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1974年，江青集团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自1971年“批林整风”之后，一些曾被抑制的极左政策、方针，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重新“正名”，重新推行，地下文学的劫难也就来临了。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陷入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识到要消除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他不允许否定“文革”，并且警惕有人搞“右倾翻案”。1974年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就宣告了“文革”新阶段的开始。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批示，展开了一场政治运动。在1974年春节期间他们搞了个北京饭店“黑画展览”，组织数万人参观批判。同时“北呼南应”在上海组织批判外贸部门出版的一本《中国画》，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发表文章“反击复辟潮流”。
1974年1月25日，江青集团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此后，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及一批老干部--当时所谓的“右倾”集团。
1月23日-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调演期间，江青集团及其文化组亲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三上桃峰》事件。指认此剧是吹捧“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下令该剧团在京供人批判性观摩。山西晋剧团演员带着羞辱，被迫登台，致使一女演员突然昏倒在台上。在这一事件中，山西省文化局干部赵云龙因为对“根本任务”论提出不同意见，被逼致死。2月29日，初澜在《人民日报》发表《评晋剧〈三上桃峰〉》，鼓噪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借《三上桃峰》开刀，江青集团开始对全国文艺进行了一次洗劫。一时间，破字猜谜，烦琐考证，大抓影射，罗织构陷之风盛行，文字狱遍及全国。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江青集团组织的文章《恶劣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在全国范围组织批判。
3月初江青召集于会泳、浩亮等人，发出“放火烧荒”的号召，妄图打倒一大批军内老干部，为配合这一阴谋，组织创作了话剧《千秋业》、《冲锋向前》。
3月底，于会泳在中直文艺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批判《松涛曲》（哈尔滨话剧院）、《不平静的海滨》（山东话剧团）、《牧笛》（短篇小说，发表于河南省内部刊物《文艺作品选》1973年1期）、《友谊的春天》、《有这样一座桥》（中国话剧团），把它们打成“翻案复辟”的“毒草”。
是年6月，江青等人一方面搞影射史学，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批“宰相儒”，矛头直指周恩来；另一方面又组织御用写作班子炮制《京剧革命十年》，称1964年至1974年这十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在各大报刊、《红旗》杂志载文总结样板戏创作经验。这就是所谓的“三突出”、“三陪衬”、“远铺垫”、“近铺垫”、“多侧面”、“立体化”的创作原则。张春桥公然讲：“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5月1日，上海组织歌唱文化大革命专场，调动新闻、出版、电视台等一切宣传机器加以宣传。年底，又组织了歌唱“风庆”轮专场。
江青等人有预谋、有组织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就是要利用文化艺术为其篡党夺权开道，扫荡一切文化艺术圈内的敌对势力，某些潜伏活动的“逸民”当然也在扫除之列。对待革命样板戏之外滋生出的“毒草”，江青集团是绝不会手软的。
在急剧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中，在“批林整风”时期--即“文革”低谷期滋生出的文化沙龙便纷纷解体。文学知青们开始分散成单兵或三两人一组，隐伏起来，仿佛是秋末的寒蝉，逐渐消失了声息。地下文学的冬眠期开始了。
但是，地下文学在进入冬眠之前，已注定要遭受一次浩劫。
《九级浪》作者毕汝协的“漏网”
1974年1月，赵一凡的文艺沙龙被公安局抄获。大量地下文学资料作为“反革命文艺”材料抄没。赵一凡被定为“第四国际”反党集团首犯，其余十几人作为集团主要人员被捕入狱。北京地下文坛已在江青集团严密监视、控制之下。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纷纷解体，地下文艺进入低潮。
在1974年秋天，姚文元下令对地下文学进行全国范围大清查。于是，从南到北，一场围剿开始了。各地的公安局奉命查抄手抄本。北京各机关、工厂、学校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大家交出手抄本，并相互揭发。在此次围剿中，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利用小说反党”的活动被清查出来。落网分子，有的被群众批判，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关押、监禁，株连甚广。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查抄的结果：抄出的地下手抄本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杂，大出人们意料。当时就有消息传入军队知青的小圈子，说仅北京市一个区，抄出的手抄本文学作品就有几十种。
