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的刘宗周及其气象
作为一个注重践履的哲学家，刘宗周是把生活日用也作为修持之地和验证之地的。如果说他的哲学所展现给我们的形象还是有些抽象和模糊的话，那么从日常生活中展现的他就生动和丰满一些。
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具有这种哲学思想的学者，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的思想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日常生活中的刘宗周
１．刘汋对刘宗周的评价
姚名达在为刘宗周写《年谱》的《前编》时引用了刘宗周之子刘汋对刘宗周的评介：
先君子学圣人之诚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其修于身也：目不视邪色，耳不听****，口不出戏言，四体不设怠惰之仪；威仪容止一范于礼；非其义，一介不取；非其道，一人不苟同也。
其刑于家也：事亲极其孝，抚下极其庄；闺门之内，肃若朝庙；妻孥之对，有同大宾；以致接朋友，虚而能受；驭臧获，严而有恩；入其门，翼翼如；登其堂，雍雍如也。
其待戚里也：事外祖如其祖，事姊如其母，抚甥孙如其孙；其他若母族，若外家，若婿家，贫者助，弱者植，美者教训，务使恩谊周洽，不以亲疏而间焉。
其待宗族也：袒免以内，子不娶娶之，女不嫁嫁之；上祀祖宗，置祀田百亩以供祭；下逮族姓，置义田百亩以赡之。
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而处之裕如也。
其待乡邑也：地方风教，力为表扬；民生利弊，力为兴革；连年洊饥，则图积贮，以施赈济；所在告警，则讲乡约，以正人心；而设施见于一方矣。
其进而立于朝也：致主期于尧舜，非天下不以入告；敷治本于三王，非王道不以开陈；而尤惓惓于进君子、退小人为干济时艰之要；然谨难进易退之节，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未尝终年淹者；天下仰其出处，如祥麟瑞凤，以卜世道之兴衰焉。
其退而居于野也：横经论道，讲学淑人……盖自作止语默，以致进退辞受，无非一诚之流行；自家庭日用，以致乡国天下，无非一诚之所贯彻。而至于临难一节，从容就义；全而生之，全而归之；不亏礼，不辱身；忠孝两兼，仁义兼尽，合夷齐首阳、曾子易箦而兼有之；信乎可以扶皇纲，植人纪，历千载而不朽也。
…………
窃尝论之：道统之传，自孔孟以来晦蚀者千五百年。有宋诸儒起而承之。濂溪、明道，独契圣真……盖自濂溪、明道以后，（先君子）一人而已。其余诸子，不能及也。若夫恢复心体之量，学者所让弃于佛氏者，一朝还之吾儒；廓清之功不在禹下。而其辟邪教，距跛行，放淫辞，扫榛芜而开正路者，其功又岂在孟子距杨、墨下哉？刘汋对其父可谓极尽褒奖，所给的地位之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他无疑美化了父亲。这种评价显然有些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
刘宗周的行事确有此风格。这里打算从几个方面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刘宗周的行事风格。
２．刘宗周的孝
作为一个遗腹子，刘宗周“念秦台公之不及见，别号念台子以志痛”本身就是一种孝行。刘宗周没能尽孝于父，但“事母惟谨”，只可惜其母在他赴京赶考期间（万历三十年，公元１６０３年）病逝，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刘宗周于放榜第二日闻讣告，“即南奔，见星而止，见星而行。四月至家。以未逮含殓，屡欲启视，家人阻之，辄号咷触泥涂中，忘其身之濒于河浒也。大父兼峰公、外大父南洲公责以大义，先生为饮血而止。亲为庐于中门之外，高广容膝，四周涂以白垩，南穿小牅，如礼制，终日哭泣其中。朝一溢米，非有馈事之奠，足不逾庐阈。杖而后能起。陶望龄来吊，见其哀毁骨立，叹曰：‘教衰礼坏久已！吾未见善丧若刘君者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
