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咸宁干校是建在一片荒凉的湖滩上。人住在湖岸坡上，每天要早早起床走四五里路下到湖底去开垦生荒。湖底很热，夏季又是最忙季节，抢收麦子，抢播稻秧。中午气温高达42℃，人在烈日、蒸汽中像蜡人，要化掉了。干校学员们每天半夜4时就要出工，10点下工，下午3时再出工，晚上8时回来睡觉，一天到晚汗不离身。作家韦君宜在回忆文章中说，她总是能看到郭小川毫不气馁地走在队伍中，像个农民赤裸上身，手中握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歌。
每逢下雨天，新修的大堤路软稀稀的，从各连队到校部要在这种“水泥路上”走七八里。脚下去再提起来，就沾上几斤重的泥，要用力一甩，然后才能迈步。学员们三四人一屋，每人一个小马扎，屋中没有桌子，郭小川只有趴在床上写字，郭小川就是趴在床上披件旧袄，抽着劣质烟，写下《楠竹歌》、《花纹歌》、《江南林区三唱》。他写道：
我们怎能不欢乐！
因为我们拼命劳动；
我们怎能不欢乐呵！
--因为我们拼命革命。
--《欢乐歌》林区三唱之二
1971年7月他写出了一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情高亢的颂歌：《万里长江横渡》。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高举红旗。
大展宏图。
--《万里长江横渡》
两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了，《万里长江横渡》、《江南林区三唱》等诗，在“批林整风”中被说成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诗。甚至说《横渡》一诗是《57l工程纪要》的翻版。郭小川受到蛮横无理的审查、批判。
1974年，咸宁干校被下令与天津附近静海县团泊洼干校合并。干校迁移，列车在北京中转，学员们借此短暂机会回家看望家人、亲友，可是，火车到达北京站，不许郭小川出站，叫同行同志负责看押他。郭小川就这样在站里坐了几个小时，然后重上火车，转到天津静海团泊洼干校。
在团泊洼干校，郭小川再次受到审查、批判，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他又一次被赶上绝路，心灵再一次受到践踏。他的满腔忠诚被视为粪土。自运动以来，他被打骂、侮辱、隔离、监禁，上厕所有人监视，往来家信被拆检……现在又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这无异要了他的命！“哀莫大于心死，”郭小川陷入深重的精神痛苦之中。
“坚持派”的代表作《大雁》--致郭小梅、郭小惠
正当父亲被剥夺了写诗权利时，郭小林却已一跃成为东北建设兵团最走红的诗人。人们称他为“兵团诗人”。1972年他应《兵团战士》报之邀，写下了长达l00行的新年献诗：《战士爱边疆》，引起广泛反响，各团连队文艺演出都大段大段照搬此诗。由于l972年元旦诗作的成功，在1973年元旦，《兵团战士》报再次邀请郭小林写新年献诗：《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此诗长达130行，郭小林以他擅长的政治抒情诗确立了兵团“第一小提琴”的位置。
现将这两首长诗摘录如下：
边疆呵边疆，
每天都是你第一个迎接东升的朝阳。
祖国的每个工作日的第一声汽笛
首先在你这儿拉响！
边疆呵边疆，
你是祖国最年轻的新乡
……
--《战士爱边疆》
是呵，要让一杯茶保持热度，哪怕半个钟头也十分困难！
但是太阳巨大的光和热，
今天仍然像是几十亿年之前。
因为太阳有宏伟的目标--
要给世界人民以温暖。
让我们响亮地大声要求吧
满怀信心地挺身高喊--
考验我们吧，时间！
--《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
在郭小林写诗期间，郭小川曾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指导，写过多次有关诗歌的书信。这些谈诗歌创作的书信，经常长达四五千字。他曾评点儿子的《在公路上》、《掰苞米》认为有真情实感，同时，又批评《战风雪歌》把“风雪”当作刺探的特务“太实了”，还有一些流气的语言：好小子、小命一条、狗鱼之类，郭小川认为不宜入诗，并且，将自己写诗多年体会：音乐性、旋律性，倾囊传授。郭小川还给女儿小梅及她的朋友写过不少信，进行诗歌创作指导。必须指出，郭小林诗歌上的发展是与郭小川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
