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依然是那样地不可思议，像一艘沉浸在欢乐的泡沫里的航空母舰，豪华，复杂，骇人。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那一刻，广播里开始播放起了爵士乐。据说上海与纽约是两个世界上最具爵士气质的城市。这一点，我并不确定，但我能隐约地听到爵士乐彻夜不停地飘荡在这个我出生与成长的城市上空，像许许多多躁动不安被欲望折磨着的灵魂。
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第一刻，一股潮湿而燥热的空气猛地扑进我肺里，我像被轻微地击打了一下，一下子有些不习惯。
哲拉起我的手乘上机场巴士，然后一路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机场的出口。一眼看到在前方等候着的哲的秘书小林还有司机，在他们背后是一辆崭新的奔驰车。小林激动地冲我们挥挥手，然后跑过来接过哲手里那件比较沉的行李，领着我们上了车。
坐在车里，哲已开始进入了工作状态，与小林谈着公司里的事。我打开已有两三天没开的手机，看到了几条短信，李阿姨的，阿sa的，店里一个姓张的设计师，还有一个相熟的记者，快速地看了一遍，都是向我问好或约吃饭之类的，没什么大事。我重新又关上手机，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真正地从刚结束的旅途返回到这个我曾熟悉但现在变得有点陌生的城市。
看着车窗外飞快地掠过的绿树、花、巨型广告牌，呼吸着空气中那一丝受污染的气息，一直穿过芦浦大桥上了南北高架然后再是延安路高架，然后就到了我家附近那片熟悉的街区。看到我常去的那家超市，还有花店，水果店，报刊亭一一掠过，一派充满文明气息的优雅的街景。一刹那我不由得想，上海最令我留恋的可能只是那些24/7的便利店与洁白的抽水马桶。
到了我们公寓楼的前面，哲与我一起下了车，帮我将行李搬上了楼。他拿出钥匙，打开门，并不进屋，而是在门口亲了亲我的脸，说了声“过会儿我给你电话”就噔噔噔地跑下楼，消失了。
我把行李提进了门，然后用脚一磕，听到门在身后“砰”一下关上的声音。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把手袋往胖乎乎的舒适的丝绒沙发上一丢，紧接着自己也丢了上去，一下子陷入家的海洋。——真好，重新回到家的感觉……
抬起头看到走之前钉在墙上的与哲在威尼斯的合影，我的嘴浮上一个巨大的胜利的笑容，用手做了一个V字向着照片上的哲晃了晃。
今天是我与哲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在笔记本上这样记道。
这一天我起得很晚，醒来时哲已走了，在他那一边的枕头上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豆浆鸡蛋在桌上，冰箱里有水果色拉”，下面用近乎三岁小孩的技术画了这些东西。
我不禁哑然失笑。但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里慢慢地浮上了泪水。我捧着这张纸条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那正是心的地方。半个月前也是在这个枕头上，也是一张他写的纸条，但上面写着的内容却使我一下子摔入冰洞并为此踏上了找寻他的漫漫旅途，历经了艰难险阻后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一切都还是那样，我与哲像一对孪生子那样仿佛从没有分离过。
我走出卧室，先在餐桌上发现了豆浆与鸡蛋，又在厨房的冰箱里发现了水果色拉。把色拉拿出去放到餐桌上，然后我依旧穿着睡衣，在桌边坐下，开始静静地吃我重新回到上海后的第一顿早餐。每咀嚼一口，幸福的滋味就再一次在舌尖上得到印证。
窗外阳光正好，上海特有的法国梧桐已长得枝叶茂密，街区的某一户人家养的鸽子来来回回地在街道上空盘旋，而街道上的车辆行驶而过发出的隆隆声表明了繁忙的新一天的开始。
我伸了个懒腰，从餐桌边站起来，把空盘子拿进厨房。然后走进浴室跳进浴缸里冲澡。
从浴缸里出来后，我把头发干净利落地盘起来，在脑后高高地束一个髻，然后换上一身淡绿色的裙装，穿上最喜欢的Ferragamo米色尖头凉鞋，飞快地打开门下了楼。
到了外面，初夏已如玫瑰花苞一样，静静待放，空气里有股激情的但又被压抑着微妙的气息。一路上我步履轻快地走着，连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我也会送上一个微笑，当一个人快乐时他就会这么做。
到了我的服饰店，一眼看到李阿姨正在收银台低头忙着什么。玻璃门大开着，我站在门口，笑吟吟地敲敲门。她抬头一见到我，马上跑了出来。
“你总算回来了，”她抓住我的手，大声地嚷嚷着。
店里其他两个我雇用的女孩也跑了过来，跟我问好，我拍拍她们的肩说：“过去这一阵，你们辛苦了！”
“辛苦一点没关系，你能平安地回来就好。”李阿姨说着，把我引到收银台那边。
“正在记这个月的账吧？”我看了看台子上面的账簿问。
“对，店里上个月形势大好，特别是阿sa的设计卖得很热。”李阿姨满面春风，把账簿递给我。我接过，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开始慢慢翻看。她进了里屋去给我泡茶。我抬起头向店的四周扫了一眼，一切照旧，只是货架上多了些夏季新衣。
我站起来，走向那些新衣，逐一地拿下来看了一看。正看着，发觉四周少了什么，一眼看到音响，啊，是没有音乐。我从抽屉里众多CD中挑了一张BUDDHA BAR放进音响里，酷而轻灵的音乐在店里飘起。我不由得跳了一个舞步。
李阿姨端着茶从里屋走出来，见状笑了起来。她在店里尽心工作了几年，对我如同母亲一样可亲，同时又是一个能说知心话的朋友。我快乐的时候，她为我快乐，而我不开心的时候她也陪着我不开心。
