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警察，你知道逃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除了逃亡，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１．身份特殊的逃犯
钟涛是警察。我几乎难以置信，珥岱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那个名字，那人竟然是一个警察，而且还是一个侦破过上百起大要案件的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珥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不仅杀死了高梦歌，其实在高梦歌之前，还杀死了一个人，就是戴瑶。
但是，在市公安局关于戴瑶被杀案的案卷记录里犯罪嫌疑人却赫然写着：
犯罪嫌疑人钟涛，原北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因涉嫌谋杀，现负案在逃。
案卷上就这么简短的四句话，警察和逃犯，把本来对立的两个身份，同时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这身份就特殊得不能再特殊了。
我试图想厘清一下思路，可越想厘清，反而越糊涂。
戴瑶在平阳小区租了一户房子。那房子简陋得要命。房间杂乱陈旧，除了卫生间那些化妆品和女人内衣，根本看不出这里曾经是一个女孩住过的地方。戴瑶裸体躺在床上。现场看上去像是一起奸杀案，可法医却排除了奸杀，因为在戴瑶的体内，根本没有发现男人的精液，也没有受到性侵的体征，法医出具的检验鉴定报告是外力窒息死亡。说通俗了，就是被人给勒死的。
按照法医的推断，戴瑶死亡时间在四十八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案发的时间是在警方接到报案的两天前。戴瑶租住的房子是四楼，三楼住户的水龙头坏了，本来想自己修理一下，结果不仅没修好，反倒把水龙头修理的像花坛里的人工喷泉。这个小区过去是机电公司的家属院，房子都在二十年以上，既没有物业，也没有保安。老房子的水阀不是各家独立的，是一个单元一个总阀，总阀门偏就安装在戴瑶住的这户房子里。楼下的住户敲戴瑶的房门，想把总阀关了。敲了好半天，没人开门，楼上楼下来回跑，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楼下的终于急眼了，也是急中生智，倒让他想到了房东，那个房东和楼下的住户原先是一个车间的工友，平时关系还不错，有事没事经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唠唠家常，于是忙给房东打电话。不到二十分钟房东驾车来了，带着备用钥匙打开戴瑶的房门，探头一看，差点吓得半死。他看到一具赤裸裸的女尸挺在床上，于是赶紧打电话报警。
报警记录的时间是晚上九点。这时，钟涛正在查一个盗窃车牌的案子。那是一个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犯罪团伙，专门选择在小区里盗窃汽车牌照。作案手段基本没有技术含量，一般是三人一伙，一人望风，两人拆卸车牌子，拆卸下来后，在汽车上贴一纸条，写下联系电话，再附上一行不许报警等威胁的字语，然后等着失主用钱把车牌买回去。钱也不多要，一两百块。有时，一个小区，一晚上被盗十几副车牌照。这不是成心打警察的脸吗？局长说，这些人他娘的是拿咱警察的脸当鞋垫子了，钟涛你去吧，不打掉这伙人不收兵。所以，刑警支队接到报案的时候，钟涛正带着三个队员在城南的小区里蹲守。
发了命案，车牌子的事儿就得暂时放一放了。钟涛接到指挥中心的命令，便撤出小区带人赶到案发现场。到达现场时，刑警支队的支队长白默然已先期到达了，正组织技术员做现场勘查。戴瑶的尸体已被运走。白默然简单地向钟涛通报了案情：“死者可能是一个坐台小姐，据房东反映，死者叫小红，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分析这名字是假的，坐台小姐，又是大学生，按常理判断，她向房东提供的很可能是个假名字，你说是不是？”钟涛皱了下眉：“房东没要身份证，也没向派出所登记过吗？”白默然愤愤地说：“这些人为了几个小钱，哪还管什么身份证啊，等出了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你面前装孙子，你别指望他们有多高的觉悟。还有那些派出所的片警，简直就是不负责任，一个月下不了几次管区，能掌握住这些吗？”
钟涛怎么会认识戴瑶，钟涛的老婆宋梅又将有何种反应？