郭小林虽然写出了不少“合时宜”的长诗，并在各师、团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郭小林在连队的命运却仍然未能改变，他在1975年调到山西林县时仍然是连队的一名农工，政治上的白丁。因为他的出身，他的“孤傲”，和印刻在额上刮不去的“炮轰派”①金印。在苦闷、彷徨中，他写下了《大雁》。这首诗的缘起，是因为他的妹妹梅梅。
“文革”初，梅梅也是老红卫兵。1969年，郭小川已被打倒，梅梅想参军是不成了，连东北建设兵团也不让去，成分不够格。于是，梅梅带上小妹（小惠），约上赵易亚（军报副总编）的女儿还有她的小弟，以及原北京市委工作组张松如的女儿，一共七八个女孩结伴到了齐齐哈尔附近农村插队半农半牧。到了“文革”后期，梅梅等人都有“上当受骗”之感，盼望返城。有路子的就调到条件好一些的地方。作为老知青，郭小林摆出“诲人不倦”的姿态，为梅梅写了《大雁》。也许是由于兄妹间的情感，也许是因为自身内心复杂不宁的心绪，总之诗中没有空洞的口号，却能从相同的身份、处境出发，用几分理解与温情来讲活。此诗写出后，很快通过朋友们以手抄形式流传出去，先是在兵团内部流传，后来又传到了兵团之外。
《大雁》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低声细语：
“秋风吹落了红霞
落遍满是枫林的远山。
夏天要走了，
带着它的孩子--大雁。
看呀，她扇动着翅膀，向我们频频地‘再见’。”
“大雁呵，我承认，
飞鸟中也许是你最不平凡。
你善于在天海远航，因为你有一双羽毛的风帆。……
严寒来了，
你急忙把行装打点；
温暖去了，
你的歌声也成了呜咽。
你甚至来不及，
分享我们丰收的狂欢。
你也顾不得，
人们对你临阵脱逃的责难。
纵然你有一千条理由，
也不能使我取消这一点意见。”
虽然“批评”的声调比较严厉，但诗人始终保持朋友之间关起门来说话的姿态：
“大雁呵
让我再一次把你规劝：
不要再那么高贵吧--
把自己比作鸟中之仙。
那些卑贱的鸟儿，
不是正在和人民一起共苦同甘？”
“讨厌寒冷，
就应当靠自己的热情去创造温暖。
鄙弃落后，
就应当激起实现理想的更大勇敢。
要知道，任何一个先进的地方
都曾有过一个落后的从前。
改换一个地方的面貌，
绝不是
一蹴而就，在一日之间。
怎么能设想，
别人改造好的地方再任你参观游览？”
这首诗之所以能够以“手抄”形式在建设兵团流传，后来又传到兵团之外，是因为《大雁》反映了1971年之后，在广大知青当中涌起一阵对“坚持乡村干革命，同工农兵结合一辈子”表示怀疑、否定的浪潮。这种普遍产生的苦闷、彷徨，又被众多知青的革命理想主义所否定。两种思潮相互冲突，两种文学作品也在知青内部，以“自身体系”的规定语言、方式一齐进行传播。一方面是以《南京之歌》（知青歌曲）、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怀疑派”；另一方面则以《决裂·前进》（长诗）、《大雁》（短诗）为代表的“坚持派”。这两派之间虽然观念不同但都是在知青系统内部展开辩论冲突，其作品也都以手抄、口传的形式流布。所以这两者应同属地下文学。不同观点的言论和作品是在知青内部进行，还是在知青外部进行，二者有截然不同性质。
《大雁》流传开后，郭小林曾收到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寄来的一封信，写信的是位在内蒙支边的北京女知青。原来，东北兵团一男知青探家时将《大雁》带回了北京，又由他的妹妹--一个内蒙女知青带到了内蒙兵团，被同连的一北京女知青看到了。这个女知青给郭小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大雁》表示赞赏。在当时特定环境这种通信是意味深长的，女孩子表示愿与郭小林建立通讯联系，字里行间流露出仰慕之情。当时的人都很单纯，郭小林也不例外，认为以这种方式结识女青年不“高尚”，就做了冷处理，没有回信。
