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北京丢了，朱由检死了。有人说明朝已经玩完儿了，也有人说下这个定论未免为时过早。
首都沦陷怕什么？咱还有一个！——这句话恐怕只有明朝敢说。
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特色，明朝当然也不例外。相比于以往的王朝，明朝最显著的特色莫过于——它有两个首都。
迁都的王朝有好几个，但像明朝这样“搬家”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源自于明成祖朱棣搞的一次非典型性“搬家”。
朱棣，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多次受命参与征伐，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京。从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以“靖难”的名义率军南下，最终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赶下台，自己坐了上去，成为明朝第三任最高统治者。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
第一，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长期“客居”南京难免心虚；
第二，北京是自己的“老巢”；
第三，北方军事威胁日增，通过天子守边，减少国防开支（卫戍军=边防军，避免“重复建设”）。
“搬家”不奇怪，奇怪的是朱棣居然留了一手：保留南京的“首都”待遇！
“首都”能有什么待遇？大了去了！
除了法理上定性为“留都”以外，南京还有与北京完全对应的中央机构，六部（兵部、户部、刑部、吏部、工部、礼部）两院（都察院、翰林院）一个都不少，而且都是满员编制。
对明朝这一特色行政制度可以用两个形象而简练的词概括：“南混” “北漂”。
从此以后，中央级官员大到六部的尚书，小到各科的给事中，都要特别说明是北京的那位（属于“北漂”），还是南京的那位（属于“南混”）。
这不是相当于“另立中央”吗？地方官员到底听谁的？
看上去很麻烦，其实没这么复杂，因为南京的官员虽然级别与北京相应的官员相同甚至略高，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没事干。根据朝廷规定，除了极个别的职位以外，南京的同志们奉旨休息，按时领工资就行，忘记领了更好！
堪比天堂的福利制度啊！
如果有记者到南京的六部两院采访“你幸福吗”，答案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光拿钱不干活，还享受公务员待遇，你不幸福谁幸福？
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
朱棣当年留这一手，笔者猜很大程度上是朱棣自己心虚，另外是需要照顾一下老臣的情绪，但时过境迁，南京“中央”发挥的作用渐渐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圣上看哪位仁兄不顺眼，想打入大狱或者革职，又苦于找不到足以服众的借口，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不变，待遇不变，唯一的变化是立即歇菜！
大臣觉得斗争形势对己不利，为了避敌锋芒，但又抛舍不下官位俸禄，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不变，待遇不变，最大的好处是远离旋涡！
一些新科进士没有背景，按朝廷规定又必须安排工作，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有了，待遇有了，大家的目标是混吃等死！
搞清楚南京官员的构成，再来谈谈幸福感。就幸福感而言，有资格接受“幸福调查”的明朝官员大致可以分成三等：
最滋润的是敢下狠手的地方实权官员。虽然俸禄极其有限（工资水平参考海瑞同志，相当于低保），但天高皇帝远，为他们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官员品级不高，但利润极大，吃个馒头都可以“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属于“逍遥自在型”。
其次是在北京做京官，成为“北漂”。中央官员有品级，俸禄也多（相对地方官而言），当然也有品级低一些的小官员，但是权力很大，每年定期不定量地收取地方的进贡。由于长期在老板面前晃荡，好歹混个脸熟，容易拉帮结伙，升迁的机会也比较大。
有得必有失，“北漂”的烦恼并不只是白糖还是红糖这样低级乏味的纠结，他们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随时都有拍马蹄、站错队的危险，因而时刻“漂”得胆战心惊。稍不留意的话，重则脑袋搬家，轻则流放戍边，属于“压力山大型”。
最惨的是在南京做“京官”，成为“南混”。他们有品级、有职务，就是没事可干，做官全靠混。想上班就顶着日头来，泡杯龙井茶品着，跟同僚扯闲篇，交流一下哪家酒楼狮子头做得好吃，谁家妹子曲子弹得不错，或者索性待在家蒙头大睡，夕阳西下再起床。这些人身居高位，但权力的反差太强烈，收入极其有限，又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这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不被穷死就被憋死，就像李嘉诚说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聊，所以他们属于“没事憋屈型”。
南京的同志们幸福吗？不怕被扔鸡蛋、扔皮鞋的，尽管去问！
不达圣意者到南京去！韬光养晦者到南京去！只有背影者到南京去！从朱棣开始，这三大口号一直延续到北京沦陷。两百年来，聚集着三教九流各式人物的故都南京，成了官场失意者、潜伏者和愤青的“乐园”。
