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诗文集和地方志为标志的兰州士人文化形态完全形成。据《兰州市志·文化事业志》载：“自魏晋至明清，兰州地区共有164人著有诗文集263种（笔者注：绝大部分为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作品），蕴含相当丰富的兰州历史文化信息，值得研究和开掘。
还有自明初以来的多种方志，其中最早的方志是《金城志》，明肃王在永乐年间令儒臣修纂，可惜早已湮灭。”
据有关史志记载，清代，由于兰州地区士人群体进一步扩大，士人著作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见于史志的就有96人，共撰著作169种，其中经学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周易汇参》、皋兰佘德楷的《易翼贯解》等15种；历史方面的有皋兰王鉴潭的《历代帝王总纪》、皋兰张国常的《土司蕃族考》等4种；军事方面的有皋兰杨维仁的《训兵纪要》、皋兰朱克敬的《历代边防汇钞》等5种；医学方面的有皋兰张振濯的《痘症管见》、皋兰秦霖熙的《惊风治验录》、金县刘一明的《眼科启蒙》等10种，农田水利、个人诗文著作及其他方面的有135种。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兰州、甘肃乃至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是兰州地方史志学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官修史志的空前发达。这一时期由地方官府组织或个人编纂所修的志书和由私人撰写的史书众多，民国以前的30部地方志中，有26种修于明清两代，其中清代的有朱士华纂的《兰州志》、陈如稷纂的《重订兰州志》、吴鼎新修，黄建中纂的《皋兰县志》、黄璟修，秦维岳纂的《皋兰县续志》、卢政纂的《皋兰县续志稿》、张国常纂的《重修皋兰县志》、耿喻修，郭殿邦纂的《金县志》、恩福修，冒蕖纂的《金县志》、无名氏纂的《平番县志》、李绍晟纂的《青城记略》等。
在现存兰州诸地方志中，体例严密，影响较大的是清光绪年间张国常编纂、1917年刘尔炘刊印的《重修皋兰县志》。
张国常（1836—1907年），字敦五，别署冬坞，兰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生性恬淡，不迷恋官场，因而数月后辞职归里，侍奉老父。后受陕甘总督之聘，任兰山书院山长20余年，教授选自全省各府州厅县的学生，这一时期考中举人进士的，大多是他的学生。张国常为人端庄，教学严肃，学生心怀戒惧，发奋苦读。张维《陇学略述》说他：“常用经史教授，先后从学者甚众。训诂严谨，为一代宗师。”兰州著名学者刘尔炘、王烜均为其所培养。光绪十六年（1890年），甘肃学政胡景桂疏荐，加员外郎衔，以表彰其兴学造士之贡献。
张国常虽然是封建时代的士人，但他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却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光绪十六年（189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在督署东侧（今甘肃省人民政府东侧）创设了甘肃电报局，栽了电杆，架设通讯线路。恰巧遇到那一年旱情十分严重，一些迷信的绅民便认为是由于栽了电杆，破坏了风水所致，便想拔除电杆缓解旱情。张国常却不相信这些迷信传言，亲自出面解释劝说：以前没有电杆，旱灾照样经常发生，可见天旱与栽电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他劝说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通讯杆线才顺利地架设起来。
