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物价上涨
【标签】票号 太平天国运动 物价上涨 资金困难 清政府
山西票商真正发达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起义军切断了清政府的运银官道，清政府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票号汇兑京饷。战争让清政府增加了对票商的信任，并在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票商先于外资银行成为官方最大的金融及理财合作伙伴，官僚们也会将自己的钱放到票号生息，这拓宽了票号的吸储范围。票商从原来的草根起家时代进入到了政商结合时代。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爆发，两年后，一次因银根紧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在北京悄悄爆发。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人数增加到50万。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同年，另一支农民军──捻军也揭竿起义（1853~1868）。一时，风声鹤唳，舟楫不通，南北商船，闻风裹足。
日升昌票号较早对战争做出反应，时任日升昌大掌柜的程清泮，首先收撤了中南部成都、重庆、广州、汉口等地分号。1853~1856年，山西票号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撤庄行为，各号收撤了长江流域汉口、芜湖、扬州、南京等地的分号，并在太平军北征逼近京津地区时，暂时从京津地区撤庄或收缩业务。
1853年3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几万名百姓失去生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北京的账局、票号收紧了银根。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自己的金融中枢可资调控，市场的金融信息主要通过民间的反应得以体现。
1853年，北京共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有210家，其次为顺天府商人。在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看来，“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他估计，在京贸易的山西商民因战争歇业回家，让京城一下子少了数千万两资金。
由于山西人开的票号、钱铺、账局，只收不放，或索性收业返乡，商户周转资金发生困难，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而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大量财政被挪用到了战事上，仅到1853年就已经支出了2 700多万两白银，而户部银库到这一年的6月中旬，存银仅剩下22.7万多两。
于是，民间捐输提上日程。1853年，程清泮捐给清政府750两银子。这场全民捐款活动，从1852年2月开始持续了多年。到1853年正月底，各省督抚将军及所属文武官员捐银129万两，绅商士民捐银424万余两。最为抢眼的还是山西各界的表现，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捐款总额的37.65％。为此，山西还与陕西、四川在乡试、生员招生上获得了增加名额的奖励。
这次捐输持续到1855年11月，山西绅商共捐银303万两，实际交银287万余两。平遥日升昌李氏家族这一年内捐了1万两，从财东李箴视到其弟弟、三个本家兄弟，每人捐输都得了一个官衔。
不仅如此，李箴视还为故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捐了官衔，兄弟72人及家族同辈男子12人均捐了文武头衔，而李家的女性也都请封“宜人”、“夫人”头衔。毛鸿翙家里从父亲到玄孙上下五代31名男子，也都捐得“将军”、“大夫”官衔。
因赔款所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山西绅商派捐200多万两白银，但民间的捐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不断上升。
为解决皇室和财政危机，从1853年起，清政府开始在北京集中滥铸滥发大面额的铜铁大钱，加剧了由于票号、账局等撤离京城所导致的混乱。铜钱面额价值划分为15个等级，咸丰元宝甚至当百上千，物价猛涨。
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城市，北京的粮食、杂货均靠外地运入，农户运农产品进城，换回的大钱回到本地便不能使用，自然不愿再进京贩运。外地商人运货到京，销售而得的铜铁大钱，七八千文才能换银一两，而京城外面不过4 000文即可换银一两，商人利益明显亏折，由是货物不能源源运入，京城货价自然昂贵。1斤麦面京城外乡镇售价不过十六七文，城内则需三十七八文。到1853年年底，1两银与京票的兑付比例已经从1∶2 000飙升到1∶4 000。
1900年，十年的鼎盛
【标签】甲午战争 外交官 灭顶之灾 赔款 鼎盛
在上海金融风潮中，由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亏空了清政府上千万两的白银，为此，清政府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贷，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但这种情况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再次得到改变，并在至少十多年时间里再没有发生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在战争中筹集军费的借款、战后给日方的赔款以及由此的借款，都由各省海关按期汇交到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其中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其中，所有的赔款都要在上海交割。这意味着，原来解饷到北京的进项，一律要滞留在上海，中国的金融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外交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在意大利人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看来，在1900年被派驻到北京担任驻华公使，并非一件好差事。他甚至觉得，驻在北京的外国人正“克尽厥职”地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这座城市凋零破败，街道脏得无处下脚，没有电灯，严冬奇冷，夏天闷热。“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这位公使大人从热那亚登船前，曾这样写下他的期待：
