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听到母亲的骂声，怔怔地望着她的姐姐，低声说：“你说什么，不会吧！”说着，姨妈自己竟然脸红了。
“驴甚！”
母亲又骂了好几遍。过去将近七年的婚姻生活中，与父亲在炕上的身体勾当零碎浊乱如驴下水一般地闪现。那些记忆像摘剩的棉花耷拉在枝杈上，风吹雨打，蔫湿委靡，既无令人愉悦的造型，也无令人振作的生气。那种事对于母亲简直就是受刑。母亲奈何不得父亲，便把气恼撒在我头上，开始新的一轮折腾。
姨妈延续着几天来的惯性，但凡母亲有点动静，她就会大呼小叫，仿佛她自己的胰腺炎、胆囊炎之类的毛病发作了。大夫护士应声而至，安抚对象更多的不是母亲，而是姨妈。
“瓜熟蒂落嘛，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妇产科主治医生双唇青紫，但态度温和。
姨妈对医院的设施连连抱怨，说这是生人，又不是生驴，这儿简直像牲口市场。劳累降低了姨妈的控制力，她的声音本来优雅阴柔像绸缎入水，现在变得像砂纸擦木板。
主治大夫深吸一口气，举手整理一下头上的白帽子。由于她的头发一半被剃去，所以帽子附着不平衡。大夫赔笑说这个单间本来是急救室，是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发了话才腾出来的，门外走廊上躺着的有孕妇，也有受了重伤的革命群众啊。大夫把医院描绘成了超载的战地救护站，而这一点也不算夸张。
有人赔着笑脸，说着歉疚的话，对姨妈是良好的镇静剂。她享受着准首长居高临下的感觉，不再颐指气使。
“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您忙去吧。那些革命同志更需要照顾。”姨妈说着，发觉主治大夫脸色缺血，又补一句：“您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可不敢病了倒下哟。”主治大夫的身影已经在窄门处消失。
着急不着急，要看遇着什么事儿。婚后一年没怀上孩子，姨妈就急得睡不好觉，爬过两个年头还没怀上，她就害了神经官能症，并且嘴巴里总是“阿弥陀佛”之类的哼哼，摆出一副要遁入空门的架势。军官姨父本来也不急，但妻子害了病，他也急了。
军官姨父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他去了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找了一位在岗的教授军医，连实际情况和思想活动一并汇报了。军医说这简单呀，一查就明白了。那就查吧，先查谁呢？军官姨父认为自己肯定没问题，就哄着姨妈先查，谎称是看睡不着觉的病。结果姨妈没问题。
军官姨父在部队一级级攀升，战胜过许多艰难险阻。但是，这一回他的十八般武艺全部派不上用场。军官姨父的检查结果是这样：军官姨父身上的枪是把好枪（这一点姨妈可以出庭作证），就是没有子弹。不对，有子弹，没弹壳；也不对，是子弹里面的炸药点不着。反正是少了什么。明白了吧。
从那以后，军官姨父更加宠幸、听命于姨妈，像面对领导似的。他那把枪往往在其中充当着添油加醋的角色。军官姨父说，咱们没有孩子是正常的。因为在中国15%的夫妻都是这样。他眯眼算了一下，说15%就是几千万对夫妻哪。我的姨妈笑起来。姨妈善解人意是顶尖尖的，她从军官丈夫的表现中早已领悟到事情的根由。姨妈爱她的丈夫，既然丈夫如此豁达，她又怎么能去挑剔呢？再爬过一个年头，姨妈提出抱她姐姐的孩子，军官姨父欣然首肯。膝下无子的日子已经潜移默化地生成一种阴影，它罩住了军官姨父原本生龙活虎的枪，更可怕的是，那阴影还在向身体的其他领域扩散。军官姨父期待我母亲的孩子可以令他拨云见日，重振雄风。
这样，姐姐便获得了被姨妈和大城市眷顾的机缘，便常常可以吃上大城市才可以见得到、拿工资的人才可以买得起的水果糖和糕点。吃了糖果，那各色图案七彩方块玻璃纸被姐姐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几个本本里。据说城里的女孩都有这个爱好。闲暇时分，风和日丽，姐姐就取出本本，坐在我们家门旁的核桃树下一张一张地观赏。那些玻璃纸经过本本的叠压，光溜而平整，放在手心，体温会令她害羞地轻轻卷起，像极了一个奇特生命的鞠躬。那些花里胡哨的玻璃纸在姐姐幼小的心田播下了梦幻的种子。那些种子发芽之后，姐姐就格外地爱美。姐姐先是不跟村里的男孩子疯玩儿了，后来连家门都很少出，似乎是刻意等着姨妈再来接她。