张国常虽是饱读诗书的封建文人，但却思想进步，能顺应时代潮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奉诏将书院改为学堂。三十一年，清廷下诏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科举制度宣告结束，多数绅士学子对这一巨变深惑不解，抱着抵触情绪，牢骚怨言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而张国常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是明智的做法。张国常撰文解释，称赞崧蕃雷厉风行地废科举、创学堂的政绩，并呼吁学子“相与戒帖括（八股文）之陋风，鄙记诵词章之凡想”，鼓励他们读有用的书，学习机器制造，数学、地理知识和外语，为家乡服务，为国家做贡献，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
在教学之余，他博览群书，潜心治学，著述《听月山房诗词文集》、《土司蕃族考》、《甘肃忠义录》、《重修皋兰县志》等书。
《重修皋兰县志》为甘肃有名的地方志。张维在其《陇右方志录》中给予高度评价：“（志书）分图、表、志、传四纲，依类相从，有条不紊，旧志讹误，订改无遗；又始立方言、金石两目，义例谨严，文词渊雅，吾省名志也”。张国常的《重修皋兰县志》为兰州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科举时代，一个名进士，不谋仕途显达，不求生活安逸，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在一个书院任山长20多年，辛勤课士，致使兰州地区人材辈出，这在封建社会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被誉为“陇上文坛泰斗”。
这一时期，兰州士人继续深入地研究甘肃、全国的历史，并撰写出一些著作。同时继续整理经学，著书立说，为兰州地区的经学发展做贡献，如杨维仁所著《周易汇参》、王怀玉所著《羲经精义》等。
清代也是兰州书法与绘画的昌盛时代。这一时期的书法多学二王和唐宋名家法帖，楷书端庄，篆书圆劲，草书飞动，行书纵逸，绘画方面，唐琏的画骨格清奇、笔意生动，马虎臣的花鸟虫草气韵生动。
唐琏，字汝器，号介亭，是清代兰州著名的艺术家，书画俱佳。他的画先学倪云林，后学荆浩、关仝、李龙眠，经过融会贯通，遂自成家数。《国朝画后续集》和《墨香居画识》对他的评价是：“点染云山，苍茫古秀，陕人目之为小子畏。”子畏是明朝唐寅的字，可见对唐琏的画评价之高。唐琏的书法也很有名，他的学生任国钧说他“行年七十有余矣，而画法入唐，且能日作蝇头千余字，勤勤忘倦。”唐琏的书法古朴雅健，真、草、隶、篆均有自己的特点，特别讲求骨力，正如唐琏自己所说：“学书不贵形貌，筋骨精神尚焉。”据陈永革《清代陇上著名书画家唐琏》一文介绍：他精通诗、文、书、画、印、琴、医、道学等，集多种技艺于一身，尤擅书画和医学。清乾隆年间至甘肃名胜榆中栖云山（现兰州市东郊榆中县境内的兴隆山西山）修道，住持四十余年，道艺甚高。他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书画理论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在书法方面，他十分重视书道，认为学书者要懂得文字的源流，考究真、草、隶、篆、行诸书体的演变，不作媚世之书。他在当时的金城艺苑中与朱克敏齐名，同被誉为“兰山二秀”，著有《松石斋印谱》等，作品流传甚多。唐琏书法诸体皆精，尤以行草书显山，其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也以行草书居多。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并达到了返璞归真，自然大成的最高艺术境界。作品《唐琏行书七言对联》用笔老到，自然流畅，上下联错落有致，方圆兼施，一气呵成；用墨粗细变化有致，枯润结合天成，善用胶，淡墨法；笔法或连或断，或慢或疾，或轻或重；结体上紧下松，以长势为主，兼用方、扁体；造型优美别致，变化多姿，章法布局协调，厚而不实，虚而不空，恰到好处；落款钤印与正文浑然一体，洒脱秀丽，飘飘然如有仙气。
唐琏的学生温虚舟也是清代兰州有名的画家。温虚舟名又新，号野园居士。幼年即喜欢绘画，长大后拜唐琏为师学习书画。成名以后，为表示永远不忘老师的教诲之恩，捐资刊刻了唐琏的书画理论专著《松石斋集》。温虚舟擅长画山水、人物，其画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马虎臣，名文炳，字虎臣，号正山道人、五泉髯叟，清同治、光绪间兰州人，回族，是清代兰州有名的回族画家，他的花鸟画取法八大山人、石涛、李复堂等，笔墨简练豪放。马虎臣精山水花卉，特别善画写意墨牡丹，被人们称之为“马牡丹”。他所画的牡丹，一花数叶，疏斜历乱，别具情趣。他的画作曾经受到清太后慈禧的赏识。清同治六年，陕甘总督穆图善慕名观赏他的画卷，感慨万端，叹赏不绝。他所画的“雪景图”、“墨牡丹”等现藏于甘、宁、青******家庭。