朱棣万万想不到，自己一手创建的“乐园”，竟然有一天会重新成为明朝唯一的首都，肩负“复国”的重任！
一个轮回，南京是否能再续朱元璋时代的辉煌？实在不济可以退而求其次，至少搞个“划江而治”吧？
谁来当皇帝
虽然“复国”有点异想天开，但占据半壁江山绝非痴心妄想，毕竟有南宋的先例可循。
当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获，标志着北宋覆灭，康王赵构南渡临安（今浙江杭州），凭借富庶的东南一隅，与金朝形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尽管后来两方都被更北面的蒙古所灭，但南宋无疑是这场对峙的赢家，因为它撑得最久。
跟宋朝相比，明朝的条件简直就是天神眷顾，有利的条件多了去了。
其一，南京有现成的中央机构，“南混”替“北漂”，这当然得益于朱棣。
有这样“前无古人”的行政构造，别说首都沦陷，就是“北漂”全部死光也无关紧要，“南混”顶上就是。南京的六部两院早就挤得满满当当，尚书、侍郎、给事中、都御史、司礼太监一个不少，根本没必要“小范围酝酿”再开会表决，“南混”摇身一变成“南漂”，连任命文件都省了，人家以前就是！
有人担心，“南混”都是从官场斗争中淘汰下来的“次品”，是否能力挽狂澜呢？其实，从上一节那三条遴选的标准来看， “北漂”的那部分更不是什么好鸟，反而在“南混”的行列中，不乏因不畏权贵而身遭贬谪的忠勇之士。
其二，守边的“流贼”自顾不暇，短期内不会南下。
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相当于代替明朝“守边”，将直接面对东北清军的军事威胁。招降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后，李自成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大部分留在陕西、山西一带，只有一小部分驻防北京外围，并没有向山海关一带投入一兵一卒。
李自成无限信任吴三桂，但吴三桂对李自成大肆拷掠明朝官员的做法极为不满。如果不能及时地联合官绅阶层，对“农民起义”进行“封建化改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站不稳的。在吴三桂看来，李自成这个造反者太不专业，跟他混迟早要倒霉！
举足轻重的吴三桂摇摆不定，而蠢蠢欲动的清军直接牵制着大顺军向南征讨的步伐。顺、清两大政权必然在北方形成“鹬蚌相争”的局面，南方的政权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组织军事力量，待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形成比较稳固的南北对峙局面。
其三，江南经济平稳，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
以苏浙为龙头的江南一带，历来就是明朝赖以生存的重要财源。即便是“流贼”遍地之时，苏浙也基本上未受战火洗礼，除了税赋加重，偶尔有些“乱民”闹事以外，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
李自成在黄河流域活动，目标一直都是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另一股“流贼”张献忠跟李自成合作得不太愉快，索性分道扬镳，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崇祯十年（1637年），张献忠的部队在郧县被明军总兵左良玉打得遍地找牙，被迫于次年被“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再次反水，并将目标锁定在西面的四川，后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此时，镇守武昌的依然是左良玉，张献忠忙着打四川，根本不敢顺江东下，因此整个江南还是比较“干净”的。
毫不夸张地说，南明相对于南宋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南宋坚持了一百多年，而南明只坚持了十几年！
历史太会开玩笑了，整整相差一个数量级！既然有诸多优越的先天条件，南明为什么如此不给力呢？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南京是“留都”不假，六部两院也绝非形同虚设，江南的财富当然是货真价实，但似乎还缺少一点儿什么。
恰恰是缺少的这么一点儿却足以致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江南，偏偏就少一个人——皇帝。
晕！这算哪门子的致命？找个皇帝还不简单？朱由检死了，不是还有儿子吗？
——很遗憾，朱由检的太子、王子全在李自成的手里，莫非请他亲自率兵护送南下？
那就从朱由检往上查家谱，不是还有散落各地的兄弟、叔伯吗？
——这个可以有，而且不只一个。
问题就出在这里！
计划生育好，绝不是一句空话。虽说多生儿子好打架，但很多时候，儿子多不见得是好事，比如买奶粉的时候、交学费的时候、进医院的时候、娶媳妇的时候，还有……还有选谁当皇帝的时候！
朱由检是册立了太子的，但此时捏在人家李自成的手里。这样一来，所有可能即位的藩王们，全站在一根起跑线上了。
你爹是皇帝，我爹也是皇帝，凭什么让你当不让我当？
迷茫的“南混”
事实上，藩王们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为了争夺南方的皇位打得头破血流。要真是那样的话，倒未必是一件坏事。此时，大顺、大清正忙着在北方对峙，张献忠还在西南翻大山，南方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皇家内部的武力较量一决雌雄，留下最强悍的一个力挽狂澜。