他们（指驻在北京的外国人）梦想着去东京度假，那里已经有了电灯，或者去长崎的小山上，住在俯瞰海湾的舒适的小别墅里度过惬意的几天。最差的是去上海，那里最起码看上去像一个欧洲城市，有着黄浦江边的外滩大道。
西方列强用炮舰胁迫清政府让外交使节长驻北京。象征屈辱印记的跪叩之礼被废除，大清帝国在起码的礼节上实现了与西方的对等，但作为帝国顽固的象征，北京仍以其古板的生活和静止的节奏，给意大利公使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的外交旅行留下了不甚愉快的回忆。
与公使大人百无聊赖的公使生活一样，作为北京金融窗口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也已经雨打风吹去。“四大恒”声誉大震于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之时。当时北京城人心惶惶，200多家钱铺倒闭，“四大恒”却没有受到影响。此后，几乎所有官宦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都要经“四大恒”之手。《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当时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市面繁荣萧索与之有关系。”
到清朝末年，北京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其意是说，当时北京人以腰缠“四大恒”钱庄的银票为富有的体现，但世事无常，1909年，清政府因宫中库银不足向“四大恒”借银300万两，内务府出借据，答应日后偿还，但仅隔两年，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借出去的银两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期间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抢掠，北京“四大恒”钱庄遭受灭顶之灾。修订多版的《中国金融简史》一书描述了当时的过程及其对北京乃至对中国金融界的影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沿途烧杀掳掠，京津一带钱庄亦不能幸免，遭到侵略者的大肆抢劫，继以焚烧，库银、房屋、契据荡然无存，北京的300余家钱庄几乎无一幸存，其中最大的4家钱庄，亦称所谓的“四大恒”现银全被侵略者洗劫一空。从此北京的钱业一蹶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从北京移到上海。
山西票号总部地处内陆，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八国联军进京，毁灭性地打击了北京的银号、当铺业。尽管票号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韩业芳在《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由于各家票号都非常重视信誉，“官商士庶，皆知票号之殷实”，于是官款（包括税款、军饷、协款、丁漕等）、私家储蓄，“无不提携而来，堆存号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
亲历了这场严峻考验的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回忆说：“庚子内乱，天子西行，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李宏龄所说的“天子西行”即慈禧太后携带皇帝西逃事件。西逃的线路，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山西票商因此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接近清朝最高层的机会。乔家大德通票号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太后几月几号到山西，准备住在祁县，让他作好准备。
高钰得信后就向东家通报，在慈禧路过太原时，让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为代表，孝敬慈禧往西安的路费30万两白银，但同时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
慈禧太后到祁县时的行宫，就安放在乔家。逃抵西安后，慈禧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再次作出一个决定：将根据《辛丑条约》中国要赔给西方国家的10亿两白银款项，分配到各个省、关和盐道筹集，由各省交由当地晋商票号负责保管和汇划给外资银行，再转交给各国政府。
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等地票号成为清朝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山西票号的声誉空前高涨。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指出：“自庚子之变回京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诚为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甚至，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将分号设到日本，并在《神户新闻》、《神户又新日报》登出广告。1893~1910年，受益于战争赔款的存汇，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作为全国的金融调拨中心，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县，通过分布在国内外的100多座城市的400多家分号，形成了蜘蛛网般的金融汇兑网络，并以自己“聚散全国金融主权，而能使之 (资金)川流不息”的巨大能力，为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