村里的叔叔婶婶、爷爷奶奶就说：“这丫头转脸就变。贼甜！水蜜桃似的。”
水蜜桃姐姐享受了大城市的生活，大城市的气息也相随着渗入我们依山傍水的村庄和我们家。父亲渐渐嗅出了这种气息，像一只黄鼠狼在空气中捕捉到了鸡屎的味道，固然神往，但他也明白，那其中也潜伏着莫名的凶险。
只有母亲一时不明白，她的妹妹让她享受首长的待遇，最终是要摘走她的水蜜桃。当然，母亲也只是一时发蒙。
深夜，母亲折腾累了，睡着了，姨妈逮空伸展腰肢，做深呼吸。这时候，姨妈感觉到一种仿佛是军令如山倒之下的静谧。那些充斥于耳的叫嚷、呻吟、谩骂、哭喊、责备、聒噪，就在刚才，像无数毛毛虫似的，爬满了姨妈的身体，对她的雍容与优雅提出一浪又一浪严酷的挑战。噪音已经消失很久了，只是姨妈刚刚感觉到。
产房无法用21世纪的标准去审验。窗户的格子中没有玻璃，原来糊着的白色的类似窗纸的东西，早被冬日的寒风撕得七零八落。姨妈进来之后，见状立即命令随身的小战士去县里的百货店买了一幅红旗做窗帘。外面的冰冷光线、寒风都被红旗的红色弯折、软化、遮挡，小屋子一下就暖和起来。虽然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但红旗酿造的氛围胜似暖气和炉子，加上人气互相的照应，大家都不觉得冷了。
姨妈为自己的豪迈之举得意了十几分钟。对于红色的认知和运用，也证明她可以游刃有余地把握当时的主流脉搏。
母亲的脸和在场的人一样都被映红了，她感激得泪眼汪汪。
父亲在没被护士撵出去之前，把买来的红旗展开来，呆立了十几分钟。他想表达一份敬意。第一眼看见红旗，父亲就意会到它将发挥效用。
那时，姨妈搡了父亲一把，说：“傻愣着干啥，去帮小同志找钉子，把红旗挂上！”
现在，是这面红旗挡住了那一浪紧似一浪的噪声吗？姨妈下意识地将红旗窗帘撩起一角。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地上的积雪已经可以埋住人的脚脖子，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双手抄在棉衣的袖口里，雕塑似的立着。父亲狩猎时可以整夜待在雨雪中，所以现在的情形对他算不了什么。姨妈并没有看见父亲，确切地说，她很难一下子从一群站在暗影中并且衣着相似的男人中分辨出父亲。
这群暗影中浴雪的男人让姨妈想起那种执行特别任务的军人，或者敌方的“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特务”。对，那就是叫特务。有这样的反射性反应，说明姨妈的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没有松懈。姨妈折身看一眼母亲，母亲在梦中嚅了两下嘴。姨妈又折身打开房门，脚下被绊住了。
姨妈的叫声打破了整个医院的静谧。
值班的护士拨开几个站着的人，绕过几个蹲着的人，跨过几个躺着的人，来到姨妈身边。
一时间，走廊又响起了闹哄哄的声音，随着护士的移动，这声音逐浪高涨。姨妈感觉到背后、那些伫立在大雪中的男人们也有了动静……
“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
姨妈僵在门口，嘴巴机械地说“没事”“对不起”，脑海闪回到白天的早晨。起初，姨妈坚持要把母亲送往省城的医院，但我在母亲肚子里乱踢腾，母亲嗷嗷地叫。随行的司机和勤务员说省城路远，万一有闪失的话……姨妈才退而求其次，叫勤务员爬上一个就近的军用电杆，插入军用线路，给军官姨父打电话。打电话并不是报喜，而是请姨父用专线给眉周县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打招呼。革命委员会雷厉风行，离县城还好几里地，医生和单架就迎了上来。
“他们都是……生孩子么……生孩子也搞运动啊——”
姨妈被县医院门口围堵的人群吓住了。