白默然和钟涛是警院的同学，而且是同宿舍的室友，又一起分到了北江市局刑警支队。两人从刑警队员干起，七年后，钟涛先提了重案大队的副队长。在论资排辈的公安机关，钟涛提拔算是快的了。白默然还是一般的侦查员。但论背景，白默然的父亲是市委的副秘书长，钟涛的父亲是山区的农民。当初钟涛能进到市局刑警支队，也是白默然的父亲向市局领导打了招呼。不然，钟涛也许在某个乡村派出所当民警呢。
两人进到中心现场，也就是戴瑶的卧室。床上，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少了那具冰冷的尸体。有些物证已被技术人员提取走了。钟涛环顾了一下卧室，突然发现那个老式陈旧的衣架上吊挂着一条粉色的连衣裙。这条裙子最明显的细节特征是领口有一枚菱形的亮晶晶的装饰。钟涛的心一沉，随后又马上否定了自己。因为像这种大众化的衣服，撞衫的概率简直太高了。不可能是她！
但是，偏偏是她。谁呢？戴瑶。
钟涛怎么会认识戴瑶呢？
我问宋梅，钟涛是怎么认识戴瑶的？宋梅摇摇头，尽力地装出一副自然的样子。但我已经隐隐地感到，在我提到钟涛和戴瑶的关系这个敏感的话题时，宋梅未能免俗地显出酸楚之色，还有一点暗晦的隐忍。但我想要搞清楚钟涛，又无法绕开这个敏感的话题。最后，我还是失望了。宋梅确实不知道钟涛和戴瑶是什么关系。不过，凭着宋梅对钟涛的了解，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那些特殊的关系，比如性。老实说，宋梅是细腻的女人，在这方面不可能迟钝到浑然不觉的程度。
那么，撇开钟涛和戴瑶的关系这个话题，钟涛是在什么背景下选择离开的？我没有按照警方使用的畏罪潜逃的说法，而是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字眼。
“电话。”宋梅给我的答案是一个神秘的电话。没有这个电话，钟涛可能也就被自己的战友捉拿归案，深陷囹圄了。
２．奇怪的电话
就在戴瑶被杀案调查一周之后，那时是夜里１１点多钟，钟涛刚刚躺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一开始认为，可能是哪里又发生了什么大案子，因为半夜被电话叫醒，这在警察的生活里基本就是家常便饭，一点儿都不新鲜。宋梅像往常一样接着睡自己的，根本就没在意。钟涛突然很大声地说了一句：“这是诬陷，我怎么可能杀人。”情绪一下激动起来。宋梅激灵了一下，翻身坐起，心怀惴惴地追问：“怎么了？”
“他们说我是杀死戴瑶的凶手，说我是杀人的凶手。”钟涛的情绪更加激动。
宋梅问：“电话是谁打的？”
钟涛一下不说话了，哆嗦着手，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宋梅第一次见钟涛是这个样子，也慌了，又急急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严重吗？”
钟涛仰起脸来，望着屋顶，一脸痛苦的样子，宋梅甚至看到了钟涛眼眶里的泪水。
“他们凭什么说你杀人，有证据吗？”
“局长手里有一封署名的举报信。”
“谁举报的，这不是凭空诬陷人吗？再说了，就凭一份举报信就能定一个人的罪。”
“据说，他们还有一些证据。”
“什么证据？”
“不知道。”钟涛摇了摇头，痛苦地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钟涛突然站起身，开始收拾行装。
“你要去自首？”宋梅傻傻地问。
“我没有犯罪，为什么去自首。”
“那你这是干什么？”
“走，离开北江。”
“钟涛，你是警察，你知道逃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除了逃亡，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别的办法证明你的清白吗？”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证明，你知道吗！”钟涛好像要崩溃了。
宋梅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该阻止他的。我那时是彻底地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钟涛从家走了。”
“离开，在当时看，也许是钟涛唯一的选择。”我安慰说，“后来，后来你知道那电话是谁打的吗？举报人是谁？”
宋梅苦笑了笑：“到现在都是谜，这也是我请你出来谈的原因。也许珥岱知道一些情况。可惜，我根本接触不到珥岱。我是看了你采访珥岱的报纸，想到了你，或许你能成为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说到这儿，宋梅潸然泪下。
