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每次出门逛街，都是一前一后走的，快六十年的老夫老妻了，居然顾忌一起走被人撞见会笑话，更别说牵手了。通常是母亲让父亲“先头里走”，然后自己再故意磨磨蹭蹭地东找西找才出门，远远跟在后面。距离拉开了，心里却彼此相互照应着——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特殊的“爱情”表达方式。这图景在我印象里已淡忘多年了，今天被翻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这窗口，成了老两口生死诀别的十里长亭
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在两天以后才敢告诉父亲的。
父亲这年已经87岁了。除了砣大身沉，走路不太灵便之外，没有什么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当然，这也只是泛泛一说，哪能真没病呢？比如：
1.心力衰竭。2000年因腿部严重浮肿住了半个月的院，诊断为老年性心衰。出院后，隔几天就得去医院抽一次血，化验血脂血糖。好在后来没再出现明显的症状；
2.前列腺增生。几年前第一次发作时，整整一个下午滴尿不出，憋得疼痛难当，死去活来。叫救护车送到医院，说是“尿潴留”，当即插管导尿，才算逃过一劫。从此以后老是尿急、尿不净，寒天腊月裤子也总是湿湿的，像小孩子一样老得在裆下围个褯子；
3.腿上的丹毒动辄流脓水几个月。父亲年轻时，医生曾考虑给他截肢，一气之下父亲说“不治了”，就没再正规治过。试过用祖传秘方配药往腿上敷，居然奇迹般地保住了腿。只是隔段时间会犯一次，犯一次熬一回药。
4.都说“牙疼不是病”，父亲的一槽假牙长久以来却成了他的心病。大夫说，换一槽可以，得先拔掉残留的牙根。但以他这把年纪，又有心脏病，没有哪个医院敢冒这个风险。最后决定还是先凑合吧，这一凑合就是几年，吃嘛嘛不香——咬不动。
望九之人了，有几个不是成天以药当饭这么顶着。这些病其实都还不算什么。要紧的是，父亲的精神方面呈现出越来越糟糕的迹象，这几年尤其变得不可理喻，浑不讲理。
起先家人都以为这是“老糊涂”了，没当回事。后来我开始留意各种报刊和网上的资料，分析证实：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而且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阶段。
母亲从长达几年的失眠、强哭强闹，到去世前两周的水米不进，昏昏欲睡，整个人一下子塌陷下去。对于老伴儿的这种变化，日夜守在她身边的父亲竟浑然不觉，依然故我地自说自话。
发现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是从母亲的日常饮食开始的。保姆小何喂母亲稀饭和麦片粥，母亲不张嘴，即使吃到嘴里也根本不懂得吞咽。在医院的七天里，母亲嘴里残留的粥饭就这么随着她沉重的一呼一吸烀在舌苔上，越来越干越苦，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母亲身子斜倚在被垛上，完全坐不起来。小何连拖带架地扶住她半个身子，勉强给她喂一口水，稍一松手，母亲就势便倒下了。
找来社区医院的大夫简单看了看，建议我们还是到大医院照完CT，才好对症输液治疗。
母亲是经不起搬动的——这也是我们轻易不送母亲去医院的主要原因。坐在床上的母亲，身子前倾几乎弓到了腿面，成折叠状，抱都抱不起来，死沉死沉的。我们请求医生能不能先输点活血的药。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时候，看着像是过不去了，输几天刺五加、脑复康什么的，情况即大有好转。所以寄希望于这次也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医生说：“看上去像是脑梗塞的复发，但恐怕还有出血的地方。这两种病都可以导致现在的昏迷状态。”——我才知原来母亲这副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的状态就是“昏迷”。医生说：“但两种病在用药上却是完全相反：一种是疏通血管，一种是要堵住出血。这要不弄清楚，不但治不好，反而更添病。”