马虎臣不仅善画，而且也善诗，他所写的七绝“不官不隐亦优哉，多少名花掌底开。为我子孙留富贵，玉树之下起楼台”。抒发了致力花鸟画创作的愿望。他常与回族进士马中律、举人马世焘以及名画家朱克敏、温虚舟友好往来。
清代，兰州书法名家甚多，从现存的一些碑刻、名胜楹联看，历代肃王、历届地方官员大多能文善书，如林则徐、左宗棠等，都是书法大家，只不过这些人由于政绩过于显著，其书法往往被人们忽略。
楹联与书法的完美结合，是明清特别是清代兰州士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兰州虽地处西北边陲，但自有明以来，人文颇盛，除诗词而外，楹联佳作亦复不少，遗憾的是，由于时过境迁，清以前的楹联几乎无存，现存楹联均为有清以来的作品。各种类型、各种内容的楹联都有，但影响较大的则是名胜建筑楹联。清代以来，在兰州题过联的有名的或较有名的楹联作者主要有梁章钜、谭云观、查九峰、吴柳堂、左宗棠、裴伯谦、龚允凯、谢威凤、吴可读、刘一明、谭钟麟、刘尔炘、吴镇、慕寿祺等数十人。
兰州地区的楹联书法最早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但至明清时期，已经十分兴盛。自清代以来，兰州的官府、书院、寺庙、名胜古迹以及一些较有规模的民居等处，均广泛采用书法楹联以增添其文化内涵，加之文人墨客又往往以书法楹联相互酬赠、收藏，流风所及，影响到一般民众，从而使书法楹联的实用领域和艺术领域不断扩大。
从兰州楹联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看，有描写兰州胜景的、有借景抒情的、有以事言理的、有阐扬宗教义理的、有歌颂圣人的、有颂扬对国家和对地方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的、有表达作者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内容复杂，不一而足，总是以个人的身份地位、所处的时代环境、个人的思想理念、当时的心情等的不同而不同。
明代和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由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也较快，士人心态比较平衡，所撰对联多为描绘河山之美，名胜之优，表达个人的胸怀抱负，借景抒情，借景传意之作。
吴可读是清代兰州本土楹联成就最大的士人之一，在全国也是很有一些影响的。他的《携雪堂诗文集》中，《携雪堂对联》部分收联87副，其中有死谏前自挽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自题京邸联：“万事未甘随俗转；一官辛苦读书来。”题兰州精忠祠联：“碧血奠英灵，万古忠臣惟孝子；翠微传妙句，千秋名将几诗人。”题兰州甘肃贡院联：“广厦万千间，地转长安，文运从来关国运；圣朝三百载，天生名相，将坛拜后又词坛。”题甘肃甘谷石作子墓联：“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梓里访遗踪，看空庭草碧，荒冢花殷，何处是唐封宋赞；杏坛亲教泽，听渭水莺啼，陇山鸟语，此中有化雨春风。”题兰州甘肃贡院联长达192字（见前），是全国书院楹联中最长的。联语典雅丰瞻，气势恢宏，状写出举院的宏大规模，甘肃的壮丽河山以及贡院对甘肃人文进步的巨大意义。
清代左宗棠所撰甘肃贡院至公堂门联云：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此联表达了左宗棠要求认真批阅试卷，为国家挑选有用之才，不使之埋没的思想，又回顾了他坎坷不平的科举之路，勉励兰州学子要奋力进取。这一对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左宗棠致力于为国求才的政治抱负和当时的思想感情。
印来明月一潭，青霭冥冥，此地上通星宿海；
傍着大河九曲，黄流滚滚，出门如见浙江潮。