次年，“冀上母节于朝，以邀旌表，旨郡陈乞，哀动左右”。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刘宗周“以先考妣下蒋葬域为平田，欲得吉壤改筑。时婿陈刚卜地得凤山，遗以葬夫人，及开圹土佳，先生遂决意改葬二亲。
秦台公柩年久不可举，易敛成礼。先生生不见父，捧遗骨而哀号不自胜，既窆，疏食三月，终身系白幅巾，遗衣遗土仍封于旧宫，戒勿毁。
自此，先生半在云门、若耶间，依依墓下不忍去”。
其外大父南洲公卧病期间，刘宗周“侍汤药昼夜不懈”，以报其教养之恩；不久，其大父兼峰公病疟，刘宗周“侍汤药不懈；卧不贴席，则身代茵蓐以承之；饮食不能下，为洁口咀之，更和羹湆以进。昼夜不交睫者四浃旬。既承重，擗踊哭泣有加”。
从这些记录上看，刘宗周的孝行是很圆满的，不少细节传递出了他的真情实感。他不仅本人对孝道身体力行，还对别人类似的行为进行褒奖和劝勉，而对一些有背孝道的行为则给予批评。他的弟子祝渊曾记录这样一件事情：
先生寓潞河时，有某生来谒，其同来友人代致向往之诚，并此生家世，先生唯唯，略不一顾。某生述其父死丙子（即崇祯九年，公元１６３６年）之难，求先生一言华衮，先生亦唯唯不一顾。迨别去，渊窃叹先生之严冷，深愧吾辈向为世情埋没。
夜坐，先生曰：“早间，某友父既死难，何得朱履优游，无异流俗？不知他当年换上朱履时，胸中亦一念及否？”因举王凤洲先生，昔年父亲既被戮，凤洲白帻终其身。又举萧山何孝子，父含冤死，孝子能文章，绝意进取，手刃父仇，终身衰绖不改。
迨临敛及传像，俱衰绖。渊悚然有省。
这件事说明了刘宗周本人的价值取向。他对孝行不逮者是颇为不屑的。
他所列举的王凤洲、何孝子等其实就是他自己改葬父母之后“疏食三月，终身系白幅巾”的写照，而何孝子手刃父仇，就有黄宗羲的影子。
从他给儿子写的《苫次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宗周对居丧的看法。他说：
丧礼苫有次，以致哀也。君子之居丧也，齐衰之服，粥之食，亦既足以表哀矣，而非其至也。又求之于居处之节，必寝苫枕块，以示不遑宁处。即梦寐之间，若将见吾亲，竟三年如一日，则非其根心之痛，有天至而不可解者，讵能几是？故曰“所以致哀也。”嗟乎！丧礼之坏也，即齐衰之服，世俗亦有宽之者；进而粥之食，千百中不得一二；又进而苫块之处，举世不得一二。岂古道之难行？亦流俗之败坏然也……按《礼》：亲丧服成，男女各归丧次。男子出，次于中门之外，无故则不入内室，其女子亦不得辄至男子丧次，所以辨嫌明微也。昔晋陈寿居丧，有疾，偶使侍女治药，吊者见之，遂殒其名行，终身坐废。乃知嫌疑之际，尤为君子所致谨……故一念之失，而或遂酿成无穷之疚；一举动之忽，而或遂积为不白之疑……呜呼！可畏哉！这段文字不但写了如何守丧，也写了为什么要严守丧礼。在刘宗周看来，孝子之所以能严守丧礼，最根本的原因是“根心之痛，有天至而不可解者”，而此事若有疏忽，则易积为不白之疑，名行受损，甚为可畏。这应可作为刘宗周行为的一种诠释。
３．刘宗周的节俭
从留下的资料看，刘宗周的生活很俭朴，是当时注重个人修养的士大夫的典型。《年谱》说他：“赋性方严，自少至长，淡嗜好，寡言笑。盖生而近道者。又加以太恭人之庭训，南洲公之师范，故器识日底坚凝。及居忧，伤禄不逮养，益持节操，衰麻粥，动以古人自期。”谒见许孚远后，孚远告诫他：“使念念不忘母氏艰苦，谨身节欲，一切世味不入于心，即胸次洒落之明，古人德业不难成。”自是，清苦节欲更成了刘宗周奉以终身的功课。在《刘谱录遗》等资料中就颇多相关记载，如：
先生六岁，冬无棉絮，仲舅萃台公与一缊，成人衣也，服之如袯襫然。每岁以之御寒，至十五六释去。及长，就室于章，不能具新衣，服太夫人旧衣而往，先生不以介意。先生在留都一月，日给不过四分。每日买菜腐一二十文，长安谣曰：“刘豆腐。”出入都门，行李一肩，长安又谣曰：“刘一担。”
