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第一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
【标签】家族 恰克图 中俄 自由贸易 产业链
常威是榆次常家家业的开创者。他的家族，上溯七辈都以务农为生。
清康熙（1661~1722）年间，常威拿着从家乡带来的“榆次大布”，打开了张家口市场。盐、布是那个时代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欢迎。1711年左右，常威拿出自己的积蓄，开设了第一家商号--常布铺。雍正（1722~1735）年间，常家的分号开始向张家口周边地区扩展。
这样一组数据显示了张家口后来的图景：清初张家口商户80家，道光（1821~1850）年间260家，同治（1861~1875）年间1 027家。到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 500多家，上下两堡专做旅蒙业买卖的多达700余家。最高时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仅一处标准铺面，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
不过，张家口日后的兴旺，与一个叫恰克图的村落的兴起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个体，常家的生意真正发达是在1727年以后。
也是在这年，中国一南一北各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南方，一艘名叫“奥古斯塔斯王子号”的商船来到了珠江口。这艘商船由多国公司联合派遣而来，只希望得到较为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没有如愿。在北方，中俄两国政府郑重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祖鲁海尔、恰克图、尼布楚三地为两国边境贸易的通商地点，允许两国商民在上述地方建造房屋、商店，免除关税，自由贸易。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话说，类似这种按平等原则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正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但未能如愿以偿的。直到30年后的1757年，广州才在清政府的诏谕中确定了其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山西内陆外贸商人比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广州十三行海陆外贸商人起步略早。
尼布楚是1689年7月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钦定的贸易城市，之前的1685年，清政府确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与祖鲁海尔一样，尼布楚地理位置较偏，其到北京的路途，要比恰克图至北京的路途至少远1 000多公里。这样，中俄贸易重心就转向了中俄边界上的恰克图。
1728年，俄国政府在色楞格斯克（今乌兰乌德）附近开始建立恰克图城，常氏家族将“常布铺”改称为“大德玉”。1730年，清政府批准中国人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建买卖城。这是一座由贸易商民建成的木城，由松木桩围建，城中设有衙门，城东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庙，西边设有电报局，北边设有邮政局。北门上悬一匾，上题“北方雄镇”4个大字。买卖城具有纯正中国风格，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北京师范大学邵继勇在其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中介绍说：
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出口贸易要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运往库伦，经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方可运到恰克图出口。
这等于清政府将出塞贸易的管理机构设在了张家口，张家口遂成为内地通往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贸易中心。1754年，俄国取消国内关卡，清政府也决定停止允许俄商每三年一次来京直接贸易的规定，将对俄贸易全部放到恰克图办理，恰克图贸易因此由1737年左右的不超过1万卢布，激增到83万卢布。
1755年之前，常万达就来到了恰克图，他很看好恰克图贸易的前景，但更多商人因贸易的不明朗态势而持观望态度。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在1762~1792年的30年间，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中俄贸易曾4次中断，总计时间有15年之久。也是在此期间，俄国放开了对毛皮贸易的国家垄断，允许私商经营毛皮。屡禁屡开并没有阻挡贸易的不断升温，1770年的恰克图中国买卖城已经是一个拥有400多常住人口的小镇，而1800年的贸易额也由1757年的113万卢布增加到623 万卢布。
1768年，常威主持分家，将“大德常”和“大德玉”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常万和常万达。此时的常万达果断先行一步，将在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布号改为茶庄，并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金放在了对俄的茶叶贸易上，这是常氏家族从榆次大布起家后的一次经营方向的重大转变。
常万达及其他商人经营的茶叶量，在1755~1762年间仅占到对俄进出口总额的6%~7%。当时中方对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棉织品和丝绸，其中土布占据80%以上的份额，但茶叶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显示了常万达的眼光和判断。
那时，英国人对中国绿茶格外垂青，素食腥膻的俄国人则酷爱浓烈砖茶。在英国通过海路从广州进口中国茶叶时，俄国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要比英国长。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返国时带回茶叶200袋奉献沙皇，俄国饮茶之风由此开始，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饮茶最甚。
常万达在张家口先后建了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三座茶庄，并在恰克图设立分庄，独慎玉茶庄还前往莫斯科贸易。内蒙古多伦、呼和浩特，辽宁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其家庭商号。不仅如此，常万达又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南中国的茶山，与之后的晋商一道，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湖南安化、浙江建德等产茶之地，经张家口，再送往恰克图的绵延数千公里的“茶叶之路”。