这是清代杨昌浚为莲荡池（小西湖）所撰门联。杨昌浚字石泉，湖南湘阴人，与左宗棠为布衣交，曾随左宗棠镇压浙江太平军，升任为浙江巡抚，坐事去官。后起任，继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著有《平浙纪略》、《平定关陇纪略》。此联为其用江南造园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修莲荡池并命名“小西湖”时所撰，联写莲荡池的美景，令人神往，同时表达了他思念故地的心情。有诗人的想象力，才能化优美为神奇，这幅楹联似乎已经把莲荡池之美说到家了。
清代道光年间甘肃布政使梁章钜为五泉山寺僧撰赠的楹联云：
佛地本无边，看排闼层层，紫烟千峰平槛立；
清泉不能浊，笑出山滚滚，黄河九曲抱城来。
以楹联这一文学形式，言简意赅地描写了五泉山水绕禅林的优美景色，以及登上五泉山极目远眺，整个兰州城紫塞千峰，黄流滚滚，城池南峙，大河北环的雄伟气势。这一联把兰州依山傍河的地理特点，兰州城四周层峦叠嶂，滚滚黄河远出云天，近压碧野，傍城而过的雄伟气势写得淋漓尽致。
千古文章功参麟笔；
两朝开济庆洽牺爻。
这是左宗棠六十四岁寿时，吴可读的赠联。上联盛赞左氏的道德文章，可列名于历史典籍；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中“两朝开济老臣心”句意，赞颂左宗棠历经咸丰、同治两朝，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联中暗喻其功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这正好与左氏平时爱自比诸葛亮相合。据说，左宗棠见此联后，非常高兴，并传各司道官员共同欣赏，声言“不可负此佳联”。
吴可读为伏羌石作蜀墓所撰写的联云：
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
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
这幅联结合甘肃士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对联的形式指出，不要以为甘肃地区只是黄沙漠漠的古战场，只能出一些手持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的赳赳武夫，因而产生自卑心态，不求上进；事实上，古代的甘肃地区是一个人文极盛的地区，华夏文化的根就在甘肃，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其中七十二贤人中来自甘肃的就有石作蜀等三人。作者以此鼓励诸生不要妄自菲薄，而要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后来居上。
刘一明是个道士，他的对联道学气就十分浓烈。他所撰的兴隆山自在窝联：
老则无能，及早藏头退步；
虚而有益，须当洗垢涤尘。
这一联既是讲修仙学道，又是讲人生哲理。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着轰轰的炮声，如洪水猛兽般地滚滚而来，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此时，兰州士人也和全国各地士人一样，产生了一种忧患和激愤心理，表现在对联上，就是除继续吟颂山川名胜外，忧国忧民、抒发救国情怀、劝喻国民奋起、学习西方长处以富国强兵等方面的对联多了。
吴可读的兰州镇远桥联云：
天险化康衢，直为海市楼中现不住法；
河壖开画本，安得云梯关外作如是观。
清林则徐的金天观缮性园联云：
跳荡中原，万派激湍流剑外；
萧疏斜日，四山苍翠落尊前。
清黄毓麟的五泉山赛楼联云：
碧天曾补，黄土偶抟，问从来何事非戏？一曲传奇，作俑且休嘲优孟；绿水常流，青山自在，到此处几人留名？千秋怀古，开场端合唱嫖姚。
清升允的明肃王府凝熙园拂云楼联云：
砥柱溯中流，正持节河源，乘槎天上；
阳关歌一曲，看驱车绝塞，饮马长城。
清李秀芳的甘肃贡院联云：
是辅世雄才，忠昭护国，义著分闱，化洽儒林，恩垂庶政，湘雨挟衡云，直润遍陇坡东西，天水南北；
誓安民壮志，意切解悬，情殷济困，筹抒阃阈，泽普闾阎，干城绾玉塞，重新见卧龙策略，司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