我不想让宋梅对我抱有多大的幻想。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件事上，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是怎样的角色，所以我连含蓄和宽慰都没有，开门见山地陈述了我的观点：“我只是一个记者，你对我的期望值太高了，何况我们素不相识，你不觉得这样的托付有些荒谬吗？”
或许，宋梅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平静地看着我。我原以为，我的这些看似直言相告的话，会像一把匕首，直插对方的心窝子，使对方知难而退。说完这话，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答应见宋梅，是为了钟涛。当一个接近真实的钟涛向我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却退缩了。
宋梅再次恳求我道：“杨老师，你再考虑一下好吗？”
我说：“你可以找钟涛的那些警察同事。也许，他们才能真正地帮你们走出困境。”
宋梅伤感地说：“你觉得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啊。”
宋梅说：“你没明白我的话。”
我说：“我懂了。”
宋梅纠正道：“没有，你没懂。”
我直言不讳地说：“你不愿意求单位的同事，是怕他们笑话你，你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宋梅拽了一张纸巾，擦了擦眼角的泪：“不是我不愿意求他们，是钟涛出事后，很多过去关系和交情很好的同事，都像逃避瘟疫一样地躲着我，甚至好像多说一句话，就会沾上什么嫌疑，惹上什么灾祸似的。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这是为什么？”
我宽慰宋梅：“他们大概是想回避一下吧，这也是人之常情。”
宋梅并不认同我的说法，她显得很激动：“是冷漠，冷漠 ！可怕的冷漠！”
我被宋梅的情绪左右着，搜肠刮肚地想找一个适合安慰她的词，可脑子慢得要命，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默然了。
宋梅也沉默了。从纸盒里拽了一张纸巾，用纸巾拭着眼角，像眼睛里进了沙子或者飞虫。
调动采访者的情绪是我的强项，可面对宋梅，我竟变得笨拙而木讷。但总不能这么沉默着吧，我说：“就到这里吧，一会儿我还得赶回报社去改稿子，那篇稿子明天要见报。”
宋梅眼睛一亮：“是珥岱的案子？”
我摇了一下头：“珥岱的新闻也就这样了。我们社领导的意思是没有深挖的必要了，当然我们还是会关注的，比如最后的判决结果，我们肯定是要报道的。”
宋梅失望地再次低下头，突然又像想起什么，仰起脸来：“你还能见到珥岱吗？”
我想尽快脱身，模棱两可地说：“二审的判决结果出来后，兴许还能见一次吧。”
宋梅追问：“你是说珥岱二审可能会维持原判，还是死刑？”
我说：“负责任地说，我不敢这样妄加猜测。不过，以我的理解，维持原判是极有可能的。”
宋梅焦急地说：“你能再采访一次珥岱吗？他可能知道一些钟涛和戴瑶的事儿。”
我说：“你还是请律师吧。”
钟涛和杨凡毫无关系，自己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记者，谁又想让自己什么限于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呢？但是。。。。
宋梅说：“用公安局的话说，钟涛是负案在逃犯，请律师是根本没有用的。杨老师，我们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说着，宋梅站起身来，离开座位，走到我的面前，像知识女性一样文静尔雅的宋梅竟要在茶室里给我跪下，竟要以这种最无奈的方式来求我。
我急忙拽着她的胳膊，搀扶起宋梅：“我答应你。你快起来，不能这样啊。我一定想办法见珥岱。”
这样的承诺不知是源自我的善良，还是宋梅给逼出来的，总之，我答应了宋梅的请求，答应了就该去做，我得兑现承诺。
与宋梅告别后，走出茶室。天已经接近黄昏，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上已经蒙蒙地下起了细雨，路灯被雨雾包裹着，朦胧得像打盹的老人。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发霉的气息。我顶着雨丝，沿着水漉漉的街道向公交站走去。
下午的见面耽误了改稿，我不想再回报社了，那篇稿子存在Ｕ盘里，正好回家也可以改。到了家，又难以静心，心里乱乱的。柳青青不回来了，说下雨回娘家住去。她爸妈家离青青的公司只有一站地，步行也用不了二十分钟。
