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区山庄南部，丽正门里，是清帝理政、寝居的宫殿所在。至今珍藏着两万余件皇帝的陈设品和生活用品。如澹泊敬诚殿，是清帝在避暑山庄期间亲理朝政、举行庆典、接见朝臣的重要殿堂。殿用楠木构建，俗称“楠木殿”，虽显朴拙，却极昂贵。宫殿区有座四知书屋，乾隆帝依古训“知微、知彰、知柔、知刚”，题写屋名。乾隆帝在这里接见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六世班禅和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重要民族领袖。还有烟波致爽殿，咸丰帝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逃到这里避难，却死在这里。嘉庆帝也死在这里。慈禧、慈安和奕著名的“辛酉政变”，就密谋在烟波致爽殿。殿里悬挂咸丰帝书写的“戒急用忍”匾，本来是康熙帝告诫皇四子胤禛的，却被咸丰帝用来面对英法侵略。
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仿嘉兴烟雨楼而建，呈现出江南水乡的美景
湖泊区山庄东部，湖面洲岛罗列，亭台楼榭，风景秀美。康熙帝和乾隆帝都曾六下江南，将南方名园美景，择其优者，因地制宜，移到山庄。避暑山庄的湖区，就是依杭州苏堤、白堤的样式，将湖泊分割成大小八个湖面，如上湖、下湖、镜湖、银湖、半月湖等，湖面与洲屿之间，堤岸相通，虹桥横卧，湖岸曲折，洲岛错落，曲径通幽，意境如画。营造小景，布置亭台，展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呈现江南水乡的秀美景色。如烟雨楼仿嘉兴烟雨楼，金山借鉴镇江金山寺，狮子林仿苏州狮子林而建。
平原区在山庄北部，是一片片草地和树林，著名的万树园就在这里。万树园是皇帝举行赛马活动的场地，也是避暑山庄内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这里设大蒙古包，乾隆帝在此接见六世班禅，赐宴、看戏，看马术、相扑等表演。乾隆帝本来打算在这里接见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因为纠缠于接见礼仪——马戛尔尼是单腿跪，还是双腿跪，错过了一次清朝对外开放的机会。乾隆帝还在此接见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
山峦区山庄西北部，占全园森林面积的五分之四。从西北部高峰到东南部湖沼，群峰环绕，沟壑纵横，清泉涌流，密林幽深，沿着地势，建了多处著名寺庙。
康熙时有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乾隆时又有三十六景，共七十二景。沈瑜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郎世宁等的《万树园观马术图》（又称《万树园赐宴图》），形象生动，历史实录。
避暑山庄既以自然之美与人为之美相融合，又将各地风景名胜融于一园，达到“南秀北雄”的胜境，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辉煌杰作。1994年避暑山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以来，国家投入六亿元人民币，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保护工程全面展开，为中国古代造园与建筑艺术之杰作益增光彩。
三、庄外八庙
清朝在避暑山庄外，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近六十年间，先后兴建了十二座庙宇，其中最著名的有八座，这就是避暑山庄外八庙——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和须弥福寿之庙。另四座庙宇为普佑寺、罗汉堂、广安寺和广缘寺。这些寺庙以众星捧月之势，环列在避暑山庄的外围，总占地面积约47万平方米，成为举世闻名的庄外八庙。其金碧辉煌的建筑，气势宏伟的组群，融汇了汉、满、蒙、藏等多民族的建筑特色，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杰作，也体现清廷“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治国理念。
每一座寺庙，都有一串故事，都像一部壮丽的史诗。如：
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像，通高22.29米，重约110吨，用榆、松、桧、柏、杉五种木材拼雕而成，为世界木雕佛像之最
溥仁寺、溥善寺——为康熙六十寿辰，蒙古各部献银20万两修建；
普宁寺——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纪念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解决明初四百年来的边患，仿西藏桑耶寺而建，其大乘之阁内大佛像，经近年科学实测：须弥座高1.22米，佛像高22.29米，共高23.51米，相当于八层楼高，被誉为是世界现存最大金漆木雕佛像，俗称大佛寺。寺名“普宁”，寓意“普天之下，永远安宁”；
外八庙中的须弥福寿之庙，曾是当年六世班禅的讲经之所
普乐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纪念新疆南北两路的杜尔伯特等归顺而建，突出圆亭式建筑，俗称圆亭子。寺名寓意为“普天之下，安乐太平”；
殊像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寺的殿堂楼阁，仿照五台山的殊像寺。宝相阁内供奉的文殊菩萨像，相传是按照乾隆帝的形象塑造的，他驻跸山庄时，常到此庙拈香，被称作“乾隆皇帝家庙”；
