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的远见与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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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中纳盐的盐商到北上贩茶的贸易商人，再到“汇通天下”的票号，晋商的辉煌延绵了500多年。持续时间之长，纵观国内各大商帮，无与伦比。其发展历程起承转合，波澜壮阔，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
当山西票业还只有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是事关日升昌及其东家的兴衰。但在晚清，山西票业最具影响力的大掌柜毛鸿瀚与职业经理人李宏龄的分歧，却在事关山西票业历史发展的最关键节点上，让整个山西票业对未来失算，而毛鸿瀚对于属下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而穷途末路。
晋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商界500年，以清朝山西票商所达到的高峰为最。但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晋商，却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审时度势失误，以致接连错失天赐良机，等到醒悟过来时，已为时过晚。
雷履泰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其在中国票号业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受到毛鸿翙的强有力的挑战，但也不足以出其右。期间，时势曾给予山西票号一个超越雷履泰的机会，但主导山西票号业的精英群体却没有培育出一块承接这一角色诞生的思想土壤。
在这中间，有一位人物离超越雷履泰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他叫李宏龄（1847~1918），是“蔚”字五联号之一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他21岁进入蔚丰厚，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是一个对事不对人甚至有点较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遇事认真，而好直言”。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间尝自省，亦知非处世良策，无奈至性勃发，不能自禁”。
但他不能控制的是时势的变化和总部的无动于衷。1904年3月，清政府决定试办户部银行，并颁布《试办银行章程》，户部尚书鹿钟霖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山西票商出人组织银行，为此还派人到山西票号北京分号挨家挨户传递信息。
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多数经理赞成这种提议，但山西票号为财东赋权下的大掌柜负责制，重大事项要经总号定夺，然而总号的回复竟是：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1904年8月16日和18日，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两次登载了《劝设山西银行说贴》。文章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但愿晋省富商视创此银行实为山西全省生计所关，如同办理善举，盖办成则全省数百年养命之源；不办则数十年之内必东伙同归于尽”，但这些希冀并没有让事情有所转机。
与山西票商的被动相比，江浙商人尤其是宁波帮商人则积极主动地承揽了这档子事。他们在上海乃至中国金融业的霸主地位也就是在此期间一步步酝酿而成。此前一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没有理睬。
从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成为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的中国人以后，容闳、郑观应、汪康年、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等洋务派人物，都曾建议或作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直到1897年，这件事才在盛宣怀手里变成现实--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盛宣怀曾拼命挖山西票号熟手，他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想聘请他来。即便此人不能来，他也决定要用有山西票号背景的人。为此，他委托熟人，愿其“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
当时山西票号的掌柜，都因东家给予的顶身股而身价不菲，他们的忠诚度很高。没有更大的筹码和平台，新式银行想挖他们并不容易，所以当年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时，选择从山西招了60个票号学徒。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指出，“夫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见绌者，其间亦自有故”。
1904年，协和信、乾盛亨倒闭，1905年由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4年前创办的永泰裕倒闭。也是在这一年，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俄国靠马车运输茶叶的历史终结，恰克图的贸易中心地位丧失。
1906年4月，清政府颁布《破产律》，1908年制定《银行通行则例》，后者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颁发的专门管理金融机构的法令，它将票号纳入银行的经营范畴，其颁布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金融业实行法律监管的开始。在这之前的200多年，从账局、钱庄到票号都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大多数山西票号在创设之初，资本金很少，它们利用政府客户预存的储金，大肆放贷，不断滚动发展。《银行通行则例》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否则不能经营银行业务。也是在这时，清政府打算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即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的前身），再次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
集体呐喊与个人偏狭：心性改变一切
【标签】银行章程 票号改革 李宏龄 新气象 穷途末路