在查禁的书目中，有黄色小说《少女的心》，也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事后，有人遇到了《九级浪》作者毕汝协，向他询问1974年文化围剿之役中，他的命运如何？毕汝协说，他当时感到风声很紧，指名要追查《九级浪》的作者，他匆忙地改名为“毕磊”，毕磊者，壁垒也。毕磊躲在家中，加上有亲戚在公安部门，所以竟侥幸躲过了这一劫难。
“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赵一凡的沙龙。许多青年经他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谈样板戏，也谈“批林批孔”运动。到了1973年底，这个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圈子沟通的辐射网，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
1974年1月28日深夜12点，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签署逮捕证，赵一凡被公安局逮捕，与此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徐晓也被捕入狱。因为两人是在一个城市，相距比较近，怕相互串通，所以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同时加以逮捕。
在1月26日，徐晓已听到风声。有人向她透露，“你要小心，你已被人注意上了！”当时徐晓20岁，思想比较单纯，根本想不到会被抓进去，只想到领导会找她去“谈话”，顶多办她的“学习班”，再也想不到别的了。入狱后，通过几次审讯，徐晓才了解到“案情复杂”，并且牵连了几十个人，十分震惊。
案情还需从头讲起：在1973年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反之，徐晓也将自己的一帮朋友介绍给这个人。这是一种“滚雪球”式的方法。徐晓就这样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部队朋友。当时，大家年龄都不大，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涉及小道消息“批林批孔”。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拆另一个人的信，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最后给这种联系定了一个组织名称“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为首犯，徐晓为联络员。
因此案坐牢的人很多，不算其他受株连的，与徐晓直接有关系的就有10人左右。山西还因此案查出其他所谓问题，其中二人被判死刑，“四人帮”打倒后两年，这两人才放出来。也算命大，因为半年后就要对这两人执行枪决了。
因“第四国际”案坐牢的还有郑红丹。她的姐姐郑小丹参与遇罗克搞“出身论”，被杀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载：郑小丹为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曾宣传《出身论》，还公开向中央文革提出18个问题，向康生、江青及林彪发出挑战，于1968年6月6日惨死狱中。郑家是军队干部，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邢台。郑小丹生前与赵一凡交往很深，郑小丹死后，其妹郑红丹也到赵一凡处去。郑红丹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文革”中的一切都看透了，恨得要命。她的男朋友王××，也受牵连被捕入狱。所有这些人，大多数都与赵一凡认识，大家全被一锅烩了。
所谓通信问题，其内容，从现在看已够谨慎，但从当时罗织罪名来看，就可以讲有问题。因为办案人员心中先有一个结论，去“套”你的情况，怎么“套”怎么是问题。就凭着信上这些牢骚话，赵一凡、徐晓等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徐晓被捕时正在北师大上学，是个工农兵学员，入狱后即被开除学籍。后来，她逐步在狱中适应，变得镇定如常。入监时，她一天到晚想，会判自己多少年，5年还是10年，怎么不牵连家庭；然后想，怎么尽量不向家里父母要钱，减少家中负担，如何节省消费：一年用一块肥皂、两个月用一卷手纸……
徐晓回忆狱中生活讲：“凭良心，没什么特别不好。”在狱中，当时女监的队长们对政治犯比较客气，吃食比插队知青都强。囚粮是“皇粮”，每月13.50元，窝窝头是正经棒子面，不掺红薯面，金黄金黄，早上还有北京辣菜。因为还没判刑，2-3人住一间牢房。开始老提审，审讯人员来回“套”你的话，让人心情紧张，烦躁不安。后来就不提审了，整日关在牢里，这时又总盼着提审，因为“提审”说明“案件”有进展。自己就想着：哪怕判了我，也比这么长期关着，不死不活的要强，判了也可与家人一个月见一次面。
当时，徐晓关在半步桥监狱的“王八楼”（牢房有一圆心，四面是放射状，形似王八）。赵一凡关在“K字楼”（K字形楼。K字为国际通用监狱符号，战争中飞机不能轰炸监狱），那里也关了不少政治犯。徐晓知道赵一凡在“K字楼”，但两人却无法见面。
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搞文艺沙龙、创作、收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组织“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凭其中一条即可以判他们死罪，或是几十年刑期。