我仰躺在沙发上，想着钟涛，这一想，我觉得自己很可笑很滑稽。是啊，钟涛长什么样啊，我知道吗？
第二天一早，我把稿子交给总编室，拎着包急匆匆地出门了。门口遇着一位同事，他竟然开我的玩笑：“这么早就出去找新闻啊，你可真敬业。”我说，不去哪成啊，得养家糊口啊。我本来就是一句打哈哈应付的话，谁知，这位仁兄当真了，抓着我的手诉苦，说：“昨天总编安排我到一工地采访，开发商拖欠了民工半年的工资，民工们不干了，三个民工爬到塔吊上要跳下来。区里的一个干部出来阻止我采访，说我的采访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杨凡你听听，开发商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影响社会稳定，我们采访报道就影响社会稳定。这记者简直没法干了，我还真想辞职算了。可辞职后，能做什么呀，还是你好啊，你家青青在上市公司里做事，那工资是我们的好几倍吧。其实你用不着这么辛苦的。”
这位仁兄也是，见着我，那感觉就像遇到了知音，拉着我的手大倒苦水。我实在不想听他絮叨了。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有抑郁的征兆，见谁都像亲人，见谁又都像仇人，真让人没办法。
我走进市公安局的大门，径直到了史副局长办公室。我刚说，想要到看守所再次采访珥岱，史副局长就一点儿不客气地拒绝了我。他说：“杨记者，实在抱歉，珥岱的律师又提供出了新的证据，作为这起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已经提出抗诉，介入侦查，你想采访珥岱的事儿，我们不能再安排了，只能请杨记者您理解了。”
其实，我早该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史副局长又不是傻子，他早看出了我的用意。我采访珥岱的背后那不可告人的目的。钟涛已经使整个公安局变得神经兮兮的了。看来，想要通过采访珥岱来获取钟涛的信息已经变得十分的渺茫。即便获准了会见珥岱的机会，在警察的监视下，我和珥岱能敞开胸怀大谈钟涛吗？何况，珥岱对钟涛了解多少也是个未知数，也许他们根本就互不相识呢？
我把这个结果如实地告诉了宋梅。我们没有见面只是通了一个电话。宋梅在电话里“哦”了一声，似乎也预感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并没有表现出意外。放下电话，我反倒像欠了宋梅什么似的。我想了想，又想不出到底欠宋梅什么。我不欠什么，欠什么呀！我和宋梅不过是萍水相逢罢了。
撂下电话，我又再次拨通宋梅的电话，这么做真的是有点鬼使神差。我这人就是没脑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像我一样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牵肠挂肚吗？我问宋梅，除了珥岱，我还能问谁？或者说，还有没有第二个知情人。宋梅想了想说：“你可以向白默然了解一些情况。”我懵懂地问：“白默然是谁呀？”宋梅答道：“刑警支队的支队长。他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人，也是钟涛最好的同学。”我想问宋梅，你怎么不去求助白默然呀。想一想，宋梅还真不能找白默然。甚至说，他们必须选择回避。既然这样，那就我找吧，也许我找白默然倒是最适合的人选。
３．亲兄热弟
找白默然其实很简单，一个电话便能搞定。我约白默然到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对面的一家小餐馆见面。
沟通是一门学问，也是做记者的基本功。烫一壶白酒，边吃边聊，是化解陌生的良方，我用这种办法采访过三个警察四个城管，就像一剂偏方良药百试百中。
白默然问我什么事儿？我说，谈一谈钟涛。白默然在电话里沉吟了好半天，才说：“你到我办公室来吧。”
这与我想象的显然有差距，虽有些失望，但白默然总算答应见我，我似乎理解了宋梅，白默然可能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我于是问道：“我几点到方便？”
“现在吧。”白默然立即答道。
“那好，那我马上过去。”我抬起手看了下表，又强调了一句，“我差不多一刻钟就能到你那儿。咱们不见不散。”
“好的，不见不散。”白默然客气地回应了一下。
北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市区的一座小楼里。这幢小楼建于八十年代初，那个时期，市局旧办公楼地方小，那时的市公安局领导考虑到刑警支队工作的特殊性，就把刑警支队设在了这里，当地人把这里叫小白楼。外地人来北江市，问刑警支队有人可能说不上来，问小白楼那是妇孺皆知。所以刑警支队没有在那次市公安局大楼的拆迁中被迁出郊外。