郭小林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杨桂香恋爱是在“文革”后期。杨桂香家乡山东，“文革”初投奔她姐姐到农场落户，成为一名农工。才到农场时，她不过是个天真的山东女娃娃，还跟在全连人后面，参加批斗郭小林。郭小林站在台上，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三股妖风黑干将”。杨桂香在台下举拳跟着别人高喊：“打倒郭小林！”当她与郭小林谈“朋友”时17岁，已是个俊俏出众的姑娘。杨桂香姐姐知道后，坚决反对她与“郭瞎子”来往。因为其父是“黑帮”，“郭瞎子”本人连个统计、拖拉机手也不是，跟了他遭罪一辈子。姐姐当众斥骂过：“郭瞎子不安好心！”，曾将他赶出家门，还托人为小妹介绍了兵团一个营长的儿子。杨桂香对男女的事情，因为年纪小，起初什么也不懂，经过认真思考后，她决心跟“郭瞎子”好。杨桂香不顾家人反对和阻拦，经常偷偷给郭小林洗涮缝补衣服，到柴垛边去约会，带一兜鸡蛋给他吃。
当时，郭小林、杨桂香所在的“种子连”，距离后来电影《我们的田野》中所拍那一片白桦林，相距不过12华里，这片白桦林现在已全国闻名。当地叫它“南横林子”，边上是852农场的大水库，碧波荡漾，白桦林如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1975年郭小林与杨桂香在连队一间土屋里结了婚，用北京糖果招待老职工和同连队的知识青年。郭小林经过13年“劳动改造”，终于成为一名北大荒人。
作为一名“兵团诗人”，同时又是“手抄文学”--《誓言》、《大雁》的作者，鼓吹“上山下乡”的“坚持派”，郭小林最后还是“飞”走了，调往河南林县在一个公社做了一名中学教员，不过，他为了自己的《誓言》付出了13年青春。
“手抄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品的每一个字都是作者用心写成的。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字上浇灌你的血、泪，那它也不值得别人去抄写和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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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自我折磨思索、反省……郭小川开始进入了痛苦的转变期。他终于一拳击碎了他心灵的牢笼，从“心狱”中获得了解放。在1975年的秋天，他写下了“文革”十年中最享盛名的地下诗歌：《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
郭小川在《团泊洼》一诗中，微妙地表述了当时全国人民十分复杂的心态。1975年的秋天，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微妙，几乎所有的人都结成了与“四人帮”极左路线斗争的心盟。但是，从外表看上去，一切都是静静的。诗人敏感地预示到了这寂静后面的东西，仿佛生命光焰熄灭前的回光，郭小川的诗魂突然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诗句变得更纯熟、老练，挥挥洒洒。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这里所表达的舒畅、睿智和镇定，恰恰是1975年秋天，许许多多从“心狱”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共有的体验。就其诗艺来讲，也是自五四新诗歌以来，进入经典的杰出诗作。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郭小川在这“静”中体味出了美丽、愉悦和自信。就1975年的很多人来讲，这一年的秋天的确是美好的，因为道路逐渐清晰。
《秋歌》是郭小川的“天鹅之歌”。也许悲剧时代限定了郭小川，但这首临终前的绝唱，真是一下把人领上了九天的境界。
不止一次了，清爽的秋风把我从昏睡中吹醒；
不止一次了，节日的礼花点燃起我心中的火种。
郭小川一生对诗句的锤炼，对古典诗词的修养在此时，都熔铸进了这短短的几行诗句。它不愧是杰作，堪称典范：
听，冰雪辽河，风雨长江，日夜激荡有声；
听，南方竹阵，北国松涛，还在呼号不停。
看，运粮车队，拖拉机群，一直轰轰跃动；
看，无数战马，百万雄兵，永远向前奔行。
清爽的秋风呀，已经把我的身躯吹得飞上晴空；
节日的礼花呵，已经把我的心胸烧得大火熊熊。
