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体制的问题
什么是体制问题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皇帝变成了总统，民众都不太适应。而国会的运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中国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此前虽然有预备立宪的尝试，但毕竟这种尝试是很短暂的。而且，预备立宪的准议会和后来的国会也不一样，因为当年的内阁并非由资政院选出，而且一半的民选议员也都是由地方谘议局选上的。这两者至少在程序上存在不同。国家一下子改成共和制以后，的确使百姓比较困惑。民众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样的职务，也不知道没有皇帝的生活该怎么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底。整个中国的伦理结构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了皇帝这一要素，传统的纲常伦理都乱了，各种纷扰先后出现。
袁世凯自己也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安抚那些把他当做曹操的人。当时有很多有旧道德的人，他们认为在革命党人闹事、各地独立的情形之下，袁世凯应该扶助清朝，而不是自己当总统，这是一种背叛。像掌握了兵权的张勋，还有过去淮军遗存的老底子，这些带兵的人对袁世凯的行为都有过非议。冯玉祥曾经回忆说，即使是在北洋军系统内部，他也听到同僚和一般的士兵在背地里骂袁世凯是曹操。袁世凯必须着力安抚这样一批人。其次，袁世凯还要想办法去应付同盟会，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他对怎么与革命党打交道显然还没什么经验。这些人在革命后的生存状况，对当权者的看法，以及他们会对政局造成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其实袁世凯都不是很清楚。显然，这也是袁世凯的难题。
更大的难题是国家因为政权转换而造成的不同性质的动荡。各地的乱民乱党乘机闹事，社会不稳。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也出现危机，无论是内蒙和外蒙，还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分离危机。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些边疆少数民族认同和效忠的是清朝皇帝，边疆地区跟中原的联系是建立在他们跟满族皇帝的个人性质的联系之上的，而一旦皇帝没有了，外蒙、西藏等地就先后出现了分离倾向。在满人政权不稳之前，清政府曾经加强了在边疆地区的驻军，但在革命后也都撤出来了。而且，这些地方都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西藏有英国，外蒙有沙俄，所以这两个地区首先出现不稳。
袁世凯在接受总统之职后，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国会大选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第一届国会大选基本是没有被操控的大选。相对来说，也没有多少人竞选，整体上比较平稳。在此之前，同盟会已经联合了许多小党成立了国民党，这次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大胜，在参众两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当时国民党虽然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胜使他们感觉自己权势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国会被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谁掌握了国会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天下。宋教仁当时也是踌躇满志，准备组建责任内阁，而且，当时这些人已经筹划着把民国体制由法国体制彻底改内阁制了（孙中山交班的时候，已经由美国体制改成了法国体制），也就是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让总统变成虚位总统。革命党人认为这个过程会比较顺利，就好像使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一样。但实际上，同盟会或者说国民党大胜的原因，不在于联合了很多小党，也不在于代表了多少民意，而在于袁世凯没有对这次选举进行任何干涉——他没有意识到，或者可能意识到了也没有时间来操控。
当时的选举跟此前选举谘议局、资政院一样，是由地方士绅负责操办的，所以到最后选举过程就成了一个具文，主要是由地方士绅来决定谁当选。投票只是个过程，事实上是没有投的。那谁来当呢？由于地方士绅并不确定共和制是什么，更不清楚共和制下的国会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他们倾向于选那些出头露面的革命党人或者是与革命有关系的人。很多代表都回忆说，他们是在家乡被提名为国会议员的，但他们既没有去竞选，也没有去拉票，什么都没搞，坐在北京就当上了国会议员。那个时候是革命缔造共和的嘛，所以，多数的选票都是这么来的。
