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和一群穷人家的小孩玩在一处。那时，马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小孩，国家提倡“光荣妈妈”，提倡多生多育，其实是生而不育，养而不教，父母为谋生而奔走，小孩子没人管，成群结队活动在黄浦江边的大街小巷里……生命对老城厢人来说，只有数量，没有质量。
母亲在老虎灶泡茶，但没有正常工资。干一天活，给一元钱。每天靠一元钱养活一家六口，这在1953、1954年是很苦的。一天买三斤米要四角钱（那时米是一角三分钱一斤），剩下六角钱要买油、盐，要买柴禾、煤球，还要买菜……此外我们的穿衣、读书、练习本、钢笔、铅笔与生活用品也要从这里支出。生活实在难熬。
那年头，黄浦江边有许多叫卖声，白天黑夜响彻在大街小巷：
“新鲜的面包，夹心的面包，奶油面包！果子酱面包！”
“桂花绿豆汤！白糖莲心粥！”
“香炒糯米新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一粒开花两粒大！”
“檀香橄榄卖橄榄！”
“甜浆、咸浆、豆腐花、大饼、油条脆麻花！”
上海老街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听得到叫卖声，都有好吃的东西在叫卖……
虽然，我没有正式加入叫卖的行列，但我卖过茶。
东街上的“工人茶园”靠近小东门，这里离十六铺码头很近。平日
有一些小孩在那里卖茶。暑假，我光着皮包骨头的上身，穿着一条短裤，脖子上围着一块湿毛巾，不停地擦汗，脚上拖着老虎灶来客洗澡时穿的大木板拖鞋。
十六铺一带到处铺的是石子路，木拖鞋走在上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木拖鞋的鞋底是木板，上面有一条用车胎做的带子（上海人称之为“木拖板”），拖鞋坏了，我就赤脚走石子路，烈日下，马路晒得发烫，每走一步脚都被灼痛。
我一手提铜壶，一手拿茶缸，在十六铺周围人群中到处钻，壶里的茶水是用纱布包的茶叶粉末冲成的。壶提在手里很重，我走一段路，就把水壶放在地上歇一会，再走一段路，再把水壶往地上放一放。我一边走，一边叫：“茶要吗？茶要吗？一分钱一杯，一分钱一杯！”
看到摆小摊子的，问人家：“叔叔你要喝吗？”
有的人不耐烦地说：“走开，走开！小瘪三！”
卖茶的小孩多，要喝水的人不多，偶尔有人要喝，我就给他倒一杯茶，这样可以得到一分钱。有时实在卖不掉，我就喊：“一分两杯！一分两杯！”
有 一 次，一个人要喝茶，我倒了一杯给他，喝完后他不肯给钱就走，他走得快，我拎着水壶跟不上他，只好把水壶放在地上追他，等我跑了几步把钱要到了，回头一看，茶壶没有了，我急得满头大汗也找不到，只得垂头丧气回家了。
卖茶 没赚到钱，反倒把一把铜茶壶给弄丢了。
我还卖过冰。
十六铺有一个冷库，每天上午在大批冷藏的鱼、肉售出后，仓库里就把大块大块的冰卖给排队的人。我拎着一个破篮子，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冷库的大铁门外，只见许多衣衫褴褛的孩子都在那里排队买冰。只要花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块冰。然后用榔头和小铁凿子把冰块敲碎，卖给附近居民，他们买去后在冰里放些糖和醋，代替冷饮解渴防暑。这样，卖得好时，一天能挣二三角钱。
我们给老板打过工。
母亲回乡时，我和弟弟暂时代替母亲干活。
那年，我十五岁，我弟十三岁，他比茶桌高一点，就提着一把大铜壶给茶客冲茶。我们先把茶壶从桌上放到凳子上，揭开壶盖，用双手提起铜壶柄，将铜壶嘴对准茶壶口，将开水冲进茶壶。因为我们年龄小，只好两人交替换班，轮着干。
一天，弟弟冲茶时碰碎了一把茶壶嘴。老板说要扣掉八角钱，赔赏损坏的茶壶。弟弟一听急了，我们一天的工资只有一元，扣掉八角，只剩二角，怎么吃饭？我与老板交涉：“茶壶打碎了，我们赔，但要等母亲回来赔，一元工资不能扣，我们三人要吃饭！”茶馆外，很多人围观，老板不得已还是发了工资。
过了几天，母亲回来了，老板把打碎茶壶的事告诉了母亲，逼母亲赔钱，这时弟弟从角落里掏出一只用破报纸包着的包，他当着许多茶客把包打开，里面正是那把破损的茶壶，他不慌不忙地把茶壶嘴断裂面指给大家看：“这断裂的地方是老疤痕？还是新疤痕？”我也把头凑上去，果然这三百六十度的圆壶嘴的断裂处，有二百七十度是发黑的老裂痕，在事实面前，老板只得让步。弟弟的聪明叫我很是高兴，这就是所谓“苦难出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