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一诗后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当时作者还在受隔离审查，决心将此诗篇“埋在坝下”，因为他知道此诗不能发表。“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所以，《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仅在朋友的小圈子内流传。
当郭小林在林县父亲的桌上第一次看到这两首诗时，总得感觉：不错，但并不是很出色。使郭小林印象深刻的是《秋歌》中的这样一句：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郭小林不由暗暗心惊。经过多次运动，现在的父亲已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患有脑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满口的牙已拔光，镶的假牙又不合适，硌得牙床疼，以致他每隔一会就要“咔哒”一声用舌头把假牙顶下来，然后再卷回去安上。睡眠依赖安眠药，有时饭没吃完，药劲就上来了，拿勺的手直哆嗦，儿媳杨桂香就要赶紧扶他上床。
在林县的日子里，郭小林再也写不出高亢的政治抒情诗了，因为1975年底的中国已被折腾到了崩溃的边限。郭小林夫妇两人带着刚一岁的女儿爱农在医院借病床居住了半年，以便照看父亲。他们经常需要变换病床一日三迁。一次小爱农尿湿了病床，还受到护士呵斥，无奈只好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居住。这个临时的小家所带来的那么点家庭氛围，温暖了郭小川那颗饱受摧残的心，一岁多的孙女爱农也给他带来了天伦之乐。
郭小川表现出少有的兴致，他要求郭小林夫妇每天给他包一顿饺子。这其实是人在长久地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缺少亲情的环境下，对家庭气氛，对人性人情的渴求。
郭小林到河南后，父亲第一天就提到在他第二次被审查的一年多时间内，郭小林和妹妹竟极少给他写信。那失去人身自由的隔离审查期间，唯有薄薄的信纸所载来的亲人的问讯能给他带来一点心灵的慰藉。他说：“那时我非常需要你们的理解，然而你连一封信也不来。”低沉的话语中潜藏着多少哀伤啊！那时人们说话都很曲折，真正的意图往往隐蔽得很深。如果你流露出想家、思念亲人或对无休止的“斗呀、打呀”的厌倦情绪，就会被认为是不革命而遭致蛮横的批判。所以郭小林并没有意识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全部真实想法。
郭小川对郭小林观察了几天后……告诉他党内存在个“四人帮”，斗争很尖锐，整个国家形势并非“一派大好”，制止他再唱那些空泛的高调……然而郭小川很失望，因为郭小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于是父子之间隔阂不仅继续存在，甚至还在加深。
人们本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郭小川、郭小林父子间的“对床夜雨”可以最终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可是上天终究没有给出这个机会，而是毁灭了这种希望。
郭小川给人们留下的形象是：战士和诗人。他是在歌唱着前进中，突然倒下的。
郭小川诗集以“时代号角”著称，记载了共和国各个历史时代的脚步。他总是走在历史潮流前面，吹奏出高亢、激奋的号音。可是“文革”却将他抛落下来，丢入时代的深渊。在“文革”运动的猛烈冲击之下，他经过了痛苦的思考，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挣脱了“心狱”，获取到个性的初步萌发，一种独立意识、独立人格开始苏醒，首次大胆唱出了叛逆之歌，这也是一曲“天鹅之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如今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上的不朽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