小院子很整洁，停放了不少车辆，绝大部分是普通牌照的，也有几台蓝白色的制式警车。小院门口站着一位警官，很年轻。见我进来，他打量了一下我：“你是杨记者吗？”
我想他不可能是白默然，白默然至少在四十岁左右。果然，在我点头示意后，他说：“白支队长让我在这儿等你。”接我的警官很谨慎，进了楼便不再说话，在前面带着我上了楼梯。白默然的办公室在三楼。接我的警官把我送进白默然的办公室，便掩上门走了。
这就是我和白默然的相识过程。简单，却又带着几分神秘。
有些气氛都是人的心理在作怪，比如现在。白默然给我递烟，我很客气地摆了摆手，说我不会吸烟。白默然自己便点燃了一支烟。随后，打开一瓶矿泉水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白默然很精干，又穿着警服，显得威严。我印象中，源于工作需要，刑警除了重要的场合，比如开会或者重大活动非穿不可通常情况下一般是不穿警服的。白默然一身警服地坐在这儿，有点儿故意给我看的嫌疑。也许是我敏感了。至今，在我的采访机里仍然保留着我和白默然的谈话录音：
“你为什么要调查钟涛？”（像审讯的语气。）
“这，这不能算调查吧。我只是一个记者。”（很明显，我紧张了）
“那就说说吧，你想了解什么？”
“戴瑶是钟涛杀死的吗？珥岱已经承认杀死戴瑶的真正凶手是他，可你们却怎么不调查呢？”
“对不起，钟涛的案子，还有你说的珥岱承认杀死戴瑶的情况，我们还在侦查阶段，暂时不能向外界透露。所以我真的不好对你讲什么。”
“那你能说说钟涛吗？”
“你指哪方面？”
“随便说说吧。我想了解他。”
接下来，采访机里有一大段时间的静默。然后，采访机里突然出现“啪”的一声，这是什么声音，连我也忘记了。仔细想了想，应该是白默然开启打火机的声音。他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拿起桌子上的打火机，点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然后是重重的一声叹息。但这声叹息，在采访机里倒显得很微弱。在白默然这声叹息中，我隐约地察觉到了他和钟涛的感情，也是男人和女人表达情感方式的差异吧，白默然的情感宣泄是含蓄的，不像宋梅那么直截了当。
宋梅与钟涛是执子之手的情感。那么白默然和钟涛呢？
白默然说：“我和钟涛是生死兄弟！”
“我知道你们是同学。”
白默然笑了，他说：“我和钟涛在同一列火车的同一个车厢坐了一路，我们竟然互相鄙视地坐了一路。那一路是４个多小时。４个多小时，我们彼此互相小心地打量揣测着对方，谁也没和谁说一句话。
钟涛坐我对面，当然那时还不知道这个傻乎乎的男孩是钟涛。火车开启的那一刻，我俩的眼睛同时看着车窗外面。我不停地挥着手，向月台上的母亲和姐姐告别。钟涛傻乎乎地望着车窗外面，他看什么、想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能确信的是，没人送他。火车缓缓地像蛇一样离开了这座高原上的中等城市。这是一座煤城，呛人的煤焦味将随着蛇一样的匍匐蠕动消失在我的身后，我要当警察了。那个年代，考公安学院做警察是许多男儿的梦想。
窗外出现大片的田野的时候，单调的景状让我回过头来重新打量起对面这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孩。他的脸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一看就是在田地里劳作暴晒的杰作。衣着也很普通，都是那种几十元一件的低档衣服，我弯腰捡拾掉落在地板上的水果刀时，竟发现这男孩脚上穿的是自家纳的布鞋，上面沾着黄泥巴。他可能察觉到我盯着他的脚，下意识地把脚往里边缩了缩像要藏起来似的。
一路上，我先是大吃二喝，把母亲给我准备的水果、面包、瓜子，一扫而光，后又取出一本《意林》杂志，消磨着无聊的时光。而钟涛除了上了两次厕所，就那么一直傻坐着，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下了车，省城的一个亲戚来车站接我，用一台桑塔纳轿车把我送到了公安学院，在那个年代，能坐桑塔纳轿车也是很牛的人。”
白默然说着自嘲地笑了。
我插话说：“就是国道边的那个公安学院吗？”
白默然点头说：“是的，现在改叫省公安厅警官培训中心，已经不再面向社会招生了。”
我问：“怎么不招生了？”
白默然说：“招了学生，就不了业，好多学生毕业后，得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很激烈。可他们在学校学什么呢，除了法律，还有刑事侦查，这些按理说都是保密专业。这些人在学校穿着警服，算做预备警官，可毕了业，又找不到工作，做不了警官，就只能做普通的百姓，公安保密纪律对他们来说，就是废纸一张。管什么用呢？如果有几个不学好再去作案，那他们对付咱们警察的反侦察手段就很厉害了。中原地区有个古城，被盗了一批文物，在全国都影响很大，就是一个流落在外面的警校生作的案，那手法把公安机关的技防、侦防手段摸了个门清，给警方的破案带来很大的难度。对了，扯远了，我们还是说钟涛吧。”