但是，明成祖朱棣做得实在是太绝，为了防止其他藩王“依葫芦画瓢”，他极大地削弱了藩王的实力。皇子封了王，除非国家有特别需要时稀里糊涂继承大统（比如先皇没有子嗣，信王朱由检就是这样当了皇帝），绝大部分只能是骄奢淫逸，混吃等死。别说掌握军队了，就连跟几个文臣来往频繁一点，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由于对当政者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个政策不折不扣地一直传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出现一个类似于康王赵构有自己执政“班底”的藩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异，将直接导致南明难以步南宋的后尘。而始终困扰着南明的梦魇，根源也就在这里！
话说回来，藩王们不是看不到这个机会，但江山倾覆，分散在各处的藩王，要么投降“流贼”（比如山西的晋王朱求桂），要么被“流贼”给弄死（最惨的是洛阳的老福王朱常洵），剩下的全都忙活一件事——逃命。
争皇位？实在是忙不过来！
真正的争斗，还是发生在南京“朝廷”内部。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淮安，南京很快也得知了这一“噩耗”。北京朝不保夕之时，“北漂”们的反应是“诸臣皆惶恐莫对，嘘唏泪承睫”。
那么，“南混”又是什么反应呢？
时人陈贞慧（又名陈定生）撰写的《书事七则》是这样记载的：
“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
实在想不通，就仰望星空——这就是“南混”们内心的真实处境。
遭此乱局，“南混”不知道怎么办，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除了得知北京陷落以外，再无其他消息。也就是说，崇祯皇帝、太子均杳无音讯。
老板下落不明，“南混”除了抬头望天，还能怎么办？
即便如此，迷茫的“南混”还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禁讹言。
由于圣上和太子下落不明，为了防止谣言四起，混淆视听，南京六部联合发文禁止谈论这一敏感话题。
制止谣言最有效的手段是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但是，不是南京“朝廷”故意隐瞒真相，连“朝廷”都不知道皇帝、太子到底身在何处、是死是活，怎么公开？
形势如此，这条禁令的效果可想而知，整个南京阴云密布，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二，禁“草泽”勤王。
所谓“草泽”，就是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军。南京“朝廷”发出禁令：除非得到朝廷的任命和派遣，谁都不能轻举妄动，组织“非法武装”去勤王。
这一政策太扯淡了，难道老百姓自发救驾也有罪？似乎无罪，而且应该鼓励，但是当权者要“从大局考虑”，这是从“北漂”到“南混”的普遍共识。
“北漂”方面，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户部侍郎吴履中提议“全民总动员”，打一场帝都保卫战。内阁首辅魏藻德明显“老练”得多：既然军队都靠不住，老百姓一上去，那不是带头阵前投降吗？（营兵屡守城尚胆怯惊走，百姓非索习，益畏惧，恐致误事。）
“北漂”不相信群众，“南混”当然也会首先考虑“维稳”。为了防止有的武装名为“勤王”，实则投靠“闯王”，“朝廷”索性一竿子打死，所有民间武装一律禁止。
第三，组织官军渡江北上“勤王”。
这件事虽做得比较靠谱，但一点儿也不符合“南混”的风格。莫非国难当头，“混混”们决意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本性难移，想都别想！
前面提到过，虽然绝大多数南京官员都归入“南混”一类，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职位没法混，得像“北漂”一样卖力干活，具体来说是三个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
其中，南京兵部尚书是留都的百官之首，既有文治权，又有统兵权，属于如假包换的南方实权人物——“南混”大佬。能够号集武装力量北上“勤王”的，唯此一人！
此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四月初一，史可法携南京官员发布“南都公檄”，并于四月初七率南方军队渡过长江，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整军北上，救国于倾颓之间！
选嗣大对决
且不说史可法能够调动的军队实在少得可怜，就在他率军渡江北上的第二天，即四月初八，崇祯皇帝殉国的确切消息终于传到了南京。老板都归西了，勤谁去？惊天逆变，“南混”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不过，混乱的局面没有持续很久，“南混”迅速统一了行动方向：老板成了吊死鬼，当务之急就不再是北上“勤王”，而是选定新的老板！
由于崇祯皇帝的太子、儿子都捏在大顺军的手里，是死是活尚不得而知，等太子南下监国已然不可能了。
其实，崇祯还有一个儿子幸免于难——大名鼎鼎的“朱三太子”朱慈焕，他其实不是太子，而是朱由检的第五子。由于老二早夭，老四、老五又是同年，因此朱慈焕被称为“朱三太子”。
北京沦陷后，朱由检的太子和其他几个儿子都落到了李自成的手里，朱慈焕却侥幸逃脱，但没有人知道他逃脱，更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朱慈焕没有奔着南京去“东山再起”，而是想借此隐匿江湖，远离灾祸。
后来，朱慈焕隐姓埋名生活在浙江。南明覆亡后，朱慈焕一心做百姓，却冒出不少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掀起“反清复明”的运动。