但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在革命之前同盟会已然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革命之后，由于利益之争，这种分裂的问题更为严重。同盟会中光复会一系本来就对孙中山不满意，现在因为政权建设之争，对孙更为不满。原来华兴会系统的这帮人，很多都把票投给了孙武参与组建的民社（后来并入共和党）。孙武这人很有意思，为了革命把名字都改了，当时革命党党魁乃是孙文，于是他就改名叫孙武，以致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孙文的弟弟。当然，这应该也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革命后这位以孙文弟弟自居的孙武居然投到了黎元洪帐下，与同盟会相颉颃。同盟会人心离散，没有重心，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缺少可称道的表现，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威望跌落了很多，缺乏笼络众人的能力。黄兴在革命中打了那么多的败仗，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宋教仁参与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四处张罗选举，但他也没什么服人之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不一定只是章太炎的说法，我们毋宁把它看成当时真实状况的反映。因为会党的参与，革命后建立的秩序往往被这些人破坏，弄得一团糟。地方上的民众对于革命党的印象很不好，认为这些干革命的人都是乱党，就跟前清时候的会党一样。因此，国民党虽然在选举中成了国会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很强的力量。在国民党成立以后，其议员也常常倒戈，可能吃顿饭就被拉走，就叛党了。这其实就证明了当时的国民党处在一种虚胖的境地。孙中山被袁世凯忽悠去当铁路督办了，他声称要在十年内为中国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根本不靠谱的事儿，但他就那样去张罗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么去说话。但这么说话的后果就是，那些搞实业的人也觉得孙中山不靠谱了。我们搞铁路搞了这么多年也没弄出什么大名堂，你一来就声称能修出这么多的铁路来，这不是孙大炮嘛。
也就是说，国民党看起来力量强盛，实际上则是一盘散沙。而经过几次交锋之后，袁世凯已看透了国民党的诸多弱点，也看透了孙中山等人的毛病。此时的袁世凯对于共和是没什么认识的，他认为此时的中国跟以前一样，办不了共和制，但是既然已经建立了，那就只能这样将就了。但即使是将就，也不能任由国民党去闹。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
而袁世凯习惯的是用传统政治的那些方式来对国家政局进行控制。比如说，尽量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尽量用权力技术进行操控。他相信对所有人都可以实行笼络，包括国民党此时的实际党魁宋教仁。他还喜欢进行实力控制，喜欢玩儿点小花样——虽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北京政变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的，但是他跟这一事件肯定脱不了干系，至少是跟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关联。如果袁世凯不愿意南下就职，直接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即可，但是袁世凯一边答应迎袁公使团的要求，一边又组织一场兵变，然后以此为借口，称自己去不了。这种做法仍然遵循着传统政治的权术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在中国非常有效。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不仅试探出了国民党的实力和能耐，他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能力和权限扩大化。唐绍仪当第一任国务总理的时候，曾想超越党派，好好办共和，但是办不了。袁世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比如在决定直隶都督的人选上，可以绕开与其政见不符的唐绍仪，直接任命。唐绍仪很生气，按照民初体制，我不副署，你的任命怎么能够生效呢。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他的总统就是按皇帝的方式当的，直隶都督对于袁世凯而言关系重大，这个他不能让步，即使是违规他也认了。
因为宋教仁案，袁世凯也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现在宋案的研究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以前是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袁世凯个人的阴谋诡计，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暗杀不一定就是袁世凯最真切的意思，可能是袁世凯手下人猜度他的心思猜度错了，想讨好他，所以就直接办了。还有一些研究者干脆断定这根本就不是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也有人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火拼闹出来的。反正众说纷纭。现在让我看来，袁世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洋集团参与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正如上一讲提到的，应桂馨这样一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怎么就会与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有这么多的单线电报往来呢？而正好这个应桂馨又是直接收买杀手的操作者。所以，国民党实际的党魁被杀，尽管这一案件事关重大，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解决最为恰当，但在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通过法律解决的耐心，尤其是国民党这边，最后就仓促发动了战争。而国民党在此前也的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武力反抗袁世凯是没有大问题的，至少能够在南方造成一个割据之势，但最后根本不是这样，二次革命基本是不旋踵就失败了，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