革命委员会的几位同志一面拨开人群，一面向“首长”解释：这一年半载，发生了好几起接生婆致产妇和婴儿死亡事件，引起了恐慌。我们县和相邻的几个县立即发动了破旧俗、打击接生婆杀生害命的群众运动，还游街、枪毙了两个害死革命军属的接生婆……可是，相邻的两个县都没有妇产科……当然那也不该这么多人。好像群众就只剩下生孩子这一件事啦。唉，这年头，群众的觉悟蛮高的，可不知为啥都赶到这儿啦，唉，好些个农民也不知中了哪门子邪，老婆肚子痛，就往医院送……我们县医院都临时改成妇产科啦！其他科的医生、护士，只要是革命同志，只要是革委会信得过，都归妇产科，现在可以说是妇产专科医院。可是真正的妇产科大夫只有一个。所有的人，包括机关不怎么懂医的同志，都战斗在第一线……革命需要接班人哪，我们吴主任，多好的同志啊，昨天，呃，不对，是前天，唉，英年早逝呀。没有接班人不行啊，您说是不是啊。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就是要迎难而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就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要保住革命的未来……
姨妈差不多是被人拥抬着进了医院。在身体时不时地失去重心的状态中，姨妈心中五味翻搅。
为了军官丈夫和自己的家庭幸福，姨妈愿意在这种混杂哄乱、甚至污秽的场景中奋力一搏。这种念头亢奋而激越，很快左右了她的头脑，令她干起活来就像延河畔上的女石匠。
我们眉周县医院是一个“L”形，人字顶建筑，红瓦灰砖木窗户，只有一层。医院里所有的房间像所有的医生、护士一样，统统归了妇产科。妇产科的主治大夫本来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剃了阴阳头，游街、批斗了五六趟，她都快撑不住了，打算自决于人民，短时间忽然蜂拥而至的生产大军把她从死亡的深渊中拽了出来。革命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名义，暂时恢复她的工作。主治大夫感激涕零。她感激革命委员会给了她新的生命，给了她工作的权利；她感激左邻四县的农民兄弟，在十个月前就齐刷刷为孕育她的新生提供了充足的基础物质。并且，有护士悄悄告诉她，贴满了医院灰墙的关于她的大字报被那些怀着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的农民兄弟撕下来擦屁股，点火取暖。“嗯，嗯，我知道，我知道。”主治大夫说着扶一扶盖着阴阳头的白布帽。
妇产科主治大夫很少说话，只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些农民兄弟和他们的孩子需要她，她更需要产房外的这些农民兄弟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生命相互依托。
用大字报点火取暖是父亲领的头。父亲发现医院院子里的几棵树的树枝都被先前的人撅秃了，他就蹭到墙边，背向墙，手再背过去撕。大家挪到“L”的弯角处，围拢一起，纷纷从棉袖中抽出一双双粗糙的手，在火上翻烤。大字报毕竟是纸，火苗亮丽地闪两闪，蹿两蹿，很快就蜷缩成灰烬。有人就骂骂咧咧地从身后的墙上往下撕，往火里添。不一会儿，身边、附近的大字报被撕得已经够不着了。众人皆疲惫，看着灰烬中浮动的红斑发愣。
父亲心有灵犀，他仿佛瞬间听到了我的哭喊，箭步冲向那个唯一挂着红旗的窗户。也就是这时，姨妈再次掀起窗帘。姨妈显然是站不稳、站不住，她趴在窗台上呕吐。
“不行啦，啊呦，不行了……”
父亲跳进窗户，看到那位令人景仰的妇产科主治大夫满脸是血，被人抬着架着夺门而去。
走廊上的人在哭喊。嘈杂、聒噪之声像快要掀起屋顶的样子，天花板上两只昏黄的灯泡似乎摇晃起来，刚才一起撕大字报烧火取暖的兄弟们一面狂喊自己的老婆和亲人，一面涌向母亲所在的产房的窗户。
母亲被撇在产床上，她双腿大张大举，就那么晾着。她的下巴顶得尖尖的，像支矛，指向墙泥剥落的天花板。她的双手呈投降状，抓着床头的扶栏。寒风打着呼哨从窗外闯入屋宇，母亲的睫毛在瑟瑟颤抖。没人知道那颤抖的睫毛是因为寒风的吹打，还是母亲本身的生命迹象。看不见母亲的鼻孔呼出白气。没人知道母亲是休克了，还是已经死亡。
我呢，我已经出来了。不过，只是拱出了半个脑袋。这半个脑袋可不像葫芦瓢那么圆润，也不够硬，妇产科主治大夫跟许多产妇和她们好奇焦急的丈夫们说过，婴儿的头骨不但没有一年半载之后或更大时那么硬，而且许多块头骨还有缝隙，有待来日粘接固定成型。所以，有经验的母亲都特别小心孩子睡觉的姿势，以免长成枣头、豌豆头或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头。
见了世面的半个脑袋体验到外面空气的冰冷，它告诉脑袋后面的躯体，母亲的体内是多么温暖。是出世还是滞留在母亲体内，成为我生命的第一道选择题。
虽然只是露出半个脑袋，也算是有了出头之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