“盗版”的“朱三太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途又赶上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更让“朱三太子”之名深入人心，这让清廷视为心腹大患，决意查出“原创”的踪迹，以绝后患。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屡次成为别人造反“旗帜”的朱慈焕终于被清军查获。只想平静度此残生的朱慈焕躺着中枪了，康熙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名，将朱慈焕凌迟处死。
当时没人知晓朱由检儿子的下落，于是轮到藩王递补。
在藩王中，就血缘关系而论，有资格在南京继承大统的，基本上可以锁定为四个人：新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
四选一，又没有标准答案，无聊多年的“南混”终于找到事做了，纷纷振作精神，在“评委席”就座，一场足以决定明朝未来走向的“选嗣总决赛”在南京正式开赛！
下面先请四位选手“闪亮登场”。
一号选手——新福王朱由崧，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其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三子。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架上一口大锅，将三百六十多斤重的福王伴着几只鹿子一起给煮了，名曰“福禄宴”。朱常洵死后，侥幸从洛阳逃脱的朱由崧袭封福王。
二号选手——惠王朱常润，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六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六叔。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封王，但一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才就藩荆州。张献忠率领的“流贼”兴起后，朱常润被追得上蹿下跳，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虽然依旧四处跑路，但终日礼佛参禅，不问世事。
三号选手——桂王朱常瀛，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润的同母兄弟，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七叔。天启七年（1627年）就藩衡州（今湖南衡阳），后来被张献忠撵到广西避难。
四号选手——潞王朱常淓，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子，隆庆皇帝朱载垕之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叔。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袭封潞王，在音律、绘画、棋艺等方面造诣颇深。
经过这一环节的比拼，四位选手的人气指数显示，支持新福王朱由崧的呼声最高，大家普遍认为：
——朱由崧的父亲居长，符合“立长不立幼”的选拔原则；
——朱由崧与崇祯皇帝朱由检系同辈继承，虽然是“弟终兄及”，但较“侄终叔及”的其他选手合理得多。
——朱由崧逃难多年，几乎成了丐帮，与宫眷随行的其他藩王形成鲜明对比。（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
人气彰显着威望，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本次“选嗣总决赛”便可以提前结束了。
等等！东林党的评委举起了否决牌！
“东林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政治团体。著名东林党人顾宪成曾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可以算作是东林党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说直白一点就是四个字：“逮啥管啥”。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唯恐天下不乱。从东林党的历史来看，大多数情况属于后一种。
就在选嗣即将一锤定音之时，东林党再次发扬“优良传统”，以遭革职的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评委一致认为：福王不可立！
理由呢？——不贤！
谁贤？——潞王朱常淓！
血缘太远了吧？——立贤不立亲！
“选嗣总决赛”出现僵局，评委也好，观众也罢，目光都投向了拥有最终裁判权的首席评委——史可法。
“选嗣”选出这么一个结果，确实是史可法始料未及的，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册立福王，无论是伦理上还是法理上都足以服众，偏偏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不同意。册立潞王，东林党满意了，但“舍亲立疏”的做法怎么能堵住众人的嘴？
潞王贤于福王？——哄鬼呢！除了琴弹得妙，围棋水平高，朱常淓还能有什么本事？难道还想选一个南唐后主李煜出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其实是最没品的一个！
朱由崧、朱常淓谁贤谁不肖，史可法搞不清楚，但他预感到，这次“选嗣”如果搞得不好，必将导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这种预感源自“选嗣”背后隐藏着的玄机——东林党与福王朱由崧有过节，确切地说，东林党与老福王朱常洵的旧怨难解，这才是僵局的根源。
这件事的过程很复杂，其实缘由很简单——万历皇帝想立不是长子的朱常洵为皇太子，以后接自己的班，但“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不答应！