要搞清楚病因，就要依靠设备，依靠CT。社区医院没有。
看来无论如何也得带母亲上医院了。
一旁的父亲却不以为然。
“不去，不许去医院！”他坚持说母亲没病。其实他内心是怕老伴儿此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在他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里，就是死也不能死在医院。
我和姐姐对父亲的漠然真的很气愤，不能再征求他的意见了，我们不能眼看着母亲在家这么等死而无药可医。
事后，我反倒觉得父亲的不知不觉，何尝不是一种庆幸？眼见就要与自己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的老伴儿生死永诀了——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父亲，无疑在客观上把这种决绝的痛苦降到了最小。谁也无法设想：此时此刻正昏昏然沉睡着的母亲，在她残存的意识中，会不会也感知不到痛苦？如果真的如此，恐怕也是能想到的最善意的结局。只是在其他人看来，这场面未免过于残忍和凄伤。
母亲病情的发展远比我们预料的严重。
为了凑齐我和姐姐各自向单位请假的时间，我们约定，后天（周五）一早带母亲去医院。
第二天上班之前，我还庆幸母亲并无特别恶化的迹象，临走前嘱咐小何，一定要喂些稀饭给母亲，难喂也要喂。我总觉得，只要能勉强吃下东西，总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
没想到，开着车走了一半的路时，小何的电话就来了——
“哥，你快点回来吧，大妈喘气特别粗，你快回来吧！”
小何在电话里急得不行，完全失了主张。
返回途中，我联系了几个姐姐。此刻的我感到自己像被丢进万古深渊里没着没落的一颗石子，眼前一片黑暗和混沌。
母亲的样子很吓人，面色枯槁，形容委顿，与一小时前我出门时判若两人。嘴里老像是有痰，呵喽着，呼吸明显不均匀。几乎是前后脚，二姐也赶到了。我们特意为母亲换了件厚一点的干净外套，带了被褥，背着母亲下楼。
四层楼，七八十级台阶。我们几乎是连拖带拽地把母亲折腾到楼下的——母亲眼角的泪水就是在这时候流下来的，浑浊而苍凉。
就在大家背母亲下楼的时候，父亲叫嚷着冲出房门。他一路拄着拐棍磕磕绊绊追了下来，竟一口气追到楼下。
以他平时的气力，偶尔由我搀扶着下这四层楼，至少也要一刻钟。这次他竟一个人跌跌撞撞地一口气跑下来，紧跟在我们后面。他是调动了身体里的全部潜能。
“——回来！不许上医院！把你妈弄回来——”父亲趿拉着鞋，边追边骂：“王八蛋操的你们！回来！”……“老伴儿啊——”谩骂声渐渐变成了哭喊声，响彻整个楼道。
当时楼里一定出来很多人好奇地观望，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和二姐把母亲往车里塞，极费劲。母亲在我们手里几乎被攒成一团。
后边，小何正连哄带劝把父亲往屋里搀——万一父亲在这时候有个闪失，岂非乱上添乱？父亲哪里肯听？最后是小何急中生智，吓父亲说：“门还没关呢，还不回去看看，有人偷你的东西了！”父亲一时顾了这头顾不得那头，才勉强上了楼。
车子就停在楼下的草坪上，从父亲房间的窗口望下去，正好可以望见。自从父亲的腿脚不允许他下楼以后，这扇窗口就成了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的瞭望台。我上班走了，他从窗口看着，我下班回来，他还是看着。久违的亲戚朋友来了，保姆又出去买菜了还没回来，都瞒不过他。他由此洞悉全家人的作息行止，他也借此传递他的孤独和渴望……
没想到居然有一天，这窗口竟会成为老两口生死诀别的十里长亭……
车子驶出小区，驶出父亲的视野。
这成了父母亲今生今世的最后一面。
连连追问：两天，就再坚持两天
母亲住院期间，父亲好像渐渐忘记了母亲，依旧整日唠叨他那些奇谈怪论。保姆留在家里伺候父亲，其他人日夜轮流在医院里值守。