先生平生未尝有嗜好，即有以书籍贽者，如义不可受，先生亦不受。笔墨之类，适用而已。晚年辑书，稿本以废书覆折而用之。一小几，以之为书案，即以之为食案。又无书室，没就檐前著述，米盐杂处，风日亲薄，而先生安之。食不重味，衣不加采，惟冬日复襦及絮被用缯，其他裳裤之类及内外袍，终身未尝以寸帛加体也。刘宗周素来清苦应该是事实。一则这种清苦本身就是一种工夫，正如许孚远所说，“谨身节欲”是为了使“一切世味不入于心”，养得一种定，否则心就容易被外物引去，操守也难以维持，更不要说“胸次洒落之明”了；二则含辛茹苦的母亲将刘宗周抚育成人，却没有听到儿子中进士的喜讯，这对刘宗周来说是个莫大的遗憾，所以“伤禄之不逮养”这几个字是真实的，奢侈的生活会引发刘宗周深深的内疚。他的清苦甚至达到了“人所不堪”的程度，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中说：
（先生）在家强半教授，蔽帷穿榻，瓦灶破缶，不改儒生之旧。士大夫饰其舆服而来者，不觉惭阻。故见先生者，多毁衣以入……先生饭客不过数器，而士大夫之享先生者亦遂以干饭寒浆，先生未尝不心知其伪也…… （赵士谔）曰：“刘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谔之亲见者也。”其实清修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调御心猿的手段。内心调和，清修之中自然展现出乐地，时时反观，更觉滋味深长，并不存在压抑的问题。这也就是许孚远所说的“胸次洒落之明”，是一种敞开状态。清修本是一种清和状态下的工夫，因此应是不甚用力的，如若过于助长，则与苦行无异，难免使人身心受病。
４．刘宗周之淡
事物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有都有，一无都无，因为这些事物要么是共生的，要么只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表象。在生活中自甘清苦的刘宗周对于名位自然也是表现得淡然。刘汋说：
先生素淡宦情，晚年冠服蔽弃已久。当南宪赴召，初意欲坚辞，其后不得已拜命，一时索冠服弗备。族侄石屏遗以冠，士琦遗以靴，服则取旧制补缀之，聊供一月朝参。及解组，仍以冠及靴反二侄。二侄戏曰：“盍携归为出山佳话乎！”先生曰：
“趋朝非本怀也。今得遂乞骸，安所用之？”此古人挂冠神武之意也。幅巾草履出国门，观者谓不啻老书生。这里“素淡宦情”这四个字还是比较准确的。刘宗周确实不喜欢官场。崇祯九年，刘宗周升工部左侍郎时，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此次）勉强拜命，真如牵羊入屠肆耳。”刘宗周也算深谙官场中的倾轧，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在晚明的政治氛围中生存，是有很大风险的，“牵羊入屠肆”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他见不得当时官场的黑暗，不喜欢钩心斗角，也不善于迎来送往，他希望自己能够潜心学术。因此，每当他被罢归，都会有一种轻松感。陈龙正说，刘宗周“一生学力，验于进退之间，可以无憾，足为后世模楷”。又说：“先生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使天下见儒者真有铢视轩冕之致，宁谔谔而为氓，毋默默而为臣，于以维士气感人心，有益于世道不浅也。”退易进难对刘宗周来说是不难做到的。
在刘汋等人的眼里，刘宗周所淡的不仅是“宦情”，而且是“名心”。名心的确为刘宗周所忌，他就多次对自己的名利之念做过深刻的反省和刻责，一直在试图消灭隐藏在内心深处贪图名利的种子。为了戒除名心，他甚至不许儿子私抄笔札，也不许刻文集。
刘汋说：
先生著述多不存稿，即存稿，不以示人。汋私抄笔札，先生知必切责之。盖平生无一毫名心。临没，尤戒以勿刻文集，勿倩做葬文。在绝食期间，他又对儿子说：“凡人作书辄以示人者，此即浮夸，浮夸即欺罔也。”刘宗周认为读书写作应该是自己的事情，看来他反省到了如果念头里有了读者，就一定是名心在作怪。