在万历时期，东林党为了阻止朱常洵继承大统，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与万历皇帝、郑贵妃（朱常洵生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此处置了三百多名官员，近一半遭罢免乃至流放。朱翊钧甚至以“怠政”进行抗议，但还是无济于事。东林党矢志不渝，凭借慷慨赴难的勇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朱翊钧最终还是屈服了，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封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同时被册封为福王。
山水轮流转，朱常洵虽然死了，但新福王朱由崧是否会“反攻倒算”，东林党人心里没底。与其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冒险，不如索性将福王父子得罪到底！
别忘了，南京可是东林党的老巢。一时间，东林党人“倒福”的气焰甚嚣尘上，咄咄逼人，这让有些优柔寡断的史可法顿时举棋不定。
史可法的失误
史可法算不上东林党人，却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门生。他对东林党人的顾虑感同身受：万一成功登位的朱由崧果真翻起旧账，自己说不准也会跟着东林党人一起倒霉。
于情于理，史可法都要掂量掂量东林党人的担忧。但是，本来就气息衰弱的大明余脉，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肩负重任却又如此无助。眼前就像是有一张巨网，一张令人无所适从又难以逃脱的巨网。史可法感觉到，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撑破这张巨网，必须找到一个帮手。
史可法的运气不错，很快就找到了他认为可以一起商议定夺的人——马士英。
马士英（约1591～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职。崇祯三年（1630年），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仅一个月，因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遭镇守太监弹劾，流寓南京。崇祯十五年（1642年），马士英在好友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今安徽合肥）、凤阳等处军务。
史可法选中马士英，多少带一点偶然因素。当东林党一边倒地“批判”福王朱由崧时，并非东林党人的马士英看准风向，暗中给史可法带了一句口信：“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马士英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官场老手，“北漂”的覆灭、“南混”的喧闹，让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马士英如愿以偿，他抛出一句模棱两可的口信，在史可法看来无异于雪中送炭，真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史可法密约马士英至浦口，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御史张慎言等东林党人对福王朱由崧的诋毁之辞，毫无保留地向马士英交了底。
白纸黑字，历数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史可法还补充说：“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史可法的论断不无道理，福王朱由崧确实是有案底的。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他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爹朱常洵让人给煮了。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么没品行的人，做什么皇帝？
史、马两人密议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的胜出者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为了照顾东林党人的情绪，史、马提议由潞王统制兵马。
两位大佬，难为你们了，竟然能把稀泥和到这种程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史可法在南明最关键的时刻，走出的第一步堪比国足的臭棋！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爆冷门”的桂王有两大严重弊端：
其一，桂王是崇祯皇帝的叔叔，伦理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
其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
不过，史可法公布“选嗣”结果之后，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南京官绅倒是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就是随手一指，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反攻倒算”，爱选谁选谁！
东林党人积极筹划着，准备从广西迎接桂王登基。南京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给史可法造成了一个错觉：皆大欢喜，大局已定！