只是偶尔听到门响，父亲才立刻警觉起来，厉声问：“谁？谁来了？？”
他的思维好像被突然唤醒，一下子扯回到现实中，一再追问起母亲的病情。
我们只好暂时瞒他，说没什么事，快好了。他就哭，说：“赶紧把你妈接回来！”有时说着说着就急了。我们索性具实告他，说母亲快不行了，大家都着急，让他别再闹了安静会儿好不好？！不知他是真的听明白了还是故意，大骂我们不孝，要遭报应。
他断定我们合起伙来把母亲送进医院，是害了母亲。
其间，父亲几次强烈提出要去医院看望老伴儿，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的理由好像也充分——
1.以父亲的年岁、身体和精神状况，见到奄奄一息的老伴儿，未必承受得住，万一倒下就更麻烦了。
2.他完全有可能不管不顾地大闹一番，在医院那种地方，真闹起来谁劝得住？
3.既然母亲已然这样，我们想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的路。父亲不分场合的吵闹无疑会使得病危的母亲更不得安生，甚至他做出拔掉氧气面罩、硬逼我们把母亲带回家的事，也说不定。
我们的决定在当时看来完全出于十二万分的理智。现在想，到底没能让父亲在医院见老伴儿最后一面，终究是做子女的不孝。母亲迟迟没咽下最后一口气，她在等什么？
病厄中的母亲会不会刻意在等父亲，等他在病榻前看自己最后一眼？这是两个人生生世世的永别啊！——实在等不到了，母亲只好抱憾而终了。果真是这样，那就原谅我们吧。
子女们替母亲行使了要不要父亲来看她的决定权，并轻易剥夺了父亲探视临终妻子的权利。我们自以为是地以为，母亲昏迷，父亲糊涂，他们就可以不在乎、可以放弃这项权利。
我们做的就一定对吗？
母亲走后，比悲哀更加难以应对的是所有人心中的忐忑不安：要不要把真相告诉父亲？由谁告诉？
这才发现，原来我们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父亲可以依托和信赖的。他觉得一家人都在共同编织假话骗他，全世界都居心叵测，全世界都与他为敌。
母亲被留在医院的太平间，躺在漆黑而寒冷的冰柜里，一待就是三天。
父亲在家，也许正翘盼着，老伴儿病好了就可以回家了……暂时沉浸在假想的欣慰里的父亲，时而愤怨，时而焦灼。
我们把母亲住院时没用完的一包尿垫、卫生纸和湿纸巾（母亲临死前，背后果然生了褥疮，已经开始溃烂。我在她去世的当天上午，到对面超市特意买了两包强生湿纸巾，准备给母亲擦背用，可惜没能用上）拎回家。
父亲正坐在客厅的窗台上像往常一样自说自话。见我们进来，立刻停止了唠叨，而是以他凌厉的目光对我们每个人察言观色。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并没像平时那样逼问或暴怒。
无处悲伤。
我觉得自己连一个可以放纵悲伤的场所也没有，不敢哭，不敢流泪。独自溜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门。
妻子小心地把消息悄悄告诉了小何，小何当即眼泪就下来了。毕竟在母亲最后这段日子里，她守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比我们还要多，她对母亲饮食起居的了解比我们还要清楚，她对这个家的贡献比我们还要大——感谢小何！这个来自陕西农村的善良姑娘。
父亲终于忍不住试探着问：“你妈怎么样了？说呀——怎么样了？”
大家都支支吾吾。
叫我们怎么回答：快好了？快出院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还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他吧。还有两天就出殡了，谁也不希望他在母亲出殡前大闹起来。还有好多事等着办呢！
两天，就再坚持两天。
父亲连连追问了好几声，每一声追问都像在用刀子扎所有人的心。