我从她手里接过茶并道了谢。她静静地看着我喝茶，过了一会儿，她说，“魏小姐，你瘦了不少，在外面一定很辛苦。”
我开玩笑说：“以前一直减不了肥，现在减下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摇摇头，“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你这一路走得可不容易，”说到这里她突然想到了什么，说：“哦对了，你母亲不久前打来过电话，问你的手机号，我就给了。”
“知道了。”我随口应了一声。
这时有人走进了店里，她转身迎了上去，我重新在沙发上坐下翻看账簿。就像李阿姨说的那样，上个月的销售的确不错，其中阿sa的设计卖得最火。
我的手机这时响起，一看号码正是阿sa打来的。“你终于回来了。”她听上去心情愉快，“下午一起喝咖啡吧！”她提议，“顺便认识一下我的新男朋友。”我吃了一惊，然后很快地答应了。
找到阿sa在电话里说的那家咖啡馆，发觉是新开的。里面一切都闪闪发亮，飘着一股新装修留下的气味。有时想想一天之内上海可能会有上千家店铺关门大吉，而同时又会有上千家的新店家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我有时觉得这城市跑得真快，真疯狂。
很快地阿sa出现了，与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手拉手地走进来。我站起来与她抱了抱，她打量了一番我，我也打量了一番她，“漂亮！”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然后都笑起来。
她把那显然比她年轻的男孩介绍给我，他叫Jack，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软件设计师。我对取英文名字的中国年轻孩子向来不怎么理解，那么多的中国新一代放着好好的中文名不用，却纷纷地取了英文名字。而相比之下，说英语的西方孩子却没有几个有中文名字的。但现在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却有不少公司要求员工取上一个洋名字，我常去的那家SPA店里就有一大堆从农村来上海打工的女孩，她们连普通话也不太会说却都有着古怪的英文名字，当我躺在那里突然间想跟女孩聊上一两句时，常叫不上她的名字，是“Jasmine”、“Ginger”又或是“Cecile”呢？而她们的乡下父母从小替她们取的名字相比之下要好听得多。这是中国对西方开放后带来的其中一个极小但也极烦人的问题。
一坐下来，阿sa就急急地问我与哲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我一手托腮，另一手用食指与中指做了一个V手势。
她马上大笑起来，“我猜最终就会是这样嘛。像你这样狂奔千里追赶男朋友，感天动地啊，怎么会不成功呢？”
她笑得太厉害，把一些飞溅的唾沫星子扬到我的脸上。然后她止住了笑，表情认真地说：“我敢打赌，你们俩马上就会有天大的好事。等着瞧吧！”
我对她抱拳作揖，“托你的吉言。”
服务生送来了我们要的饮料，我与阿sa开始讲起生意上的事。她现在因名气陡升已有大商场发出让她的品牌入驻的邀请，她考虑接受。但仍然会在我的店里销售一部分的设计，那将会是一些设计更前卫更先锋的商品。因为常有打扮得特立独行、不同于大众品位的顾客来我的店里。
谈了一会儿生意上的事后，因为不想冷落她的新男朋友，阿sa转换了话题，讲起了与Jack一起参加的昨夜的一个由LV举办的派对。那是个众星云集的派对，她宣称道，神情间充满了沾沾自喜。
从一个无名的设计师一夜间获奖成名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交圈的开阔，生意上的成功，这些所带给阿sa生活上的影响，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之后她讲的那些明星的名字，那些美妙的香槟与音乐，我一概不感兴趣。
阿sa察觉到了我的不耐烦，就停了下来，看看我，确定我是患上了越来越常见的“城乡差异综合症”。因为见识了太多的农村与小城镇的风土人情，而一下子对上海产生了陌生感与冷漠感。我不置予评，看看安静得像科学怪人一样的Jack，又看看春风得意的阿sa，我不由得好奇地问：“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他们俩对视了一下，阿sa捅了捅男朋友的腰：“你说吧。”
Jack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才嗫嚅着讲了一遍他们相识的经过，听下来大致是这样的：他们是在一个交友网站上偶然认识的，当时Jack的网名叫“原子弹”，而阿sa的网名叫“生鱼片”。两个人一来一往地聊了很久，又互发了照片，两个小时后他们坠入情网。第二天就约在pizza hut见了面，当天晚上就……我听了后，对他们的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并不感到吃惊，因为类似的网恋故事在报章电视上比比皆是，只是对他们会约在pizza hut而感到不敢苟同，不明白上海人对pizza hut为什么如此情有独钟。
我脸上的表情似乎让阿sa有些失望，她再一次认为我真的有“城乡差异综合症”。
“只是还没有恢复过来。”我辩解道，的确旅途上的劳累依旧还残留了一部分在我身上。
她摇摇头，觉得我现在就是个无药可救的不喜欢城市的城市人。
过了一会儿，哲打电话来约我在一家餐馆吃晚饭，我答应了。
临分别前，站在咖啡馆的门口，阿sa突然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wei，”她认真地说，“我建议你这几天检查一下身体，你的脸色确实蛮糟糕的。尽管你依旧很漂亮。”她抱了抱我，然后放开我，对我眨了眨眼睛，拉着新男朋友的手走了。