此时的史可法又犯了一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忽略了拥兵自重的武官。他一心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平衡各派势力，避免政治动荡，偏偏将实力不可小觑的武官撂在一边。
当然，这种做法源于历史的惯性。除了能够镇住武官的朱元璋、朱棣以外，明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谨防武官拥兵自重，犯上作乱。因此，朝堂上的斗争，文臣甚至太监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但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武官说话。
史可法认为，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但今天的境况，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大敌当前、宗社倾颓，武官就是“保国”、“复国”的希望，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重新洗牌”，一举改变几百年来遭文官压制的局面。
由于史可法决策失误，一场文臣、武将之间足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这场风波，将直接注定即将诞生的南京政权陷入绝境。
定策之功
正当南京“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桂王登基时，早年曾追随老福王朱常洵的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开始在武将之间密谋串联，组织军队方面的“挺福俱乐部”，意图凭借武力，强行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
实力派们一向垂涎于拥戴新主的“定策之功”，从而提高政治地位，夺取朝廷上的话语权。因此卢九德的动议，得到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大总兵的积极响应。不久，另一个总兵——也就是抗命南下的刘泽清，见风向不对，也从东林党“倒福”的阵营中倒戈，加入“挺福俱乐部”。
福王无端落选，武官们有现成的借口；桂王远在蛮荒，武官们又有足够的时间。这两大先天优势，都是优柔寡断的史可法亲手奉上的。
四大总兵纷纷“倒戈”，最先感到郁闷的不是史可法，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这四个总兵名义上都是归他节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后回家种地。
关键时刻，善于投机的马士英又发现了绝佳的机会：“挺福俱乐部”里有太监、有武将，偏偏缺少文臣，搞政治斗争，没有文臣是绝对不行的！
马士英决定亲自补上这个缺！
史可法在浦口密谈时交出来的“七宗罪”，转眼成了马士英递给“挺福俱乐部”的“投名状”，并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出了拥立福王的倡议。
马士英有足够的底气，让南京就范。他的背后是四大总兵的千军万马，手上还有东林党人、史可法“诋毁”福王的铁证。除此之外，中意于福王继统的诚意伯刘孔昭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
刘孔昭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第十四代孙，根正苗红的“太子党”，负责长江防务。此人自恃功臣之后，虽然工作能力低下，但一贯飞扬跋扈，搬弄是非，属于迎头见树都要踢三脚的货色。有他的加盟，马士英稳操胜券！
事到如今，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史可法的“骑墙政策”宣告破产，只有听天由命了！
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的武装护送下抵达南京，两天后暂就“监国”（代理皇帝）之位。当然，先任“监国”是群臣以“太子、皇子下落不明”为由“据理力争”的结果。除了诚意伯刘孔昭以外，得到了所有官绅的支持，也算是“挺福派”给“倒福派”一个台阶下。
不过，“倒福派”的面子也就值十几天的时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经大臣们反复“劝进”后，便正式登基，史称“弘光政权”。先监国再“转正”，也成为南明后续政权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史的金科玉律。虽然朱由崧这个“天子”不过是实力派的傀儡和工具，但丝毫不影响“挺福俱乐部”借此机会对现成的南京“朝廷”重新洗牌。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挺福俱乐部”在这次重新洗牌中收获颇丰：
其一，朱由崧、刘孔昭导演了一幕双簧，“定策”的首功之臣马士英得以入阁，并在事实上代替史可法执掌兵部，后任内阁首辅。
其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借“定策之功”，分别封以靖南侯、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各领一镇驻防江北，成为新时代的勋贵。这恰恰又是史可法出于“讨好”、“和谐”的初衷率先提议的。
其三，受封的四镇总兵及刘孔昭强烈要求史可法“靠前指挥”，自知有把柄捏在人手的史可法被迫就范，“自请督师淮扬”，实际上被排挤出了最高决策层。
其四，东林党的势力被瓦解。先是钱谦益、徐弘基等人倒戈，接着马士英举荐对自己有恩的阮大铖，东林党以给“阉党”翻案为由，伺机发起反击，最终的结果是高弘图、姜曰广等人靠边站。东林党的另一位旗帜性人物张慎言屡遭刘孔昭的责难，于六月初十被迫退休。