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过程中，显然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认为国民党比较没理，因而国民党相当孤立。但是袁世凯的解决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宋案本身的疑云仍有很多，在此之前，为了拉拢黎元洪，还曾经有过杀害张振武的案件。这样一些疑云为后来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障碍，这就是过去中国王朝关于得天下是正还是不正问题的讨论，若是在建国之初发生了这样一些案件，就说明得国不正，是有问题的。
而袁世凯还要依靠国会把他选成大总统。虽然说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但袁世凯很清楚，这些议员是会把他选出来的，因为他已经打完仗了，而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些议员主要是想来北京当官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乃是民意代表，而自认为是国家的官，所以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贪图个人享受。国会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议员加工资，一个月五百大洋。当时两院共计八百人，号称八百罗汉，仅一家机构就有这么大的财政负担，很离谱。自己给自己定这么高的工资，显然他们很贪图享受贪图富贵的。袁世凯因此而吃定了他们肯定会把自己选为总统，否则就不会放手让他们选了。袁世凯只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派出一些由军警组成的公民团去包围国会。但是这么做就惊动了一些人，结果反而使得投票很麻烦。不管怎样，到最后总算是把袁世凯给投出来了。他当选正式大总统以后，就把国会给抛弃了——追缴国民党议员的代表证书，然后就把他们驱散了。而国民党代表当时占国会多数，现在他们一走，国会投票无法构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数，就等于废掉了。开始梁启超等人还很高兴，认为国民党的刺头走了，进步党等其他党派就能在两院占多数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结果是国民党都被赶走了，这时国会不能成其为国会，那么所谓的相对多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梁启超等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搞完革命之后，这个共和制政府的国会状况还不如晚清。后来袁世凯为了安抚这些人，搞了一个政治会议，但这个会议不是议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这就是袁世凯的不对了，如果觉得议员不行，应该重选国会代表，但现在只是把国会降级缩编为政治会议，这大有问题。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此前我们讲的共和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他认为老百姓还是不习惯没有皇帝，而且整个统治体系，包括他的官僚集团和他的亲信部下都出现了疑问：需不需要效忠？向谁效忠？怎样从忠于皇帝转向忠于国家？忠于国家了，袁世凯高不高兴？可否使民众对国家的效忠转变成对袁世凯的个人效忠，以强化总统的权威？这样的问题都很明显地摆在了他眼前，他是没有权威的，他连那些当了国务总理或是各部总长的老朋友都控制不了，更不敢处理手握重兵的军头。
老百姓琢磨不清总统是什么东西，总统跟皇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皇帝了，等等。老百姓如此，官僚如此，军头更是这样了。二次革命以后，大批北洋军都被派驻到地方各省，于是一些高级军官也转成了地方各省督军，当了督军的各个军头有了地方行政权以后，很快培植和扩张起各自的势力，不大听中央的话，而中央也没法处理。袁世凯时期，层次低一些的文官犯事了他还是敢处理的，比如也杀过一些局级的官员，但是对于犯错的军头他不敢处理，这就加重了骄兵悍将的骄横程度。这是北洋系统内部的问题，所谓的内忧问题，主要集中在权威性不够这一点上。所以，这个时候国家比较乱，从白朗起义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出现白朗起义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白朗起义就是一帮土匪闹事，但是因为有国民党人的掺和，所以后来的历史记载把它抬得很高。这次起事规模也不大，而且没有基础，但是各地就是剿灭不了，北洋政府费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把白朗干掉了。北洋军最初打国民党打得那么轻松，现在围剿一个白朗却这么费劲，白朗起义背后所反映的是各地的割据与秩序的混乱，也暴露出了袁世凯政权的虚弱性。1（白朗起义纵横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自1913年起持续了一年多，其间袁世凯曾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拼凑二十万人的军队进行围攻，仍使其走脱。北洋军号称劲旅，但面对区区万余人的流寇竟大费周章，其战斗力固然存在疑问，但各省之间互不通气、信息隔绝乃至相互猜疑和陷害，乃是最主要的原因。）
袁世凯本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对于整顿内政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正因此，原来在革命前对革命抱有极大憧憬的人在看到民初政局乱象横生的现实后，都感到非常失望，那些本来就很怀疑革命的人此时就更加失望了。所以这一时期大批的遗老遗少都出来了——清朝覆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谁要为这个王朝殉节，但这个时候都出来了。他们都觉得民国不好，鼓吹民国还不如清朝的言论，对民国极尽冷嘲热讽。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像沈增植、劳乃宣等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一说话就能引领社会潮流的，所以大家普遍觉得，民国的确没有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