刘宗周既淡宦情，又守身节欲、注重名节，其为官自然也是清廉的。《刘谱录遗》中记载：
旧例，京兆莅任，有设供帐器具，先生入门，即命撤去。
每升堂视事，库掾供午餐。遇尝朝日，中贵为之主。冬设炉火，夏备扇簟。异时，居闲以取偿。有事城南，别有馆人治具以待。
先生悉严拒之。每出，或置饼饵袖中，或终日不食而返。先生前后居官，凡公堂器具，一物不持归。这段记载应该是真实的，比较符合刘宗周的个性。对自己行为的严格护持可以帮助刘宗周扫除内心的杂垢，防微杜渐也就不会产生所谓“门槛效应”，这就减少了以后犯错误的可能性。虽然他的行为有些刻板，但为官能如此身体力行，也是其学养所致，风节可嘉。
刘宗周也没有什么嗜好，因为在他看来不少嗜好使人玩物丧志，甚至是一种“过”。在《人谱》之《纪过格》所列的丛过之中就有弈、留恋花石、好古玩、好书画、观戏场等过错，可见他是不主消遣之类的事的。这也是他一贯严肃的作风的写照。《刘谱录遗》中有条记载：
有吴生者工堪舆术，尝从先生游，贫甚。一日，持东坡《醉翁亭记》墨迹进之先生，曰：“此东坡真笔也。敢以奉我公，得二金易薪水足矣。”先生曰：“如果真，直不止二金。吾不敢欺子，吾亦无从得二金置此无用之物也。请为子藏之以待识者。”后携之京师，无所售。阅十余年，遇一贵公子好古迹，先生出示之，其人曰：“果东坡真笔也。”酬之三十金。先生转与吴生，生喜出望外。先生晚年间述其事，曰：“吾平生无他玩好类如此。”刘汋的记载似乎重心不在刘宗周的无嗜好上，而在刘宗周的诚实守信上，不过此事倒是可以证明刘宗周没有书画方面的爱好。这种态度大概和《中庸》“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的说法有关。这一点从他对学生的影响里也能够看出来。许三礼在《海宁县志理学传》里提到刘宗周的弟子陈确，说他：“自幼寄兴潇洒，书法得晋人遗意，抚琴吹箫，时奏于山颠水崖，篆刻博弈诸好无不工。自奉教蕺山，一切陶写性情之技，视为害道而屏绝之。”在好和义之间，刘宗周是选择后者的。《刘谱录遗》还有一条记载：“先生平生未尝有嗜好，即有以书籍贽者，如义不可受，先生亦不受。笔墨之类，适用而已。”作为知识分子，刘宗周本应喜欢书的，因为书是载道之舟，但如果以不义取，便是违背了道，刘宗周是不会舍道求舟的。
５．刘宗周的严毅和循礼
刘宗周给人的第一印象恐怕就是严了。刘汋说他“赋性方严”，说明刘宗周的严毅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这一点我们从刘宗周给儿子写的《做人说》里隐约可见：
一夕，偶顾儿子汋，气质庸下，将来非惟不克做好人，且不克为庸人。塾师在坐，谓“一落庸人，更无立脚处，正患此子庸庸耳，愿先生有以进之。”余曰：“儿得为庸人，幸甚，世间好人如麟凤驺虞，不可多见，或累世一出，而恶人往往遍天下，不得已而思其次，则如庸人者，其立心制行虽不免有乡人之累，而已浸远于恶矣。是故庸未易言也。”……使庸人而庸学焉，又焉知其不进于士人乎？而且进于君子乎？而且进于贤人乎？而且进于圣人乎？庸讵可忽诸！刘宗周在私塾老师面前说儿子“气质庸下”，不但做不得好人，甚至连庸人都做不得。我想大多数人的自尊和自信都会因此受到打击。
刘汋自然也是如此，所以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总是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显得很严厉。刘宗周可能给了刘汋很大的心理压力。他在临终前对儿子说：“汝做人平日无端忙迫，大抵多浮夸之病，浮夸则中欺罔，百行无成。只去浮夸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己。”刘宗周恐怕没有认识到，“无端忙迫”并不是从浮夸中来，而是和浮夸一样从紧张中来。父亲的严毅，造成了儿子的紧张。当然，刘宗周并不是总给人以威严的印象。他的威严在晚年有所消解，《年谱》中就说晚年的刘宗周气象平和了许多，但其给人的总体印象应仍以严毅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