民间的丧葬习俗讲究很多，而且说法不一。我不太懂，于是对哪一方善意的提醒都不敢怠慢。中国人讲“祭如在”，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对死去亲人的祭奠，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哀思，一种表达。尽管有一大堆繁冗的形式，在今天看来是迷信，有些甚至演变成了闹剧，但最初的形式总还是源于并依附于内容的，这使我对“形式”大都也恭而敬之。我所有的诚意、所有看来迷信的做法，都是出于对母亲——真切的爱！不是别的。
传说有一天，世尊佛陀路过路旁一堆颜色发黑的枯骨，曾躬身顶礼膜拜。众弟子不解。世尊于是对弟子说：因那是一堆女人的枯骨。
“何以见得一定是女人的骨头呢？”阿难问。
佛陀告阿难说，女人用奶水哺养孩子，养一小孩就要吮食八石以上的奶水，而奶乳是由母亲的血变成的，形容怎么会不消瘦憔悴？因此女人死后，其骨骸颜色较黑，分量上也轻得多了……
佛陀又依次颂扬了作为母亲十重难报的恩德，曰：“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咽苦吐干”、“回干就湿”、“哺乳养育”、“洗濯不净”、“远行忆念”、“体恤子女”、“究竟怜子”……
引得众弟子纷纷悲伤落泪。
到医院开死亡证明，挑选、放大遗像，联系殡仪馆，通知亲友，确定时间、人数、车，买黑纱、蜡烛、冥纸，等等……在失去亲人的巨大哀痛的同时，你还必须把这一切做得有条不紊，谓之“料理后事”。
母亲一生也没机会在生活中充任主角，终于在她死后被动地做了一次。母亲这辈子，先后依附于她的丈夫和儿女，从经济到家庭地位一直都是。在我们这个家里，父亲“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十分顽固，以至连过生日这样的事，我们都习惯于赶在父亲的正日子，顺便给母亲一起过了。母亲从来不提，我们也慢慢忽略了。想来真是愧对母亲！
照片也是——父亲像样的照片还能选出几张，母亲的就很少，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母亲病后，脸部歪得有点变形，更少照相，除了十几年前换发身份证时照过一张，就再没别的了。遗像最后选用的是她二十年前面容较为周正的一张“近照”。要是她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郑重其事地为她忙碌着，母亲心里一定会过意不去。
所有这些都是在瞒骗父亲的前提下，偷偷摸摸进行的。
民间有“倒头香”的说法：即从亲人故去的那一刻起，在逝者头顶方向焚香祈祝逝者平安，傍晚掌灯时分还要在灵前点起蜡烛，为死者照路（黄泉路）。据说蜡烛一直要点到出殡那天，长明不灭。
父亲既不知情，怎么可能在家里为母亲摆设一个小小的灵堂？
当天傍晚，我匆匆买了水果、香烛等祭品，在妻子暂时租住的东直门的房子里，腾出一张写字台，点上香烛，履行了简单的祭拜仪式。
照片是一张很小的一寸照。昏黄的烛光在母亲的像前摇曳——不能相信，母亲真的就这样走了吗？！
遥对那个几乎辨认不清的模糊的身影，默默呆坐了很长时间。
父亲第二天还是得知了真相。是老家的堂兄婉言相告的。据说父亲当时的表现比我们想象的都平静。当听到我们把母亲后事的每个环节都办得妥当，特别是听说母亲走得很安详时，父亲老泪横流，竟连说了几个“好”字。
既然用不着再瞒他什么，我们索性堂而皇之地把供桌设在了家里，显得比较正式一点。
父亲的情绪忽晴忽雨，让人琢磨不定。白天还好好的，入夜，父亲径直从卧室跑到客厅，哭天抢地地——
“老伴儿啊！老伴儿！你等着我！”
头往硬邦邦的桌角上撞，一下，一下。
烛台倒了，蜡油溅得满墙都是。
后来我们发现，父亲的莽撞行为虽说是真情所致，但也不乏表演的成分——做儿女的这样褒贬老人确是不恭，但他的哭声大多是干打雷不下雨，本身就让人起疑。而且，人越多越劝不住。他知道桌子角硬，舍不得真玩命，点到即止。父亲像孩子一样撒泼耍赖的，只为赢取别人的注意和劝慰——真叫人又气又同情。
父亲在家连续折腾了几天。直到母亲火化、下葬以后，父亲的病情却真的发展到无法控制了。保姆在家时，几次打电话给我和姐姐，说父亲成天喊，看见神啊鬼啊的都过来了，他用刀子把自己的手指划破，挺深的血口子，将血含在嘴里，喷得满屋子都是——说是辟邪。母亲的遗像被喷溅的血渍浸成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