经过重新洗牌，明朝二百多年来“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武官表面上没有进入内阁，但实际上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兵权在握的勋贵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冲出牢笼的武官，必将形成一股翻云覆雨的力量，他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太久！
危险分子
面对“武强文弱”的政治格局，最抑郁的还是莫过于它的“始作俑者”——四镇总兵的“顶头上司”史可法。
此时的史可法名为“督师”节制四镇，政治地位也仅次于首辅马士英，但四镇总兵一个比一个难伺候，将史可法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若论四镇总兵谁最能打仗，可谓各有战绩（近年来以败绩为主），难分伯仲，但要说谁最能没事找事，那绝对非兴平伯高杰莫属。
高杰，陕西米脂人，原为李自成的部将，于崇祯八年（1635年）归降。与同为李自成部将的刘良佐兵败被俘而投降不同，高杰是主动“弃暗投明”的，因为他捅了娄子——勾搭上了李自成的夫人邢氏。
“小白脸”高杰归顺之后，多年来参与平寇作战，积战功升任副总兵、总兵。北京失陷后，高杰不敢投降老领导李自成，只有率军一路南下。
跑路谁都会，但粮食是个大问题。朝廷都没了，粮饷跟谁要？
沦落到这步田地，吃饭只能基本靠抢了，但这身明朝官军的制服实在太招眼。首先，百姓对官军恨之入骨，不然也不会有什么李自成、张献忠了，如今朝廷垮台，老百姓乐得痛打落水狗。其次，以官军的名义到处烧杀抢掠，到了南京没法交待，难保不会被人点火挨收拾。
看似无解的难题，高杰却自有高招：脱掉官军制服，打大顺军的旗号！酒肉咱们吃，黑锅让李自成背！
在百姓“开门迎闯王”的氛围之下，高杰带着部队一路骗吃骗喝、大肆抢掠，优哉游哉抢到了扬州。
高杰将扬州团团围住，并与刘泽清串通一气，扬言要挥师渡江南下，史可法紧急拨了一万两军饷，才将蠢蠢欲动的高杰、刘泽清摁住。
高杰在长江以北肆虐一番后，又想回扬州城故伎重施，但扬州官民久闻“高家军”的“威名”，坚决不开城门。在双方对峙期间，进士郑元勋进城为高杰说情，结果刚进城就被斩首示众，还把首级挂城墙上向高杰表明态度。高杰怒不可遏，兴兵大打出手。眼看局面不可收拾，史可法亲自出面与高杰谈判，最后以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交换，让高杰“安顿家眷”，方才基本平息事态。
设四镇后，高杰如愿以偿分到扬州，暂时消停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耐不住寂寞了。
史可法安抚高杰的同时，也给这个“刺头”留了一手——靖南侯黄得功驻守扬州附近的仪真（今江苏仪征），暗中监视和防备高杰，这让高杰如鲠在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高杰决心搞掉黄得功。
九月初一，高杰终于抓到了机会。当时，黄得功去高邮迎接准备赴任登莱总兵的好友黄蜚，得知消息的高杰在半道上布下埋伏，将黄得功带着的三百骑兵全给灭了。黄得功侥幸得脱，逃回驻地仪真，又发现高杰把自己的老巢也收拾了一遍。
损失惨重的黄得功到朝廷“告御状”，希望息事宁人的史可法百般劝解，始终无济于事。高、黄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恰逢黄得功母亲去世，经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劝说，高杰最终同意拿出一千金为黄母送葬，并以马匹作为赔偿，暂且了结两人的恩怨。
其实，四镇总兵还算不上真正的“危险分子”，他们虽然飞扬跋扈，但好歹还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事情闹大了，史可法管不了，马士英也不能袖手旁观，毕竟船翻了大家都得淹死。所以，这四个驻防江北的实力派总体上还是可控的。
真正的危险，在南京上游的武昌，那里有一个更难伺候的主——宁南伯左良玉。
左良玉（1599～1645年），字崑山，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崇祯年间先后与清军、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历经几番沉浮。崇祯十五年（1642年），趁张献忠西进四川，左良玉率军收复武昌，两年后封为宁南伯。
南京“选嗣”后，左良玉一直气不顺，甚至当着部下的面，将弘光皇帝送到武昌的诏书扔在一边。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的劝说下，才给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领导”一点面子，假惺惺地表示拥戴。
左良玉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憋屈：自己资格最老、战绩最多、实力最强，但是，“定策之功”没自己的份。——让“老革命”打酱油，亏你们做得出来！
马士英、史可法不是不知道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昌对于南京有多重要，也了解左良玉的兵力非同寻常。因此，在对四镇总兵封爵之时，也卖个人情，让左良玉“水涨船高”，由宁南伯升格为宁南侯，算是给“老革命”一个交代。
但是，左良玉不吃这一套。他表面上同情东林党人的遭遇，实际上是对马士英、高杰等新利益集团感到极其不满。左良玉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老革命”左良玉的这些心思，马士英、史可法未必清楚，他们此时需要直面的，不是尚未露出端倪的“危险分子”左良玉，而是北方急剧变化着的复杂局面。
几经波折建立起来的弘光政权，将如何制定稳妥的国策，在与顺、清两大政权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