我突然觉得白默然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亲近的人。
白默然说：“我在亲戚家吃了饭，然后才去学校报到。拎着包走进自己的宿舍时突然愣住了。火车上那个傻乎乎的男孩，还是像火车上一样呆呆地坐在床角，歪着头看着窗外。我的突然闯入，惊醒了他，他回过头来，看见白我也愣住了。然后扑哧一下笑了，羞涩地站起身来说：“我叫钟涛，你呢？”
“我叫白默然。从此，我和钟涛的相处开始了。学生时代，可以叫做纯真年代。那种友谊是天底下最真实的友谊。钟涛家境的贫寒，在以后的生活中显现了出来。就说吃饭吧，钟涛每次打的饭菜都是学校里最便宜的，他排队买饭的窗口总是那么寥寥的几个人。平时，我俩上课、下课、去图书室，或者休息的时候偶尔上街玩玩儿，买些洗衣粉香皂之类的生活品总在一起，唯独吃饭的时候，钟涛却独自一个人坐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似乎在躲着大家。这可能就是自卑吧。有时，我看他吃得太省，就赶在周日的时候，我把他拉到学校外面的小食店改善一下。那时候警察学院的训练强度也是比较大的，营养上不去，我看他有几次做俯卧撑，一百个俯卧撑做下来，脸都白了。不过，一般情况下，他是不去的。我也不敢硬拽他，怕伤了他的自尊。好在，当时警察学院发警服，这在大专院校里算是优越的了。我记得，那时候，钟涛总是穿着那身警服。就是因为总穿着警服，钟涛在街上见义勇为抓了一个抢劫犯立了一次三等功。据说，这在省警校的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这就是我和钟涛平淡而又纯真的警校生活。后来，我们一起分配到了刑警队，在这个城市里成家立业，一直干到现在。
“你相信钟涛会杀人吗？”我问白默然。
白默然没有回答。他岔开话题说：“你可以到钟涛的老家，从他父母那儿了解一些情况。”说着，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钟涛老家的地址。我接过纸条，钟涛的老家在离省城四百多公里的乡下－－清源村。
我知道，白默然不会为我提供更多的有关钟涛杀人案的细节。这个说法可能欠妥，可在事实没有澄清之前，我们暂且按着警方的说法就这么叫吧。去钟涛的老家，白默然的这个建议被我采纳了。我想，关于钟涛的新的线索和故事，或许就在这四百多公里之外的清源村。
我打算离开时，向白默然提出索要一张钟涛的照片。白默然沉吟了片刻后，转过身带着我走出办公室。我俩一前一后沿着楼梯来到一楼大厅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有一块儿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玻璃镜框，里面是刑警队全体警官身着警服的半身四寸彩色照片，照片的下面有名字、职务和警号，上面有一行红字：刑警支队警风监督栏。这是公安机关为了方便接受群众监督设立的。可我又有些不明白，刑警支队的那些刑警既然工作特殊，每天与罪犯殊死搏斗，跟踪布控，便衣侦查，可又在这里公开地挂出刑警的照片就不算泄密吗？这些警风监督照片是对刑警的保护吗？本来想把我的这个想法说给白默然。这时，发现白默然已经掀开玻璃罩，揭下了钟涛的照片递给我。这以后，我就是怀揣着这张照片，像着了魔似的，寻找着钟涛的踪迹，试图解开钟涛杀人案的谜团。
白默然递给我照片时，我看到了镜框里那一小片刺目的空白，像肤色白皙的美少女脸上的雀斑和痘痕。我说，你把这张照片给我合适吗？白默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苦笑了一下说：“本来就要揭下来的。局里的政工部门催过好几次了，现在正好，你要钟涛的照片，就给你吧。希望这张照片对你能有用处。”
白默然说得意味深长。
在刑警支队和白默然告别的时候，他告诉我，钟涛的父亲叫钟白法。我笑着说：“麻将牌啊。”白默然显然是对我的说法或者调侃不悦了，绷着脸说：“钟涛他爹都不认识麻将牌，那是一个非常纯朴的村子，据我所知，那里的老人没有一个赌博的，也排斥赌博。”
我知道失言了，忙转了话题，和白默然扯别的。说到路程。白默然说，那里路很难走，我也只和钟涛去过一次，你要去得找一辆越野车，比如“路虎”、“悍马”什么的。我说，你以为我是大款啊，我就是一穷记者。
白默然扬了扬手说，那你随便吧，反正别开轿车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