阶浸在水中；摇着长浆的轻舟在码头前卸下一筐筐碧绿的青菜。伫立在皇宫的阳台上，俯视井字形的城市，四座城楼伸向遥远的天际；而风儿伸出一只无形的手，在城隅之上精心雕塑簇簇云团，载着元上都缓缓流动。
“天上之城！”马可·波罗惊叹，从此再也无法将其从记忆中抹去。环顾左右，前方花岗岩铺就的中轴大衢上，牵着骆驼的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商旅匆匆走过；扭动腰身，跳肚皮舞的波斯女人吸引了一群孩子在身后乱跑乱窜。
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雄风，先后征战日本、安南、缅甸、爪哇，虽然战争互有胜负，但是世界在他身上清晰地看到了成吉思汗的影子。
我惊叹当时伊克昭盟领导的胆识和勇气。1977年为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重修成陵时，他们将大蒙古帝国的最大版图，放在了成吉思汗雕像的背后，让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可以一睹当年蒙古雄风。
最大的版图，其实是成吉思汗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最主要的标志。
那天，成陵管委会副主任王卫东对我说，在接待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参观成陵前，伊克昭盟的领导一度想将大汗身后大元帝国全图用绒布蒙上。可是思来想去，这是历史，必须尊重，就决定原样让江泽民总书记参观。
讲解员说起这张大蒙古国全图时，也讲了重修时绘制中华民族最大帝国版图的初衷，江泽民同志感叹地说：“这是历史，谁也不能抹杀，应该真实客观地反映，给予应有的尊重。”
国家主席一锤定音，所有的担忧从此云消雾散。
成陵回归之旅
那天晚上，萧立军大哥宴请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为他到美国探望孙女饯行，打电话让我参加。
2004年秋天，我曾参加过由玛拉任团长的作家访问团到焦作云台山的采风活动，领教过玛拉老人的酒风酒胆。
酒酣之时，玛拉老人问我：“最近在写什么？”
“鄂尔多斯高原。”
“去过伊金霍洛旗吗？”
“在成陵后边的布达克浩特住过两个晚上。”
“哦？”玛拉老人仰起头来，“你也去过成陵吗？”
“去过三次！”我答道。
“他第一次去还在成吉思汗的八白宫前磕了三个长头，”萧立军说道，“很虔诚的。”
“因为我是军人，那长头是给中华帝国一个最伟大的军人磕的。”
“八白宫的银箱里没有什么真货。”玛拉沁夫小酌了一口说，脸色早被烈酒熏成了红色。
“银箱里装着成吉思汗的灵魂啊！”我说。
“你看过？”玛拉老人诘问。
“没有。达尔扈特人将之奉为生命和神灵，是不会随便打开给外人看的。”
“我看过。”玛拉沁夫老人自豪地说。
“啊？”我愕然。
坐在一边的叶梅、赵瑜架秧子起哄道：“看到了吧，老爷子可不是凡人啊！”
玛拉老人仰天大笑，神情突然定住了，没有了刚才大杯畅饮的豪情与霸气，反而口气平静地说：“1954年4月7日，成陵从青海塔尔寺迁回来，政府定于查干苏鲁克春祭时，隆重举行成吉思汗灵柩请回故地安放大祭和成吉思汗新陵的奠基仪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中央民委的萨空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再天参加请回仪式，我也在被邀之列。那年我23岁，刚从中央文学讲学所出来，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在此之前的一个会上，乌兰夫提出来，要看看从青海请回来的银棺里边的成吉思汗。有人劝乌兰夫不要看，可是他还是很想看个究竟。于是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雅克图，叫达尔扈特人的总管达尔古，找来五个守陵人，用他们每人手中的一把钥匙，打开成吉思汗的灵柩。
“第一把钥匙捅进去，锁打开了，里边是一张羊皮，上边写着古维吾文，那是蒙古国师八思巴创造的文字。
“第二把锁打开，银箱里边还是没有什么宝贝。乌兰夫非常尊敬达尔扈特人，见好就收，说，‘谢谢，我已经看了，知道了。’”
听完玛拉老人讲的故事，我诧异道：“有白骆驼毛啊！吸附了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灵魂在里边啊！还有大汗出生时的脐带啊！”
玛拉笑了，说：“过去蒙古人信奉萨满教，敬天畏地，人的肉身才是主要的，成吉思汗之躯不知葬于何处。”
“普遍的说法就是阿勒台之阴，肯特山之阳，也客斡克之地啊，绿连河一带啊。”我说，“南宋理宗嘉熙时彭大雅考察蒙古归来写的《黑鞑事略》，《马可·波罗行记》，还有《蒙古黄金史纲》，沙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这几部中外史书著书时间相近，说法也大体一致。”
“你研究甚深啊！”玛拉老人感叹道，“蒙古汗爷、王公贵族大都是秘葬，护柩士兵途中遇人都格杀勿论，下葬之后万马踏平，你说在什么地方？”
“看来成吉思汗的肉身葬于何处，永远是一个谜，但是他的灵魂却永远活着。”
酒宴散了，我有几分醉意。驱车回家，路经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车灯如河。我想起了成陵专家旺楚格和那楚格跟我说过的，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冉冉升起前后的一段成陵往事。
1949年8月，兰州已被人民解放军重兵包围，破城在即。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责成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将安放在兰州榆中县兴隆寺已经11年之久的成吉思汗灵柩迁至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大汗灵柩再度西行。将成灵迁入塔尔寺，国民党政府有多层考虑：一则青海乃西北王马步芳的老巢，藉大汗英魂，登高一呼，响应者众；再则青海境内乃蒙古和硕特部29族栖息之地，其王公札萨克系成吉思汗后裔，便于保护；而塔尔寺，又是藏传佛教黄教的重镇，是蒙藏百姓的信仰中心，移灵于此，乃上上之策。