1974年正是江青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文艺围剿，大规模反“右倾”的一年。他们势必要拿这一案件作为突破，扫荡隐伏的敌对势力。严酷的命运要降临在赵一凡、徐晓和郑红丹等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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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当时的文字冤案，是湖南传出的手抄本长篇小说《归来》（《第二次握手》），该书是当时北京普遍收缴的六部手抄本之一。
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下令围剿《第二次握手》，搜捕作者。因为此书广泛流传，被姚文元认为“流毒”全国，造成“严重后果”，应予严惩。小说作者张扬入监，审讯人员宣布其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第二次握手》一书，之所以成为“反党小说”，其根本原因是对周恩来的歌颂。在此之前，歌颂贺龙的《洪湖赤卫队》（歌剧）、歌颂彭德怀的《保卫延安》（长篇小说）、电影《怒潮》都受到了彻底批判。但这些作品倘没有像《第二次握手》那样，即具体而微，又崇仰备至地对周恩来加以颂扬，树碑立传。周恩来是江青集团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二次握手》将周恩来这一伟人形象，生动地嵌入了历史画幅，反映出广大国人对他的爱戴，并掀起拥戴周恩来的情感潜流。这一切一定都刺痛了江青集团，使其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恼恨。所以，他们是绝不肯放过此书作者的。
张扬（1944.5.19-）原籍河南长葛，在湖南长大。1963年初春写下《第二次握手》，以后十几年中多次重写。1970年书稿在全国广泛传抄，受到“四人帮”的围剿，是“文革”期间手抄文学的代表作。1975年1月张扬被捕入狱，1979年1月在党中央和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出狱。
《第二次握手》故事讲述：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战乱和小人挑拨其间，两个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赶到机场做说服工作，丁洁琼决定留下来同大家一起工作。五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二次握手》以苏冠兰和丁洁琼的恋爱故事为主线。仅仅以两次握手，作为这一对男女的身体接触，书名已点出了这种爱情的时代特色和全部道德内涵。这也许正是当年令众多读者为之洒泪、神往之处。
环绕着两次握手，作者还构置了叶玉菡--一个典型的贤惠、执着的中国妇女，以及党的代表鲁宁，帝国主义特务查尔斯，以及丁洁琼的外国追求者：奥姆霍斯博士，苏冠兰顽固的父亲：苏凤鳞，等等。他们是这场轰轰烈烈爱情的配角。
作者试图把苏、丁刻骨铭心的爱情与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融合起来。小说的结尾，对祖国的热爱弥合了丁洁琼和苏冠兰的内心创伤，一种更博大的精神，使苏、丁、叶三个人共同开始一种崇高、美妙的新生活。小说终结时，读者也经过艰难的情感跋涉，最终攀登上了这一凡人不易攀上的崇高精神峰顶，进入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整部小说充满了一种苦难意识。书中苏冠兰抄录陆游关于沈园的诗词：“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苏冠兰与丁洁琼这种《钗头凤》式的旧式悲剧，包含了现实的政治因素。男女主人公承受着个人情感的痛苦，默默燃烧自己，默默承受苦难，将诸多磨难、苦衷消融于心中，将民族、祖国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种内心体验，集中表现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历程和当时爱国主义精神的实际内容。苏、丁的爱情悲剧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悲剧体验的象征。
在具体情节、场景的选择、构置上，作者采用了类似当今畅销书所常用的手法。这是一种强调可视效果的手法。
场景之一：电闪雷鸣，巨浪翻腾的黄浦江上，苏冠兰跃入江中救出一名少女。
之二：美国新墨西哥州半沙漠地带，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场。在水泥地下建筑内，丁洁琼坐在中心控制室的指挥仪前的安乐椅上，在原子弹起爆前的11分钟，奥姆霍斯在传真机、荧光屏前向丁洁琼求婚，受窘的丁洁琼急忙喊：“绿线完成！准备试爆！”
之三：PG-501研究室，黑面人用袖珍手枪对准苏冠兰，并用一小堆红蓝宝石试图收买苏冠兰。苏冠兰高呼：“抓特务啊--同志们！”叶玉菡将盛有“王水”的瓶子掷向黑面人，特务向苏冠兰开枪，叶玉菡立即挡在苏冠兰身前，中弹后倒在他的怀中……
以上场景颇像今天欧美电视连续剧，把虚构的人物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舞台中央。这是运用现代史诗手法，写成的典型通俗小说。
在语言上，《第二次握手》注重词藻的丰富性，追求色彩斑斓的效果：
“丁洁琼那大理石般洁白的面庞则添上了一抹风尘，这可能是从那金黄色的大戈壁滩上带来的痕迹吧！”
如果从畅销书的角度来看待《第二次握手》，那么它获得的极大成功，已不容置疑。在1979年7月出版时，在三个月内就印刷了三次，仅第三次印刷数即为50万册。
对知识分子的全盘肯定，讴歌周总理，以缠绵的爱情为主旨。这三点的突破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作者在表述这一切时，显示出了他充分的明确性和自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