在郎咸平眼中，原来的晋商还只是卖盐巴的小商人而已，但这个时期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创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业链经营。他举例说，今天中国的工厂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出厂价为1美元，卖到美国的价格接近10美元。那9美元是谁创造的？是除了制造以外的所有大物流环节创造的，包括运输、包装、物流、仓储、批发、零售，整条大物流产业链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
事实上，晋商比当今绝大多数企业家更早发现，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掌控整条产业链，而不仅是制造这一个环节。晋商从南方贩茶叶，把制造、包装、加工、运输、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在了手中，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
晋商迈出的重要一步
【标签】汉口 山陕会馆 茶叶之路 茶叶贸易 《恰克图条约》
南贩的茶叶一般在湖北中转，汉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1683年时，山陕商人已经将会馆设在了这里，这是武汉规模最大的会馆。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武汉周边及其向北的必经之路--河南沿线的山陕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仅以武汉周边的分布来看，就有湖北随州、孝感安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仅今荆州一地就存在4所山陕会馆，分布在荆州、公安、江陵和石首。
与湖北交界的河南南阳的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社旗、唐河和驻马店泌阳、正阳也建起了山陕会馆。向北沿线的平顶山郏县、伊川、洛宁县老城街、洛阳，漯河舞阳北舞渡，许昌八里桥及靠近安徽的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等地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山西商人还单独在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称为潞泽会馆，1744年）、许昌禹州等地建立了山西会馆。
之后，山西商队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再经晋城、长治，北进太原，再出雁门关至大同，一路从杀虎口西行过包头，至甘肃安西，进入新疆哈密、伊犁等地。另一路到张家口或归化，换成骆驼，运至库伦、恰克图交易后，再被运至伊尔库茨克、莫斯科。
这条联通欧亚大陆的南北茶叶之路，全程近5 000多公里，水陆转运需要3个月，足以同唐宋元明的“丝绸之路”相媲美。这一路下来利润可观，但其中的艰辛非常人所能体会。去库伦，一年最多走两趟；到恰克图，一年只能走一趟，大部分时间都被花在路上。当时有个民谣《提起个拉骆驼》唱道：
提起个拉骆驼，三星照路坡，蓝天当被盖，沙地做被窝，吃的是莜面沾盐水啊，提起个拉骆驼。
提起个拉骆驼，几辈受饥饿，冬天冻个死，夏天热个慌，受不完的罪过吃不完的苦啊，提起个拉骆驼。
清政府规定恰克图买卖城不许妇女居留，故买卖城定居的都是些单身商人和由他们从内地带来的12~14岁的男孩，这就是当时晋商长途贸易生活的写照。
1785年，常万达由商界推荐出席了乾隆皇帝的“千叟宴”。1796年，常万达去世，其子常怀、常怀玠、常怀珮继承父业，继续拓展。到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在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中居第一位，占贸易总额的68%。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所征关税占俄国总额的20%~36%。到嘉庆（1796~1820）年间，像常家这样到恰克图设立商号的晋商达60多家，占在此经商商号总数的1/3。
常万达没有等到茶叶占据中俄贸易首位的那一日，但他的家族最终从他奠基的家业以及对贸易形势的研判和提前布局中受益。与常家的发展路径一样，很多在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辽阳等地发家的晋商此时已经有了家业上的积累。当他们的第一代退居幕后而第二代被推向前台时，他们看到了恰克图存在的贸易机会和茶叶贸易的上升势头，乘势把家业推上了另一个高峰。
祁县渠家先祖渠济，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就带领渠忠义、渠忠信两个儿子往返于潞州府长子县和祁县之间，贩卖土特产，用潞麻、黄梨交换红枣、粗布。不过时运不济，一直未能发迹。渠家后代渠同海走西口，在包头发家，其后代继承父业，先后开设长源川、长顺川、长裕川多家茶庄。最盛时，渠家的资产曾高达四五百万两白银，成为清代显赫的外贸世家。
起家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时为清朝设立的管理外蒙和新疆阿勒泰的军政机构所在地）的大盛魁商号，后来将总部迁至呼和浩特，也成为到恰克图贸易的一大商号。在辽东起家的太谷曹家也是经营绸缎、布匹的巨贾，也是这时来到张家口设立锦泰亨商号，并在恰克图、库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立分庄的。
道光（1821~1850）年间，中俄贸易处于空前繁荣阶段，中国每5元的贸易出口中就有1元多是通过恰克图的对俄贸易获得的，贸易货值比乾隆（1735~1795）前期增长10倍以上，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茶叶出口的迅猛增长。
到19世纪40年代，茶叶贸易已经位居恰克图输俄贸易商品的首位，棉布和绸缎退居次要地位，俄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到1851年，茶叶已占全部出口的93%，从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毛皮、毛呢哔叽、金属和牲口等。茶叶贸易不仅使俄英等国税收陡增，而且也为山西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可以说，中国沿北疆一线都活跃着晋商的身影。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山西商人，在明初纳盐中粮和九边屯军的政策下，大规模走向四方。他们以张家口为东口、以杀虎口为西口，串起了山西人一条走东贩西的贸易大动脉，而对俄罗斯贸易的晋商正由东、西口商人演化而来。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恰克图等三处为陆路贸易口岸。山西两口沿线商人不约而同汇集到了事实上的一口通商之处恰克图。从此，他们多了一重身份--外贸商人，并在这种跨越国境的市场竞争中成为佼佼者。
由此拓展而来的商道从苏杭、福建武夷山、武汉向北经过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沿张库商道及其辐射范围迅速崛起了张北、庙滩、多伦、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属蒙古国）、二连、闹狗庙、嘉卜寺（今化德）等十几处商业城镇。
明嘉靖、万历年间，欧洲人开辟了拉丁美洲—菲律宾—广东贸易航线，这一航线横跨太平洋，且主要进行中国丝货贸易，故称“太平洋丝路”，张库大道则是世界上最长的草原丝茶之路，它是继阿拉伯人主导的海、陆丝绸之路和西欧人开辟的太平洋丝路之后的另一条欧亚贸易大通道。
初期晋商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明朝山西盐商虽以平阳商人为最，但在明晚期的边贸市场上，晋中商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开中制和屯田制让山西南部平阳、泽潞商人成为当时山西商帮发展最高峰的代表，那么，山西北部汾州、太原两府的商人，在明末清初则逐步崭露头角，并形成自己的优势，为清后跃居晋商首位迈出了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