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必须用真实的成果来向人民群众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成就。没有国民收入的实质性提高，单纯GDP的世界第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基本保障，此起彼伏的高楼大厦徒增经济泡沫；没有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安居乐业，片面的城市化有害无益；没有每一个群众生活的小康，没有每一个区域乡村的小康，数据统计出来的“小康社会”也没有多大价值。
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到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政治优势自然就会体现出来并发挥出它的巨大功效，自然就会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为自己正名。我们不需要再去多说什么，更不用去担心、害怕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二、执政能力保障政党如虎添翼
已执政不等于会执政，能执住政不等于能执好政。执住政的模式多种多样，不计成本与代价，无限制扩大执政机器能维持住政权；不考虑方式方法，一味地包办管制也能求得政权在握。但这都不是、也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选择。执政不能仅仅满足于已经执政和能够执住政，更要通过优化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来执好政。
（一）有了执政资格后，执政能力就是决定因素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特别对一个已经执政60多年的政党来说，执政能力并不是新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当多的同志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更多地从时代变化的角度着眼，认为“事变时移，变法宜矣”。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本来是很好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也是很好的，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就没有必要去变化。这种观点出发点是好的，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既是基于时代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党自身适应能力的自觉要求。
必须看到在现有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还有很多的不适应：
——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不适应。在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方面尚任重道远；在完善党政关系和执政机制，健全党内外相联系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最大限度地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要求、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帮助决策方面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句话值得中国共产党铭记。
——党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不适应。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在领导体制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缺陷性，体制错位现象比较严重。包揽一切，管了很多不该管的和管不好的，却又放了许多该管的和必须做的。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从现在来看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党在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不适应。尽管领导干部的学历文凭逐年在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执政所需要的能力与素质也同步提升，学习并没有成为一种生活状态。据有关方面调查，很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每周不超过2个小时。这种状况是很让人忧虑的。更让人忧虑的是，现在的干部在加强学习方面并没有强烈的危机感和主动性。现在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这不仅仅是外行干部领导内行干部的问题，而是以外行的身份理直气壮地去干自己不懂的事情，这是很危险的。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但是真正做到的人不多。至于说领导干部拒腐防变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我们着重讲一下一些官员的学历问题。
学历，顾名思义，就是学习的经历。所以，如果一个人有某一专业学历的话，他就一定应该参加过必需的入学考试，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学习过相当的专业知识。但这一基本的认知正在被中国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取得学历的官员打破。
一些官员根本没参加统一考试就堂而皇之地入学了，根本没有完成过必要的课堂教学就毕业了，根本没有写出规范的学术论文就获得学位了。
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官员们获取学历。在现代社会要想执好政，没有起码的学历教育确实是不行的，一个小学学历的官员去领导管理一大群硕士博士的部下不是肯定不行但总是尴尬多多。
但是，在今天中国官员学历大跃进的背景下，我们实在有必要厘清学历与学习的关系。即使是真实的学历也只是学习的过去时，而学习则是终生的要求。学历诚可贵，学习价更高。如果说过去我们对一些“博士省长”“硕士书记”抱有相当的敬意的话，在学历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泡沫、越来越廉价的今日中国官员队伍中，那些“中学部长”“职高主任”将更加赢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起码他们的心态是平和的、行为是真诚的，而这两个品格对当今官员们实在是太稀缺、太久违了。
2009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但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避免“歪嘴和尚念歪经”，不要激发起更多官员获取学历的冲动。“学习型政党”绝不等于“学历型政党”。此学习非学历学习，而是指一种生活状态，是要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执政党提出的学习型政党的四条要求：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并不是说故意与学历分道扬镳，但也实在与学历关系不大。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亲历亲为的读书、思考、调查、研究等等一系列学习的功夫。
以上这些所有的不适应，很多是我们执政能力本身的问题，即使时代没有变化，这些方面也需要改进和加强。
（二）执政能力是一种“系统”的能力
那么，什么是政党的执政能力呢？理论界目前大多采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五种能力”：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的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的依法执政的能力；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总揽全局的能力。
但这五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微观能力、个体能力。与其说是一个政党的能力，不如说是其政党成员应该具备的能力。政党成员的能力是政党能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但是，执政党的能力与执政党成员的能力并不完全等同。系统论的理论表明：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党的执政能力应该是党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各种纲领、各级组织、各级成员、各项政策）在执政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能力的总称，是一种“系统”的能力、“组织”的能力。这种能力不等同于执政党成员能力的总和。
所以党的执政能力至少还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宗旨主义凝聚的能力。毛泽东讲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一个执政党的宗旨是它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如果一个执政党没有明确的宗旨，就不可能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是选人用人的能力。用干部是执政党的基本手段，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选人用人能力，就不可能建设起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现代政治发展中，人的作用益发重要。我们党从“党管干部”原则扩展到“党管人才”就反映了这种发展的要求。
三是自我纠错的能力。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邓小平曾严肃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既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自我纠错的能力就应该成为执政能力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党对于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是很重视的。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每一次都是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四是社会控制的能力。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交往空前的活跃，各种社会性活动此起彼伏，如何科学、有机、柔性地，而不是僵化、死板、刚性地进行社会控制，全面提升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能力是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是组织建设的能力。政党就是组织，组织建设的能力不仅包括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建设水平的高与低，还包括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处理能力、成员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处理能力以及成员与成员、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处理能力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