1908年3月22日，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山西会馆召开。这一天，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一方面公议清政府颁布的银行章程，一方面商议票号改革事宜。
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李宏龄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本次会议还特邀了曾是祁县首富家族的渠本翘参加。据《清稗类钞》记载，渠氏资产为白银三四百万两，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渠氏经营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渠本翘是一位胆识、开明兼具的人物，他与父亲不和，长期住在外公家读书，这让他成为这个家族乃至山西票业的一个另类。
就渠本翘本人来说，他有学识，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1892年考中进士；有眼界，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有威望，捐助过山西省立女校，1906年领导过山西赎矿运动；有资历，接办过官办的山西火柴局，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双福火柴公司。
从东家的财势来说，如果说祁县渠家票号与平遥侯家票号不分伯仲的话，那么山西票商要组建银行，总经理的人选最可能在这两个家族及其职业经理人团队中产生。侯家全权委托职业经理人毛鸿瀚管理，渠家则自己培养出了一个渠本翘。如果拿这两个人来做对比的话，毛鸿瀚才浅志疏、迟钝褊狭，显然占据下风。尽管李宏龄是毛鸿瀚的下属，但他的倾向和态度也很明朗，就是要推选最理想的人选。
祁县、太谷、平遥三地票号京庄的经理们一致同意合组“三晋汇业银行”，并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第二天，一封由北京发出的绝密信件寄到了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
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
这封信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三五万两”白银，组成500万两白银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再次，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清政府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但山西票号总部再次对改组的建议予以回绝，“老号诸执事，泄泄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已无关”。期间，由浙商投资的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先后于1907年和1909年成立。
国内政治及经济领域已经积蓄的新气象，让地处内陆腹地的山西票号总部的大掌柜们，难以感同身受。李宏龄并没有因此放弃，这是他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他随即向山西票号驻各地的20多个分号致电，阐明利害，以求响应。对此，李宏龄向总部老帮们甚至向东家发信：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唯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票号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李宏龄原以为执事者没有与东家商讨，就不惜越级上书票号东家侯崇基，结果东家竟以“号中之事须由执事做主，我不便吩咐”为由，把李宏龄挡了回来。
外界的动荡、时局的变幻莫测和来自商业领域的喧嚣与天顺堡的宁静无为以及薰堡追求的通达和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山西平遥、太谷、祁县显赫结实的老宅子，无形中成为山西大本营的东家和大掌柜故步自封、视野禁锢的一堵围墙。
关于成立银行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了，但毛鸿瀚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断送了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他对各分号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毛鸿翙试图搬开雷履泰时，才36岁。1908年李宏龄力主成立银行时，已是61岁。对于自己苦口婆心、连篇累牍换来这样的结果，李宏龄在10年后仍用 “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来形容自己当时听到这番话后的情形。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乡开杂货铺为生，这个强势且坚忍的职业经理人，最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眼睁睁地看着山西票号如自己所言地走向了“恐再迟数年，虽欲立而不得”的宿命。
“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山西票号业宣扬的职业操守和美德。晚年，李宏龄打破了这条行规，自费印刷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号成败记》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的兴衰得失。
毛家是贯穿山西票号业发展的一个家族，并注定要被鲜明地写进历史。作为雷履泰大权独揽的对立面，毛鸿翙锐气十足，勇气可嘉。而雷履泰首创票号，为人老成持重、兢兢业业、忠诚不贰，尤其是他慧眼识珠、任人唯贤，少有人及。雷履泰、毛鸿瀚都是有资本可以悬傲于世的人。
与雷履泰专注于东家的生意不一样，毛鸿瀚的心计和精力让其对东家有所要求，也为其身后的子孙铺好了走上富裕之路的物质基础。毛鸿瀚与雷履泰对阵时的那种偏执，无意中推动了山西票号业的发展，但当这种偏执没有大才压底时，这种偏执比独断专行更容易让人诟病。
当毛鸿翙的一位远房本家毛鸿瀚成为蔚泰厚第三任大掌柜后，他就不幸成为这样一位人物。没有了雷履泰的山西票号业，毛鸿翙成为至高无上的行业权威和符号。作为在业界最具影响力的蔚字联号票号总经理，毛鸿瀚延续了本家初创事业时的荣耀，并成为这一代人中的执牛耳者。
不过，当票号业唯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事关李家和日升昌的兴衰，且这不妨碍因此给山西票号业带来的裂变效应以及其他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晚年时的毛鸿瀚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的所作所为，却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对未来的前途失算，而其对下属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的狭窄而穷途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