安远庙——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纪念蒙古准噶尔部达什达瓦率领全部，不招自来，迁居热河，仿其故乡伊犁河畔的固尔扎庙而建。庙重檐歇山顶，三层黑色琉璃瓦，背群山，顶蓝天，安定远方诸部；
须弥福寿之庙——为六世班禅前来热河朝见乾隆皇帝、讲经、居住而修；
普陀宗乘之庙——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始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竣工，为乾隆帝六十大寿及其母八十五大寿而建。寺名“普陀宗乘”为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因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又称“小布达拉宫”。建前乾隆帝派官员和画师、测绘师到拉萨临摹、绘图。普陀宗乘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占地22万平方米。寺建成适逢蒙古土尔扈特部万里回归祖国，在这里有个渥巴锡的故事。
避暑山庄和普陀宗乘之庙，记述着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的英雄故事。早在明末，天山以北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带，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因受准噶尔部欺凌，于崇祯初，向西迁徙，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一带，开拓家园，劳动生息。沙俄诱迫他们脱离中国、归顺俄国，但他们没有屈从。俄国便缩减其游牧地，强制其改信东正教，逼迫其青壮年同土耳其作战——既借他们扩张领土，又借刀残杀他们。战争21年，牺牲太大。清朝建立后，土尔扈特部多次纳贡，向康熙帝表达对祖国的向往，康熙帝也派官员前往抚慰。因难以忍受沙俄的奴役，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举行绝密会议，
普陀宗乘之庙记述着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的英雄故事
决定东归故土，庄严宣誓：返回祖国去！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初，消息走露，凌晨集合，寒风凛冽，紧急启行。渥巴锡破釜沉舟，点燃木制宫殿，各地也燃起熊熊烈火。伏尔加河右岸33000多户土尔扈特人出发——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渥巴锡率领一万名战士断后，急速穿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得知消息后，立派哥萨克骑兵追赶。由于土尔扈特携带家眷、赶着牲畜，行进缓慢，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九千名土尔扈特人牺牲。行到奥琴峡谷山口时，隘口被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渥巴锡指挥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派枪队从后面加以包抄，将哥萨克骑兵几乎全歼，为九千牺牲同胞报了仇。土尔扈特人面对伤亡、疾病、饥饿、寒冷，人口大减，艰难前进。在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召开会议，鼓舞士气——“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土尔扈特人，历经8个月，行程万里，既战胜俄军围追堵截，又克服严寒、瘟疫和饥饿的困扰，浴血奋战，义无反顾，付出巨大牺牲，实现东归壮举，终于回到伊犁河畔，与清朝派来迎接的军队相会。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出发时17万人仅剩下7万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三月，乾隆帝谕旨：迎接土尔扈特部回归。在金秋时节，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其时恰逢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法会。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等，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御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清政府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并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做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之庙及其两通石碑，成为这一英雄史诗的见证。
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兴建，运用我国佛教建筑中的汉式、藏式和汉藏结合的艺术手法，见证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过程，是一座民族团结的历史丰碑。
一座避暑山庄，一部清朝历史。木兰围场、避暑山庄暨外八庙，是清朝兴起骑射习武的记忆，也是清朝强盛民族融合的象征，还是清朝衰落贪逸覆亡的戒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