8月2日，榆中县兴隆寺东山大佛殿进行了主祭，然后起灵。西北王马步芳派来两辆卡车，一辆安放圣物，一辆乘坐护陵的达尔扈特人。在卫兵的护送下，灵柩朝着青海方向驶去，次日经西宁抵达塔尔寺。当时，恰好乌兰活佛任塔尔寺总法台，他率众活佛和僧众列队于寺前，虔诚诵经迎接，然后把灵柩安放在塔尔寺的排家尕哇活佛经堂。
在达尔扈特人的眼中，迁至塔尔寺的成吉思汗灵柩是这样摆设的：经堂正中，供奉着三个灵柩，形似三个虎夹木箱，银质包皮，正面饰以喇嘛教常用的八金图案，四周镶有赤金团龙，外围黄绫，内置金匣，匣内装有骨灰；中间一个较大，长约3市尺，高1.5市尺，是成吉思汗的灵柩；桌上供有成吉思汗的遗像一帧；左右两边的箱子较小，长约2.5市尺，宽1.7市尺，一个是忽阑夫人的灵柩，一个传说是一夫人勃儿贴的灵柩（也说是太子窝阔台的灵柩）。
成吉思汗灵旁陈列着苏勒德（大纛）和当年成吉思汗用过的银鞍、弓箭，以及他用过的银碗、壶等，还有他穿过的铠甲等纪念物。檀木架上陈列着一方玻璃梳妆大镜。
祭物刚摆了1个月，西宁就解放了。9月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湟中县，立即派卫兵对成吉思汗灵柩加以特别保护。
成陵西迁之后，护陵十载的高九如担任塔尔寺成灵保护委员会主任，他特意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感谢，并请示今后成陵的安置问题。
翌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钧儒率领中央慰问团来到塔尔寺向成灵致敬，并赠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题写的条幅题字，随后青海省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先后到塔尔寺祭祀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灵柩在塔尔寺待了四年，享尽人间香火和长明灯的供奉。可是新中国已经进入和平年代，蒙古大地的人民思念大汗的英雄之魂了。
1953年12月，鄂尔多斯乃至整个蒙古高原的蒙古族上书自治区政府，并请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成吉思汗陵和新建陵园委员会，将西迁的成陵请回伊金霍洛旗。
请求很快便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批准，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当时的绥远省迅速成立了“成吉思汗陵迁建委员会”，由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任迎灵任代表团团长，于1954年旧历三月二十一日将灵柩从塔尔寺迁回。
迎灵代表团3月15日从呼和浩特出发，于一周之后抵达青海，在西宁待了三天之后，于3月29日，在青海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周仁山的陪同下，在塔尔寺，按照蒙古族祭祀成陵的仪式，举行了隆重的起灵大祭。
在塔尔寺喇嘛的诵经声中，迎灵团护着成吉思汗及夫人的灵柩，以及哈日苏勒德和其他祭器，乘专车离开塔尔寺。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的灵车开到了伊金霍洛旗，一百多名达尔扈特骑士在二十多里外的地方迎接。那楚格，王卫东的爷爷、父亲皆在其中。刚驶入伊旗地界，15公里长的大道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
久违了！圣主离开此地已经15载，终于再回故乡。灵车穿越夹道欢迎的芸芸众生，沿途的百姓不断向大汗的灵车叩拜，敬献哈达；祭灯、彩绸、祭酒、鲜奶、美食，纷纷洒向灵车。当时的伊金霍洛不通汽车，成陵是坐着勒勒车到了新街，再换成汽车。而乌伦木兰河山冈之上，有七八里什么车也走不了，老百姓就拔附近的沙蒿、柠条、枳及等铺在沙丘和沼泽上，让灵车顺利通过。
归去来兮，一段英雄之魂的西迁东归路。
祭师与他的喇嘛儿子
我第二次拜谒成陵，是由祭师巴雅尔陪我去的。
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斜阳寒山，圣主禁地的秋空一片蔚蓝，如海水洗濯过一般，一望无边。余晖落在敖包和祭坛之间，抹下一片海棠血色。我对达尔扈特人最后一名达尔古（头人）的后裔王卫东（蒙古名为额尔德尼森布尔）采访了两个多小时后，已是黄昏，王卫东不时在看表。
我问：“你还有事？”
他说：“抱歉，我要买机票，坐今晚航班去北京。”
我学会了一句鄂尔多斯人常说的口头禅：“做甚营生？”
“为成陵成吉思汗博物馆招标。”
“又要建博物馆？”我有点愕然，“康巴什新区建了一座蒙古女人头饰的博物馆，已经非常气派；而成陵与它相距不过二十多公里，还要建一座成吉思汗博物馆？”
王卫东说：“康巴什博物馆是针对整个鄂尔多斯高原，收集和展览的是全市的文物，而成吉思汗博物馆只存放大汗的遗物和各种祭祀的礼器。”
“大手笔啊，成陵刚投资两个多亿，修葺一新，如今又要投1个多亿建成吉思汗博物馆。唯有鄂尔多斯人能够做得到。”
“我不能陪你了，作家。”
“我还可以再采访谁？”我看看了表，下午5点，时间尚早。
“和我们的副主任谈吧。”
“好！”我点了点头。紧随王卫东走了出来，步入一间大会议室，有三个蒙古男儿坐在那儿说话。
见我进去，一个蒙古汉子突然站了起来，惊呼道：“徐作家！你来啦！”
我惊讶这里还有人认识我，转身一看：“巴雅尔，是你啊！”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没想到你会来。”
“我说过我会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